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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禅”與青年自我開發(程長川)

  “參禅”與青年自我開發

  程長川

  

  本文試從文化精神和思想方法的角度,分析考察“禅”的特點與當代青年思想契合之處,對“如何利用優秀傳統文化教育自當代青年”這一命題,從理論上作了一種嘗試性的回答,並提出了一些具體的實現途徑和操作方法。

  ——作者按語

  近幾年來,禅宗和它的思想,受到了人們越來越多的關注和重視。無論在中國還是海外,東方還是西方,“禅”都是文化界的一個熱門話題,談禅論道幾乎成了一種流行的時尚。

  流行的未必都有價值,但流行都有流行的理由。“禅”,作爲一種宗教色彩很濃的東方傳統文化和修行方法,爲什麼會引起宗教感情日益淡化的現代人如此的興趣和重視呢

  

  帶著這個問題,今年8月,我參加了中國佛教協會在河北趙縣柏林禅寺舉辦的第二屆生活禅夏令營。平心而論,趙縣的經濟並不發達,環境汙染卻很嚴重,也沒有名山大川可供觀光遊覽。八月酷暑,正在修複中的柏林禅寺生活條件更是艱苦:沒床,沒蚊帳,沒電扇,還不時停水停電,但它卻吸引了來自全國20多個省市的150多名“禅”的愛好者。(報名人數是實際參加人數的6倍多。舉辦單位未作任何宣傳廣告。)營員中,年齡在30歲以下的青年占80%以上,大專以上文化的超過70%,大部分是在校的大學生、研究生,還有不少人是第一屆“生活撣”夏令營的營員。爲期7天的夏令營活動,坦率地說,要求是很嚴格的:每天晚上十點按時熄燈就寢,清晨四點半准時起床,白天上殿,“用齋”(就餐),“出坡”(勞動),聽課坐禅,安排非常緊湊。可以說,夏令營生活不僅清苦,而且辛苦。但出人意料的是,習慣于“九叁”生活方式(上午九點起床,午覺睡到下午叁點)的大學生,在這裏卻都能很好地接受“叢林生活”的嚴格考驗,所有活動都能按照計劃有條不紊地進行,其組織紀律性比大學生軍訓有過之而無不及。所不同的是,這裏沒有任何外在的監督和紀律的約束,全憑每個人內心的自覺和自律。活動結束後,調查問卷顯示,幾乎100%的營員都表示:下次還來。

  “禅”,對當代青年,尤其是知識青年竟有如此的吸引力和感召力!

  于是,作爲青年思想教育專業的學生,我開始思考另外一個問題——作爲愛好“禅”的現代青年應該怎樣通過學禅、“參禅”,從中吸收有益的營養,更好地開發自己的潛能

  作爲青年工作者,應該怎樣從古老的東方傳統文化--“禅修”中獲得啓示,更好地引導青年進行自我認識、自我淨化、自我教育和自我開發

  

  一、禅是什麼

  

  青年自我開發,就是青年利用自身的覺悟、智慧和力量開發自己各方面的潛能。

  要討論“參禅”對青年自我開發的價值和意義,首先要回答———什麼是禅

  或者——禅是什麼

  

  但,這是一個沒有答案的問題,因爲禅門曆來認爲“禅”是不可言說,無法定義的,所謂“如人飲水,冷暖自知”、“說是一物即不中”。其實,曆代撣師對“禅”下過無數的“定義”,類如:“幹屎橛”、“麻叁斤”等等,五花八門,千奇百怪,但所有的“定義”其實都無非是用不同的語言重複相同的結論——“禅”是無法定義的。

  爲什麼呢

  

  這與“禅”的曆史傳統和表達方式有關。

  禅學界一般認爲,“禅”的發展大致經曆了叁個曆史階段和叁種曆史形態。從印度本土佛教到達摩東來,一直發展到五祖弘忍,是禅宗發展的第一階段,稱爲“如來清淨禅”。“如來禅”還保留著印度佛教的許多特點,(“如來”就是“如其本來”)帶有濃厚的宗教色彩和思辨理性的特性,但“禅”的基本特性已經包含在其中,那就是——“不立文字,教外別傳,直指人心,見性成佛”。

  印度佛教在與中國本土文化的碰撞和交流中,吸收了儒、道諸家的思想,發展成爲中國化的佛教,從內容與形成上逐漸完成了印度佛教與中國文化的融合。從六祖惠能(亦作慧能,638—713年)開始,中國的禅宗進入了一個嶄新的曆史階段。佛教經典的權威不存在了,代之而起的是“祖師”(禅師)的語錄,這一階段的禅也就被稱爲“祖師禅”。“祖師禅”擺脫了宗教形式的束縛,甚至開始脫離宗教的內容,不禮佛,不跪拜,不念經,不燒香、不坐禅,甚至“呵佛罵祖”,“劈佛作柴”,一切都強調自力更生,自己作主。這種中國化了的禅宗,符合中國人的思維特點和價值取向,深受中國人的喜愛。它的社會影響不斷擴大,特別是“會昌法難”以後,禅宗幾乎取代了其他所有佛教宗派,“禅”成爲中國佛教的別名。禅宗在唐代發展到鼎盛之勢,並開始向海外傳播。

