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107-002】『菩萨本业经』(大正一０‧四四九中)。

　　注【107-003】『菩萨本业经』(大正一０‧四四七下)。

　　注【107-004】『诸菩萨求佛本业经』(大正一０‧四五一下)。『大方广佛华严经』卷六(大正九‧四三０下)。『大方广佛华严经』卷一四(大正一０‧七０上)。

　　注【107-005】『大方广佛华严经』卷六(大正九‧四三一上)。『大方广佛华严经』卷一四(大正一０‧七０中)。

　　注【107-006】平川彰『初期大乘佛教之研究』(五００)。 [P1053]

　　注【107-007】『增支部』「五集」(南传一九‧一一一、一六四)。

　　注【107-008】『中阿含经』卷五『成就戒经』(大正一‧四四九下)。『增支部』「五集」『南传一九‧二六八)。

　　注【107-009】「中部』(五三)『有学经』(南传一０‧一０九)。

　　注【107-010】『法镜经』(大正一二‧一七上)。『郁迦罗越问菩萨行经』(大正一二‧二四下)。『大宝积经』卷八二『郁伽长者会』(大正一一‧四七三下──四七四上)。

　　注【107-011】『法镜经』所说不明。『郁迦罗越问菩萨行经』(大正一二。二六下)。

　　注【107-012】『法镜经』(大正一二‧一八下)。『郁迦罗越问菩萨行经』(大正一二‧二六下)。『大宝积经』卷八二『郁伽长者会』(大正一一‧四七五下)。

　　注【107-013】『大宝积经』卷八二『郁伽长者会』(大正一一‧四八０上)。

　　注【107-014】『郁迦罗越问菩萨行经』(大正一二‧二七中)。

　　注【107-015】『法镜经』(大正一二‧一七中)。

　　注【107-016】『中阿含经』卷九『郁伽长者经』(大正一‧四七九下──四八二下)。『增支部』「八集」(南传二一‧八一──九０)。

　　注【107-017】『法镜经』(大正一二‧一九上──中)。『郁迦罗越问菩萨行经』(大正一二‧二七上──中)。『大宝积经』卷八二『郁伽长者会』(大正一一‧四七七上)。

　　注【107-018】『郁迦罗越问菩萨行经』(大正一二‧二七中)。『大宝积经』卷八二『郁伽长者会』(大正一一‧四七七 [P1054] 上──中)。『法镜经』(大正一二‧二二上)。

　　注【107-019】『法镜经』(大正一二‧一九下──二０上)。『大宝积经』卷八二『郁伽长者会』(大正一一‧四七七中─ ─下)。

　　注【107-020】参阅『郁迦罗越问菩萨行经』(大正一二‧二九下──三０上)。『大宝积经』卷八二『郁伽长者会』(大正一一‧四七九中)。

　　注【107-021】『法镜经』(大正一二‧二０中)。『郁迦罗越问菩萨行经』(大正一二‧二八中──下)。『大宝积经』卷八二『郁伽长者会』(大正一一‧四七七下──四七八上)。

　　注【107-022】『大宝积经』卷八二『郁伽长者会』(大正一一‧四七七上)。

　　注【107-023】『郁迦罗越问菩萨行经』(大正一二‧二八上)。

　　注【107-024】『十住毗婆沙论』卷八(大正二六‧六二下──六三上)。

　　注【107-025】『大宝积经』卷八二『郁伽长者会』(大正一一‧四七七下)。

　　注【107-026】『郁迦罗越问菩萨行经』(大正一二‧二七上)。

　　注【107-027】『法镜经』(大正一二‧二一中)。

　　注【107-028】『法镜经』(大正一二‧一九上──中)。『郁迦罗越问菩萨行经』(大正一二‧二七上)。『大宝积经』卷八二『郁伽长者会』(大正一一‧四七七上)。 「藏文译本」，依平川彰『初期大乘佛教之研究』所引(五三一)。 [P1055]

　　注【107-029】静谷正雄『初期大乘佛教之成立过程』(三七０)。

　　注【107-030】平川彰『初期大乘佛教之研究』(五二四──五二九)。

　　第二项 塔寺与塔寺比丘

　　在汉译的经典中，寺，或「佛寺」、「寺塔」、「塔寺」、「寺庙」、「寺舍」等复合语，是大乘佛法主要的活动场所。平川彰博士『初期大乘佛教之研究』，经详密的考辨，认为寺是塔 stu^pa的对译，不是viha^ra(毗诃罗，译为僧坊、精舍)与sam!gha^ra^ma(僧伽蓝，译为僧园)(1)。鸠摩罗什Kuma^raji^va所译『妙法莲华经』，大致是相同的，只有「数数见摈出，远离于塔寺」的塔寺，与梵本viha^ra不合，推为梵本不同(2)。总之，认为寺就是塔。这有关于初期大乘的实际情形，所以不嫌繁琐，要表示我自己的见解。

