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佛教中的伦理思想(上)
高振农
佛教的伦理思想和道德观念，是佛教教义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因为佛教的伦理思想和道德观念，主要体现在佛教的清规和戒律之中，而戒律是全部佛教教义经、律、论三个组成部分之一。在我国，除了专弘戒律的律宗以外，其他各宗派，可以说无一不严守戒律。因此，接受不接受佛教的伦理思想和道德观念，遵守不遵守佛教的戒律，乃是区别是不是佛教徒的重要标准。佛教伦理思想常用的基本概念有善与恶、染与净、正与邪、迷与悟等等。其基本道德规范是五戒、十善，它是佛教清规戒律的重要内容。五戒，是佛教对信徒提出的基本道德要求，其内容是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十善即十善业，它由五戒扩充而来，即除五戒中的前四戒外，增加不两舌、不恶口、不绮语、不贪欲、不嗔恚、不邪见。与此相反即是十恶业。佛教的最高道德思想是“涅槃”，它是一种断灭烦恼、没有生死的永恒寂灭状态。其道德基础是“信”，认为只有无条件信奉佛教教义及其道德规范才是“善”。其道德原则以“慈悲为本”。大乘佛教道德把修行“六度”(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看成是从生死此岸到达涅槃彼岸的六种方法或途径，并以此作为衡量信徒善恶的标准。理想佛教道德的体现者是“菩萨”(“觉有情”)，他能普度众生，具有“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的品质。
以上是佛教伦理思想和道德观念的基本内容，为佛教徒所信受奉行。近代以来，佛教的伦理思想和道德观念，仍然是以此为基本内容，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时代的进步，佛教在伦理思想和道德观念方面，除了继承并发扬其原有的五戒、十善等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的精神外，还特别强调了其中的某些内容，也提出了一些新的佛教伦理道德概念。其中比较重要的有“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一切恶事都不要做，一切善事都要行)、“自利利他”(修行不仅是要使自己得到利益，还要给一切众生以利益)、“爱国爱教”(佛教徒既要爱自己的祖国，也要爱自己信仰的佛教)、“人间佛教”(重视人间利益，用佛法精神去改造社会的佛教)、“庄严国土、利乐有情”(依据佛教教义，把最美好的东西和无量功德装饰诸佛国土，给一切有情众生以利益和快乐)等等。
在以上这些伦理思想和道德观念的支配下，近代佛教界举办了一系列的慈善事业和社会福利事业，如举办孤儿院、慈幼院、佛教医院、难民收容所以及各种各样的慈善救济团体等。特别是在抗日战争时期，一些佛教徒在“爱国爱教”、“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大慈大悲、救苦枚难”等佛教伦理思想的指导下，组织了僧侣救护队，救护前线伤病员和难民；成立了佛教掩埋队，掩埋为国牺牲的战士。某些慈善救济团体所办的难民收容所，除供给膳宿、治疗疾病外，还进行抗日救亡的爱国教育，使得一部分难民投身到抗日救亡运动的前列。
近代佛教伦理思想和道德观念是比较丰富的，有许多高僧和佛教居士发挥了这方面的思想，有的并身体力行，以佛教的伦理思想和道德原则指导着自己的修行实践。其中比较着名的有：
弘一(一八八O—一九四二)法师，他的伦理思想是严守戒律，提倡念佛爱国。他在出家隆，即认为佛教教义的精华在于戒律，因此大力弘扬南山律宗，研究律学。自己平时粗衣淡食，俭朴生活，专以利人为乐事。特别是把弘扬佛教与抗日救国结合起来，提出“念佛不忘救国，救国不忘念佛”的主张。他的这一伦理思想，在当时佛教界影响很大。
冶开(一八五二—一九二二)法师，他的佛教伦理思想是主张佛道不向外求，专究根本，主张《坛经》的直揭本原之旨。亦就是要想成佛，只要求得自己的内心的觉悟即可，不必去诵经念佛，向外追求。他认为根本既深，一切幻化都能消灭。但在修行实践中，仍以“自利利他”、“利乐有情”、“大慈大悲”的佛教伦理道德精神为准则。他热心举办社会福利事业，曾不辞劳苦，募集巨款，亲赴北方灾区放账，活人无算。他捐资支持修建横跨大运河的大石桥——政和桥，方便行人；他与常州着名人士钱振煌台办平价售米，贴钱赔本，减轻群众负担；还举办天宁寺义务小学，为贫穷儿童入学提供方便。总之，一切有利于群众的事，他都乐意去做。
宗仰(一八六五—一九二一)法师，他的佛教伦理思想以“爱国爱教”为重点。他在出家后，仍常与旅沪志士章太炎、蔡元培、邹容等人住还，共商救国之策。又与维新派人士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交往，赞成他们的变法活动。同时主编《苏报》，倡言革命。一九O三年《苏报》案发生后，章太炎、邹容被捕入狱，曾不顾个人安危，留沪多方营救，不成，遂离沪去日本暂避。在日本和孙中山一见如故，孙中山特辟楼下一室让其居住。后孙中山离日赴檀香山，又慨然赠子二百元以壮行。未几，加入同盟会，决意参加革命。一九一三年宋教仁被刺身亡后，他曾作《宋杀愤言》和《讨袁篇》，坚决主张讨袁。所有这一切，都是在他的爱国爱教的伦理思想指导下进行的。
