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近代佛教中的倫理思想(上)
高振農
佛教的倫理思想和道德觀念，是佛教教義中的重要組成部分。這是因爲佛教的倫理思想和道德觀念，主要體現在佛教的清規和戒律之中，而戒律是全部佛教教義經、律、論叁個組成部分之一。在我國，除了專弘戒律的律宗以外，其他各宗派，可以說無一不嚴守戒律。因此，接受不接受佛教的倫理思想和道德觀念，遵守不遵守佛教的戒律，乃是區別是不是佛教徒的重要標准。佛教倫理思想常用的基本概念有善與惡、染與淨、正與邪、迷與悟等等。其基本道德規範是五戒、十善，它是佛教清規戒律的重要內容。五戒，是佛教對信徒提出的基本道德要求，其內容是不殺生、不偷盜、不邪淫、不妄語、不飲酒。十善即十善業，它由五戒擴充而來，即除五戒中的前四戒外，增加不兩舌、不惡口、不绮語、不貪欲、不嗔恚、不邪見。與此相反即是十惡業。佛教的最高道德思想是“涅槃”，它是一種斷滅煩惱、沒有生死的永恒寂滅狀態。其道德基礎是“信”，認爲只有無條件信奉佛教教義及其道德規範才是“善”。其道德原則以“慈悲爲本”。大乘佛教道德把修行“六度”(布施、持戒、忍辱、精進、禅定、智慧)看成是從生死此岸到達涅槃彼岸的六種方法或途徑，並以此作爲衡量信徒善惡的標准。理想佛教道德的體現者是“菩薩”(“覺有情”)，他能普度衆生，具有“大慈大悲、救苦救難”的品質。
以上是佛教倫理思想和道德觀念的基本內容，爲佛教徒所信受奉行。近代以來，佛教的倫理思想和道德觀念，仍然是以此爲基本內容，但是，隨著社會的發展和時代的進步，佛教在倫理思想和道德觀念方面，除了繼承並發揚其原有的五戒、十善等大慈大悲、救苦救難的精神外，還特別強調了其中的某些內容，也提出了一些新的佛教倫理道德概念。其中比較重要的有“諸惡莫作，衆善奉行”(一切惡事都不要做，一切善事都要行)、“自利利他”(修行不僅是要使自己得到利益，還要給一切衆生以利益)、“愛國愛教”(佛教徒既要愛自己的祖國，也要愛自己信仰的佛教)、“人間佛教”(重視人間利益，用佛法精神去改造社會的佛教)、“莊嚴國土、利樂有情”(依據佛教教義，把最美好的東西和無量功德裝飾諸佛國土，給一切有情衆生以利益和快樂)等等。
在以上這些倫理思想和道德觀念的支配下，近代佛教界舉辦了一系列的慈善事業和社會福利事業，如舉辦孤兒院、慈幼院、佛教醫院、難民收容所以及各種各樣的慈善救濟團體等。特別是在抗日戰爭時期，一些佛教徒在“愛國愛教”、“諸惡莫作、衆善奉行”、“大慈大悲、救苦枚難”等佛教倫理思想的指導下，組織了僧侶救護隊，救護前線傷病員和難民；成立了佛教掩埋隊，掩埋爲國犧牲的戰士。某些慈善救濟團體所辦的難民收容所，除供給膳宿、治療疾病外，還進行抗日救亡的愛國教育，使得一部分難民投身到抗日救亡運動的前列。
近代佛教倫理思想和道德觀念是比較豐富的，有許多高僧和佛教居士發揮了這方面的思想，有的並身體力行，以佛教的倫理思想和道德原則指導著自己的修行實踐。其中比較著名的有：