　　「寺」，是中国字，是中国佛教的常用字。在中国佛教界，「寺」，到底是塔，是僧坊，或兼而有之？这个中国字，有本来的意义，引申的，习惯使用的意义。寺与stu^pa、viha^ra、sam!gha^ra^ma ，都不是完全相合的。所以，塔可以译为寺，而寺是不止于(供奉舍利的灵)塔的。先从事实上的称呼说起：鸠摩罗什在长安逍遥园译经，姚兴分出一半园地，立「常安大寺」，大寺是僧众的住处，决不是大塔，这是西元五世纪初了。早一些，道安出家弘法的时代，约为西元三 [P1056] 三五──三八五年。道安的时代，译出『比丘尼戒本』，编在『出三藏记集』卷一一『比丘尼戒本本末序』(大正五五‧七九下)说：

　　 「拘夷[龟兹]国寺甚多……有寺名达慕蓝[(百七十僧)]，北山寺名致隶蓝(六十僧)，剑慕王新蓝(五十僧)，温宿王蓝(七十僧)：右四寺，佛图舌弥所统。……王新僧伽蓝(九十僧……)。阿丽蓝(百八十比丘尼)，输若干蓝(五十比丘尼)，阿丽跋蓝(二十尼道)：右三寺比丘尼，统依舌弥受法戒」。

　　「比丘尼戒本」，是「僧纯、昙充，拘夷国来……高德沙门佛图舌弥许，得此比丘尼大戒及授戒法」。「太岁己卯，鹑火之岁，十一月十一日，在长安出此比丘尼大戒」(3)。译经的时间，是西元三七九年。龟兹是西域声闻佛教的重镇；比丘与比丘尼住处，龟兹称为「蓝」──僧伽蓝，在中国就称之为「寺」──「右四寺」，「右三寺」，「拘夷国寺甚多」。在那时，僧众的住处，中国习惯上是称为寺的。『高僧传』的「道安传」说：「至邺，入中寺，遇佛图澄」。「安后于太行恒山，创立寺塔，改服从化者，中分河北」。「年四十五，复还冀部，住受都寺，徒众数百，常宣法化」。「安以(襄阳的)白马寺狭，乃改立寺，名曰檀溪。……建塔五层，起房四百」。「既至，住长安五重寺，僧众数千，大弘法化」(4)。道安一生所住的，都是寺──「中寺」、「受都寺」、「白马寺」、「檀溪寺」、「五重寺」。在恒山创立寺塔，襄阳建塔五层，都 [P1057] 是百、千僧众共住的道场。支道林「晋太和元年闰四月四日，终于所住，春秋五十有三」(西元三一四──三六六)。支道林弘法的时代，在西元四世纪中叶。『高僧传』说：道林「还吴，立支山寺」。王羲之「请住灵嘉寺」。「于沃州小岭，立寺行道；僧众百余，常随禀学」。「晚移石城山，又立栖光寺」(5)。比道安早一些的支道林，所住的也都称为寺，也有僧众百余随从。再早一些，竺法护译经弘法的时代，依『出三藏记集』，有明文可考的，从太始二年(西元二六六)译『须真天子经』，到永嘉二年(西元三０八)译『普曜经』(6)。竺法护译经的地点，是「长安青门内白马寺」、「天水寺」；「洛阳城西白马寺」；「长安市西寺」(7)等，主要在寺中译出。同时代译出的『放光经』，传到「仓垣水南寺，……仓垣水北寺」，也是在寺译出的(8)。『道行经后记』说：「洛阳城西菩萨寺中沙, 门佛大写之」(9)。『般舟三昧经』是汉光和二年(西元一七九)译出的。『后记』说：「建安十三年，于佛寺中挍定。…… 又言：建安(脱「十」字)三年，岁在戊子，八月八日，于许昌寺挍定」(10)。从汉到晋，译经多数在寺中。译经，有口授(诵出)的，传言(译语)的，笔受的，校定的，古代是集体译出的。在寺中译出、校定，不可能只是供奉舍利的塔。『正法华经后记』说：「永熙元年(西元二九０)，……九月大斋十四日，于东牛寺中施檀大会，讲诵此经，竟日尽夜，无不咸欢」(11)。举行布施大会，讲经说法的东牛寺，一定是僧众住处。总之，在可以考见的文献中，中国早期的寺，是供佛(佛塔或佛像)、弘法、 [P1058] 安住僧众的道场。

　　寺，可以是塔，却不一定是塔，在古代译典中，是有明文的，如『阿弥陀三耶三佛萨楼佛檀过度人道经』卷上(大正一二 ‧三０一中)说：

　　 「若分檀布施，繞塔烧香，散华然灯，悬杂缯彩，饭食沙门，起塔作寺」。

　　这是二十四愿中的第六愿。经中一再说到：「饭食诸沙门，作佛寺起塔」。「作佛寺起塔，饭食诸沙门」(12)。同本异译…

《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与开展 第十三章 华严法门》全文未完，请进入下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