虚云(一八四O—一九五九)大师，他的佛教伦理思想是提倡戒学，以“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为修行的指南，以“护国护教，普度求生”为修行的目的。他一生提倡戒学，认为无论禅、净、密、教，各个法门都要以持戒为根本。如不持戒，不论修学甚么，都是外道；不论如何修法，都不能成佛。因此，他所住持的寺院，都是年年说戒，月月诵戒，从不稍懈。他先后撰有《传戒缘起》、《外来者不得参加之原因》、《开自誓受戒方便》、《戒法戒体戒行戒相》、《大小乘戒之同异》、《归皈五戒)、《十戒、具戒、三聚戒》等文，阐述了戒学方面的一些根本问题，发展了戒学的某些内容。他曾说：佛法以“明心见性”、“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为最恰当。因为“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乃三世诸佛摄化众生之道轨，其基本要旨在于“自净其意”。只有“明心见性”的人，才能真正做到“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他还常说，佛教的慈悲教义，就是和平两字的具体说明，因此，保卫世界和平，是我们佛教徒应尽的责任。这是人间佛教思想的充分体现。他还指出：广大众生“只因无量劫来，妄相执着，习气深重，以致释尊说法有四十九年，谈经约三百余会。但这些法门最大的目的，无非是治疗宋生不同的贪、嗔、痴、慢等的习气毛病。若能远离这些，你即是佛，那有众生的差别呢
古人说，气方便有多门，归元无二路”，也是这个道理。”(《在祝愿世界和平法会上的开示》)这是说众生平等，无论采用那一种修行方法，都可以获得利益。
印光(一八六一—一九四O)大师，以弘扬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净土宗而闻名于世。但他也提倡佛法不离世间法。其伦理思想是融会儒佛，援儒人佛。平时他常以孔孟的人伦道德及念佛教人，认为佛教包括了世间、出世间一切诸法，故应于父言慈，于子言孝，兄友弟恭，夫和妇顺，主仁仆忠，人无论贵贱，都要各尽人道之分。他维护法门，不遗余力，恒以敦伦尽分，闲邪存诚，诸恶莫作，众善奉行，真为生死，发菩提心，深信因果，持斋念佛等语，教导弟子们，要他们不标新，不炫奇。这里完全搬用了儒家三纲五常的封建伦理道德观念，来作为佛教伦理思想的内容。
兴慈(一八八一—一九五O)法师，他的佛教伦理思想是以“自利利他”为宗旨，以“爱国爱教”为准则，本着“大慈大悲”的精神，一生弘扬佛法不辍。他除了到处修建寺庙，以供僧众修行外，曾于一九三八年在上海与佛教界同道共同发起成立佛教同仁会，任会长。这一佛教慈善团体，重点是对难民、灾民进行救济。该会除账济灾区难民、对本市火灾区居民进行临时救济、收容外地来沪难民、对日军封锁区难民进行救济、设立施诊所为贫病者施医给药外，还办理施粥会，五年中受益贫民、难民达千余万人。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后，他满怀激情写下了《锣鼓声中庆祝胜利》一文，对日寇及汉好的暴行进行了揭露，对胜利后的和平进行了歌颂。文中说：“慨自民国二十六年(一九三七)以来，寇氛肆虐，到处荼毒生灵，如同儿戏。军事甫过，地方喘息未定，又复厉行种种苛政，榨取脂膏。在此期中，君子道清，小人道长，偏有不逞之徒为利禄所饵，不惜日供丑类驱使，因之水益其深，火益其热，增加民生痛苦。”如今“抗战胜利，和平实现，不但中国抵于安宁，即寰球诸国无不抵于安宁，懿欤休哉!所谓四海升平，普天同庆，今其时矣。”其爱国爱和平的伦理思想，跃然纸上。此外，他还在法藏寺创办慈光施诊所等，以救济贫民为宗旨，聘请中西医，施诊给药，为病人服务。这是他“大慈大悲”的佛教伦理思想的充分体现。
应慈(一八七三—一九六五)法师，他的佛教伦理思想以“爱国爱教”最为突出。抗日战争时期，他在南京、上海等地弘法，敌伪曾几次要他出面主持法会，他均以民族气节为重，断然拒绝，高风亮节，为世称颂。在一九四三年出版的僧侣抗战工作史《奋迅集》再版序言中，他说：“当八·一三抗战军兴，凡我中华志土，莫不奋臂挥戈，拱街祖国，敌忾同仇，人怀雪耻之心，士无反头之恋。斯时也，我佛教明眼知识，曾有僧侣救护队之组织焉。旨在救世扶伤，实弘救世救人之大颐。”又说：佛教徒“当国家清平之时，自应隐逸清修，一旦有事，仍当作狮子吼奋迅以赴。”这是他救国爱民的佛教伦理思想的表达。应慈法师还主张佛法不离世间，巧把尘劳为佛事。他说：“当知佛陀住世间，说出世间法，所以世、出世间一贯而已矣。道不远人，人自远之。若识得世间一切法，如梦如幻，了了分明，便可在尘劳作佛事，居火宅为这场，岂可埋没己灵，虚生浪死
”(《致弟子慧明居士书》)在他的佛教伦理思想中，也常融儒入佛，以佛释儒。他说：“道德、仁义、礼乐、刑政八者，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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