弘一(一八八O—一九四二)法師，他的倫理思想是嚴守戒律，提倡念佛愛國。他在出家隆，即認爲佛教教義的精華在于戒律，因此大力弘揚南山律宗，研究律學。自己平時粗衣淡食，儉樸生活，專以利人爲樂事。特別是把弘揚佛教與抗日救國結合起來，提出“念佛不忘救國，救國不忘念佛”的主張。他的這一倫理思想，在當時佛教界影響很大。
冶開(一八五二—一九二二)法師，他的佛教倫理思想是主張佛道不向外求，專究根本，主張《壇經》的直揭本原之旨。亦就是要想成佛，只要求得自己的內心的覺悟即可，不必去誦經念佛，向外追求。他認爲根本既深，一切幻化都能消滅。但在修行實踐中，仍以“自利利他”、“利樂有情”、“大慈大悲”的佛教倫理道德精神爲准則。他熱心舉辦社會福利事業，曾不辭勞苦，募集巨款，親赴北方災區放賬，活人無算。他捐資支持修建橫跨大運河的大石橋——政和橋，方便行人；他與常州著名人士錢振煌臺辦平價售米，貼錢賠本，減輕群衆負擔；還舉辦天甯寺義務小學，爲貧窮兒童入學提供方便。總之，一切有利于群衆的事，他都樂意去做。
宗仰(一八六五—一九二一)法師，他的佛教倫理思想以“愛國愛教”爲重點。他在出家後，仍常與旅滬志士章太炎、蔡元培、鄒容等人住還，共商救國之策。又與維新派人士康有爲、梁啓超等人交往，贊成他們的變法活動。同時主編《蘇報》，倡言革命。一九O叁年《蘇報》案發生後，章太炎、鄒容被捕入獄，曾不顧個人安危，留滬多方營救，不成，遂離滬去日本暫避。在日本和孫中山一見如故，孫中山特辟樓下一室讓其居住。後孫中山離日赴檀香山，又慨然贈子二百元以壯行。未幾，加入同盟會，決意參加革命。一九一叁年宋教仁被刺身亡後，他曾作《宋殺憤言》和《討袁篇》，堅決主張討袁。所有這一切，都是在他的愛國愛教的倫理思想指導下進行的。
虛雲(一八四O—一九五九)大師，他的佛教倫理思想是提倡戒學，以“諸惡莫作，衆善奉行”爲修行的指南，以“護國護教，普度求生”爲修行的目的。他一生提倡戒學，認爲無論禅、淨、密、教，各個法門都要以持戒爲根本。如不持戒，不論修學甚麼，都是外道；不論如何修法，都不能成佛。因此，他所住持的寺院，都是年年說戒，月月誦戒，從不稍懈。他先後撰有《傳戒緣起》、《外來者不得參加之原因》、《開自誓受戒方便》、《戒法戒體戒行戒相》、《大小乘戒之同異》、《歸皈五戒)、《十戒、具戒、叁聚戒》等文，闡述了戒學方面的一些根本問題，發展了戒學的某些內容。他曾說：佛法以“明心見性”、“諸惡莫作，衆善奉行”爲最恰當。因爲“諸惡莫作，衆善奉行”，乃叁世諸佛攝化衆生之道軌，其基本要旨在于“自淨其意”。只有“明心見性”的人，才能真正做到“諸惡莫作，衆善奉行”。他還常說，佛教的慈悲教義，就是和平兩字的具體說明，因此，保衛世界和平，是我們佛教徒應盡的責任。這是人間佛教思想的充分體現。他還指出：廣大衆生“只因無量劫來，妄相執著，習氣深重，以致釋尊說法有四十九年，談經約叁百余會。但這些法門最大的目的，無非是治療宋生不同的貪、嗔、癡、慢等的習氣毛病。若能遠離這些，你即是佛，那有衆生的差別呢
古人說，氣方便有多門，歸元無二路”，也是這個道理。”(《在祝願世界和平法會上的開示》)這是說衆生平等，無論采用那一種修行方法，都可以獲得利益。
