..續本文上一頁107-002】『菩薩本業經』(大正一０‧四四九中)。
注【107-003】『菩薩本業經』(大正一０‧四四七下)。
注【107-004】『諸菩薩求佛本業經』(大正一０‧四五一下)。『大方廣佛華嚴經』卷六(大正九‧四叁０下)。『大方廣佛華嚴經』卷一四(大正一０‧七０上)。
注【107-005】『大方廣佛華嚴經』卷六(大正九‧四叁一上)。『大方廣佛華嚴經』卷一四(大正一０‧七０中)。
注【107-006】平川彰『初期大乘佛教之研究』(五００)。 [P1053]
注【107-007】『增支部』「五集」(南傳一九‧一一一、一六四)。
注【107-008】『中阿含經』卷五『成就戒經』(大正一‧四四九下)。『增支部』「五集」『南傳一九‧二六八)。
注【107-009】「中部』(五叁)『有學經』(南傳一０‧一０九)。
注【107-010】『法鏡經』(大正一二‧一七上)。『郁迦羅越問菩薩行經』(大正一二‧二四下)。『大寶積經』卷八二『郁伽長者會』(大正一一‧四七叁下──四七四上)。
注【107-011】『法鏡經』所說不明。『郁迦羅越問菩薩行經』(大正一二。二六下)。
注【107-012】『法鏡經』(大正一二‧一八下)。『郁迦羅越問菩薩行經』(大正一二‧二六下)。『大寶積經』卷八二『郁伽長者會』(大正一一‧四七五下)。
注【107-013】『大寶積經』卷八二『郁伽長者會』(大正一一‧四八０上)。
注【107-014】『郁迦羅越問菩薩行經』(大正一二‧二七中)。
注【107-015】『法鏡經』(大正一二‧一七中)。
注【107-016】『中阿含經』卷九『郁伽長者經』(大正一‧四七九下──四八二下)。『增支部』「八集」(南傳二一‧八一──九０)。
注【107-017】『法鏡經』(大正一二‧一九上──中)。『郁迦羅越問菩薩行經』(大正一二‧二七上──中)。『大寶積經』卷八二『郁伽長者會』(大正一一‧四七七上)。
注【107-018】『郁迦羅越問菩薩行經』(大正一二‧二七中)。『大寶積經』卷八二『郁伽長者會』(大正一一‧四七七 [P1054] 上──中)。『法鏡經』(大正一二‧二二上)。
注【107-019】『法鏡經』(大正一二‧一九下──二０上)。『大寶積經』卷八二『郁伽長者會』(大正一一‧四七七中─ ─下)。
注【107-020】參閱『郁迦羅越問菩薩行經』(大正一二‧二九下──叁０上)。『大寶積經』卷八二『郁伽長者會』(大正一一‧四七九中)。
注【107-021】『法鏡經』(大正一二‧二０中)。『郁迦羅越問菩薩行經』(大正一二‧二八中──下)。『大寶積經』卷八二『郁伽長者會』(大正一一‧四七七下──四七八上)。
注【107-022】『大寶積經』卷八二『郁伽長者會』(大正一一‧四七七上)。
注【107-023】『郁迦羅越問菩薩行經』(大正一二‧二八上)。
注【107-024】『十住毗婆沙論』卷八(大正二六‧六二下──六叁上)。
注【107-025】『大寶積經』卷八二『郁伽長者會』(大正一一‧四七七下)。
注【107-026】『郁迦羅越問菩薩行經』(大正一二‧二七上)。
注【107-027】『法鏡經』(大正一二‧二一中)。
注【107-028】『法鏡經』(大正一二‧一九上──中)。『郁迦羅越問菩薩行經』(大正一二‧二七上)。『大寶積經』卷八二『郁伽長者會』(大正一一‧四七七上)。 「藏文譯本」，依平川彰『初期大乘佛教之研究』所引(五叁一)。 [P1055]
注【107-029】靜谷正雄『初期大乘佛教之成立過程』(叁七０)。
注【107-030】平川彰『初期大乘佛教之研究』(五二四──五二九)。
第二項 塔寺與塔寺比丘
在漢譯的經典中，寺，或「佛寺」、「寺塔」、「塔寺」、「寺廟」、「寺舍」等複合語，是大乘佛法主要的活動場所。平川彰博士『初期大乘佛教之研究』，經詳密的考辨，認爲寺是塔 stu^pa的對譯，不是viha^ra(毗诃羅，譯爲僧坊、精舍)與sam!gha^ra^ma(僧伽藍，譯爲僧園)(1)。鸠摩羅什Kuma^raji^va所譯『妙法蓮華經』，大致是相同的，只有「數數見擯出，遠離于塔寺」的塔寺，與梵本viha^ra不合，推爲梵本不同(2)。總之，認爲寺就是塔。這有關于初期大乘的實際情形，所以不嫌繁瑣，要表示我自己的見解。