  第叁個發展階段是“現代禅”。“現代禅”的形式和內容與宗教的聯系都更少了,著重面對現實人生,提倡“禅”的精神、心態和方法。臺灣耕雲先生首倡的“安祥禅”,以“安樣的心態”爲核心;淨慧法師首倡的“生活禅”,以“覺悟人生、奉獻人生”爲旗幟,都幾乎不帶宗教色彩。“現代禅”的實質是:運用禅的精神和方法,分析、解決現代人在現實生活中遇到的種種障礙和問題。“現代禅”可以說是脫去了“禅宗”的外衣,只留下“禅”的內核,它符合現代人的心理特征,貼近現實生活,很有現實感、親切感,所以在紛纭變幻的現代生活中贏得了越來越多的“信徒”。可以預言,在未來的幾十年中,“禅”的全面複興將是一個不以人的意志爲轉移的曆史趨勢。

  “禅”的發展史就是“禅”適應時境變遷而不斷調整自身的內容與形式的曆史,就是“禅”一步步從“禅宗”的宗教外衣中抽身出來,更加充滿新鮮活力的曆史。在“禅”的各個發展階段和曆史形態中,其表現形式和表達方式雖然各異,但“禅”的基本特征和文化精神是一貫的,不變的。

  那麼,什麼是“禅”的基本特征和文化精神呢

  

  首先,“禅”的特點表現在文字上有一種飄逸感,在文學和藝術上充滿了性靈的閃爍;其次,在認知方法上,反對純理性思維,強調直覺把握和實踐理性,在思維方法上不拘泥,不執著,時時內現出創造性思維的火花;另外,在生活境界上追求一種“超越感”——既“入世”,又“出世”,既認同社會公認的價值,沒有驚世駭俗的學說,而是實實在在地關心現實人生,使“禅”貼近生活,活潑可親,同時又超脫于現實生活中的具體事務和價值,沒有宋明儒學那種非人本、反人性的“價值壓迫”和“異化”。

  “禅”的這些基本特征是其文化精神的外在表現,“禅”的文化精神比較完整地體現在六祖慧能提出的“即心即佛”、“頓悟成佛”、“佛法在世間,不離世間覺”的思想中,可以概括爲六個字:平等、自主、創新。

  平等

  相傳六祖慧能第一次參見五祖弘忍時,五祖問他“汝是何方人

  ”六祖回答,“弟子是嶺南人。”五祖又問:“你來幹什麼

  ”慧能答:“不求余物,唯求作佛。”五祖再問:“你是嶺南人,又是獦獠(少數民族),如何堪作佛!”六祖當仁不讓地反駁:“人有南北,佛性豈有南北!”——這種“佛性平等”、“人皆可成佛”的思想,充分反映了禅宗的平等觀。

  “禅”的平等觀來源于大乘佛教的思想。大乘佛教認爲,“萬法平等”——人與物,人與人,老師與學生,好人與壞人,君子與小人,聖人與凡人都是平等的,所謂“在聖不多,在凡不減”——人和人沒有本質的區別,從潛在的可能上說,只要努力,人人都可以成“佛”(大徹大悟的人,而非神)。常人與“佛”的區別在于“悟”與“未悟”,一旦“了悟”,就可“轉凡爲聖”,“立地成佛”。且不說這種絕對的“平等觀”偏頗與否,它對處于“社會邊緣人”角色的青年人是很有感召力和誘惑力的,因爲它從理論上揭示了青年自我設計的巨大空間和青年自我開發的無限可能,激勵青年人積極向上,奮力開拓,不斷進取——你想成爲什麼,你就可以成爲什麼,你的未來就是你現在設計的藍圖,你明天的收獲就是依你今天的耕耘和播種。

  自主

  既然“萬法平等”,既然“在聖不多,在凡不減”,那麼,我們誰都沒有理由充當別人的“救世主”,也沒有理由讓別人來主宰、支配自己的命運,一切都是自己作主,自己負責。禅門認爲,人的命運操于自己,“要知過去因,現在受者是;要知未來果,現在作者是。”蘇東坡問佛印禅師,“人持念珠念觀音,觀音持珠念何人

  ”佛印答:

  求人不如求已。”這些無不充分體現了禅的自主精神。在這裏既無超自然的神靈,沒有先知先覺的聖人,也沒有宿命的迷信色彩,一切都是自己造就的:自力更生,事在人爲。

  禅門提倡“疑而不信”(世界上所有宗教都以“信”爲基礎,唯獨禅宗例外。),對“祖師”,對“佛陀”的說教也可以大膽懷疑,甚至發展到“呵佛罵祖”的極端形式。對待學生提問,禅師常常會給予一種與問題毫不相幹,令人莫名其妙的答複,(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

  答:庭前柏樹子。)或者幹脆不回答,而是以某種動作,例如打學生一拳、一棒或大喝一聲,取代語言。我認爲,這不是故弄玄虛或格守“不立文字”的傳統(“不立文字”並非“不用文字”),其主要目的,是要“逼”學生在百思不得其解之後自己去獨立參省,自己去尋求答案,以達到“豁然開釋”,而不是求助于老師的權威。

  “禅”不僅承認人的自主性,高揚人的自主性,而且還千方百計,想方設法地把這種“自主精神”體現在“說法”、“參禅”的整個過程中。難怪一位參加過“生活禅夏令營”的大學生很有感觸地說:“我們的軍訓教官和輔導員都應該向大和尚好好學習。”

  創新

  既然“萬法平等”,對任何權威和偶像(如“佛”、“祖師”或“佛經”)的崇拜也就失去了基礎。“佛”不僅可以學習,而且可以超越,對任何東西都沒有“執著不放”的理由。這就爲創新掃除了最大的障礙——心靈的封閉與束縛。

  所以,“禅”不僅是“自主”的,而且是“自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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