印光(一八六一—一九四O)大師，以弘揚往生西方極樂世界的淨土宗而聞名于世。但他也提倡佛法不離世間法。其倫理思想是融會儒佛，援儒人佛。平時他常以孔孟的人倫道德及念佛教人，認爲佛教包括了世間、出世間一切諸法，故應于父言慈，于子言孝，兄友弟恭，夫和婦順，主仁仆忠，人無論貴賤，都要各盡人道之分。他維護法門，不遺余力，恒以敦倫盡分，閑邪存誠，諸惡莫作，衆善奉行，真爲生死，發菩提心，深信因果，持齋念佛等語，教導弟子們，要他們不標新，不炫奇。這裏完全搬用了儒家叁綱五常的封建倫理道德觀念，來作爲佛教倫理思想的內容。
興慈(一八八一—一九五O)法師，他的佛教倫理思想是以“自利利他”爲宗旨，以“愛國愛教”爲准則，本著“大慈大悲”的精神，一生弘揚佛法不辍。他除了到處修建寺廟，以供僧衆修行外，曾于一九叁八年在上海與佛教界同道共同發起成立佛教同仁會，任會長。這一佛教慈善團體，重點是對難民、災民進行救濟。該會除賬濟災區難民、對本市火災區居民進行臨時救濟、收容外地來滬難民、對日軍封鎖區難民進行救濟、設立施診所爲貧病者施醫給藥外，還辦理施粥會，五年中受益貧民、難民達千余萬人。一九四五年抗戰勝利後，他滿懷激情寫下了《鑼鼓聲中慶祝勝利》一文，對日寇及漢好的暴行進行了揭露，對勝利後的和平進行了歌頌。文中說：“慨自民國二十六年(一九叁七)以來，寇氛肆虐，到處荼毒生靈，如同兒戲。軍事甫過，地方喘息未定，又複厲行種種苛政，榨取脂膏。在此期中，君子道清，小人道長，偏有不逞之徒爲利祿所餌，不惜日供醜類驅使，因之水益其深，火益其熱，增加民生痛苦。”如今“抗戰勝利，和平實現，不但中國抵于安甯，即寰球諸國無不抵于安甯，懿欤休哉!所謂四海升平，普天同慶，今其時矣。”其愛國愛和平的倫理思想，躍然紙上。此外，他還在法藏寺創辦慈光施診所等，以救濟貧民爲宗旨，聘請中西醫，施診給藥，爲病人服務。這是他“大慈大悲”的佛教倫理思想的充分體現。
應慈(一八七叁—一九六五)法師，他的佛教倫理思想以“愛國愛教”最爲突出。抗日戰爭時期，他在南京、上海等地弘法，敵僞曾幾次要他出面主持法會，他均以民族氣節爲重，斷然拒絕，高風亮節，爲世稱頌。在一九四叁年出版的僧侶抗戰工作史《奮迅集》再版序言中，他說：“當八·一叁抗戰軍興，凡我中華志土，莫不奮臂揮戈，拱街祖國，敵忾同仇，人懷雪恥之心，士無反頭之戀。斯時也，我佛教明眼知識，曾有僧侶救護隊之組織焉。旨在救世扶傷，實弘救世救人之大頤。”又說：佛教徒“當國家清平之時，自應隱逸清修，一旦有事，仍當作獅子吼奮迅以赴。”這是他救國愛民的佛教倫理思想的表達。應慈法師還主張佛法不離世間，巧把塵勞爲佛事。他說：“當知佛陀住世間，說出世間法，所以世、出世間一貫而已矣。道不遠人，人自遠之。若識得世間一切法，如夢如幻，了了分明，便可在塵勞作佛事，居火宅爲這場，豈可埋沒己靈，虛生浪死
”(《致弟子慧明居士書》)在他的佛教倫理思想中，也常融儒入佛，以佛釋儒。他說：“道德、仁義、禮樂、刑政八者，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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