「寺」，是中國字，是中國佛教的常用字。在中國佛教界，「寺」，到底是塔，是僧坊，或兼而有之？這個中國字，有本來的意義，引申的，習慣使用的意義。寺與stu^pa、viha^ra、sam!gha^ra^ma ，都不是完全相合的。所以，塔可以譯爲寺，而寺是不止于(供奉舍利的靈)塔的。先從事實上的稱呼說起：鸠摩羅什在長安逍遙園譯經，姚興分出一半園地，立「常安大寺」，大寺是僧衆的住處，決不是大塔，這是西元五世紀初了。早一些，道安出家弘法的時代，約爲西元叁 [P1056] 叁五──叁八五年。道安的時代，譯出『比丘尼戒本』，編在『出叁藏記集』卷一一『比丘尼戒本本末序』(大正五五‧七九下)說：
「拘夷[龜茲]國寺甚多……有寺名達慕藍[(百七十僧)]，北山寺名致隸藍(六十僧)，劍慕王新藍(五十僧)，溫宿王藍(七十僧)：右四寺，佛圖舌彌所統。……王新僧伽藍(九十僧……)。阿麗藍(百八十比丘尼)，輸若幹藍(五十比丘尼)，阿麗跋藍(二十尼道)：右叁寺比丘尼，統依舌彌受法戒」。
「比丘尼戒本」，是「僧純、昙充，拘夷國來……高德沙門佛圖舌彌許，得此比丘尼大戒及授戒法」。「太歲己卯，鹑火之歲，十一月十一日，在長安出此比丘尼大戒」(3)。譯經的時間，是西元叁七九年。龜茲是西域聲聞佛教的重鎮；比丘與比丘尼住處，龜茲稱爲「藍」──僧伽藍，在中國就稱之爲「寺」──「右四寺」，「右叁寺」，「拘夷國寺甚多」。在那時，僧衆的住處，中國習慣上是稱爲寺的。『高僧傳』的「道安傳」說：「至邺，入中寺，遇佛圖澄」。「安後于太行恒山，創立寺塔，改服從化者，中分河北」。「年四十五，複還冀部，住受都寺，徒衆數百，常宣法化」。「安以(襄陽的)白馬寺狹，乃改立寺，名曰檀溪。……建塔五層，起房四百」。「既至，住長安五重寺，僧衆數千，大弘法化」(4)。道安一生所住的，都是寺──「中寺」、「受都寺」、「白馬寺」、「檀溪寺」、「五重寺」。在恒山創立寺塔，襄陽建塔五層，都 [P1057] 是百、千僧衆共住的道場。支道林「晉太和元年閏四月四日，終于所住，春秋五十有叁」(西元叁一四──叁六六)。支道林弘法的時代，在西元四世紀中葉。『高僧傳』說：道林「還吳，立支山寺」。王羲之「請住靈嘉寺」。「于沃州小嶺，立寺行道；僧衆百余，常隨禀學」。「晚移石城山，又立棲光寺」(5)。比道安早一些的支道林，所住的也都稱爲寺，也有僧衆百余隨從。再早一些，竺法護譯經弘法的時代，依『出叁藏記集』，有明文可考的，從太始二年(西元二六六)譯『須真天子經』，到永嘉二年(西元叁０八)譯『普曜經』(6)。竺法護譯經的地點，是「長安青門內白馬寺」、「天水寺」；「洛陽城西白馬寺」；「長安市西寺」(7)等，主要在寺中譯出。同時代譯出的『放光經』，傳到「倉垣水南寺，……倉垣水北寺」，也是在寺譯出的(8)。『道行經後記』說：「洛陽城西菩薩寺中沙, 門佛大寫之」(9)。『般舟叁昧經』是漢光和二年(西元一七九)譯出的。『後記』說：「建安十叁年，于佛寺中挍定。…… 又言：建安(脫「十」字)叁年，歲在戊子，八月八日，于許昌寺挍定」(10)。從漢到晉，譯經多數在寺中。譯經，有口授(誦出)的，傳言(譯語)的，筆受的，校定的，古代是集體譯出的。在寺中譯出、校定，不可能只是供奉舍利的塔。『正法華經後記』說：「永熙元年(西元二九０)，……九月大齋十四日，于東牛寺中施檀大會，講誦此經，竟日盡夜，無不鹹歡」(11)。舉行布施大會，講經說法的東牛寺，一定是僧衆住處。總之，在可以考見的文獻中，中國早期的寺，是供佛(佛塔或佛像)、弘法、 [P1058] 安住僧衆的道場。
寺，可以是塔，卻不一定是塔，在古代譯典中，是有明文的，如『阿彌陀叁耶叁佛薩樓佛檀過度人道經』卷上(大正一二 ‧叁０一中)說：
「若分檀布施，繞塔燒香，散華然燈，懸雜缯彩，飯食沙門，起塔作寺」。
這是二十四願中的第六願。經中一再說到：「飯食諸沙門，作佛寺起塔」。「作佛寺起塔，飯食諸沙門」(12)。同本異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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