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奘法師傳略
玄奘這個名字和我國的佛教以及印度的佛教，結下了不解之緣。
佛教從東漢時傳入我國，發展到隋朝，是個由廢而興的大轉折時期。隋文帝在位時，大力提倡佛教，因此，當時寺院林立，講經說法、研究佛學盛行于世。佛教被朝野上下的大多數人所接受。因而使“天下之人，從風而靡，竟相景慕”。
玄奘－－一個偉大的旅行家、思想家，翻譯家，中印文化交流的使者，便産生在這一曆史時代。
玄奘在隋文帝楊堅開皇二十年(公元六〇〇年)誕生于洛州缑氏遊仙鄉控鶴裏鳳凰谷陳村(亦名陳堡谷。今河南偃師縣的陳村)。俗姓陳，名樟。兄弟四人，其排行第四。父親陳惠，當時做江陵縣(今湖北江陵縣)令，是一位深谙儒學之士。
陳祎五歲那年，母親病故，便失去了依恃。第二年，陳惠爲了幼子的健康成長，放棄了仕途、“解職歸裏”，回到了河南老家。當陳祎八歲時，陳惠便教他學《孝經》。至其學到“曾子避席”之時，陳祎“急整襟而起”。陳惠問他爲何如此
陳祎回答說：“曾子聞師命避席，祎今奉慈訓，豈宜安坐。”陳惠對于陳祎如此幼小的年紀。便能言行必果，敬師尊教的行爲，知其必與先哲齊肩，感到無限的高興和幸福。此後陳惠又教陳祎攻讀經史。陳惠以儒家“克己”“爲人”的處世哲學，克勤克精的學習作風，通過自身的言傳身敦，在陳祎幼小的心靈中打下了深深的烙印。
隋炀帝大業五年(公元六〇九年)陳祎十歲那年，其父陳惠與世長辭。童年的陳祎，又一次失去了親人
隋炀帝大業六年(公元六一〇年)便是陳祎一生中轉折的一年。這一年，其兄陳素，在東都(洛陽)淨土寺做和尚，法號長捷。長捷便將陳祎帶入寺內，承擔起護養幼弟的責任。長捷是個不平凡的和尚，他不僅佛學造詣深，而且還“兼通書傳，尤善老莊”。陳祎從此便跟其兄學《維摩诘經》和《法華經》。
一、訪師求學
大業十八年(公元六二二年)大理寺卿鄭善果奉敕到洛陽剃度二十七名和尚，當時要求剃度的有數百人，遠遠超過了預定的人數。十叁歲的陳祎以他強烈的求知欲和聰明才學，博得了鄭善果的賞識，被破格入選，做小沙彌，取法名玄奘，開始了他的出家生涯。以後，玄奘在淨土寺聽景法師講《涅槃經》，跟嚴法師學《攝大乘論》。每當法師講過之後，他便複講，闡述義理，譯盡透徹，贏得了大衆的欽佩。
公元六一八年唐高祖李淵登基，國號武德。由于隋末的農民起義，洛陽屢遭兵亂。該年春季，玄奘和其兄長捷同赴長安。到長安後聽說天下名僧多聚蜀地，又轉往成都。從道基學《毗昙》。道基(公元五七？～六叁七年)是精通《涅槃》《地論》的精嵩的弟子。道基當時在成都威望很高，他著有《攝論序》和《攝大乘義章》八卷(今殘存四卷)。與此同時在成都弘揚《攝論》的寶邏，也頗有聲望，玄奘繼續從寶邏學習《攝論》。
武德叁年(公元六二〇年)玄奘二十一歲，在成都受具足戒，“坐夏學律”。從此玄奘由沙彌而成爲一名比丘。
第二年(公元六二一年)玄奘與二兄長捷同往成都定慧寺，繼續潛心佛理，深入叁藏。在成都前後約五年時間內，玄奘一面受學。 一面講學，得到了當地大多數僧衆的好評，名聲也因此大著。公元六二叁年玄奘自成都沿長江東下至湖北荊州，住天皇寺講授《攝論》和《毗昙》。從夏至冬，半年時間內各講了叁遍，《毗昙》是印度小乘佛教薩婆多部的論藏。玄奘不僅深研大乘“空”“有”二宗的教理，而且對小乘的理論也非常重視。其志在探求佛教之本源，融合各宗派的思想。
當時國內大乘有宗主要盛行的是地論學派和攝論學派。地論學派的起源是在北魏，以弘揚《十地經論》爲主。此論是世親聽其兄無著講《十地經》有省而著。北魏宣武帝永平九年(公元五〇八年)由北印度僧菩提流支、中印度僧勒那摩那提、北印度僧佛陀扇多在洛陽太極殿譯出十二卷《十地經論》，傳播弘揚大乘有宗教理，主張如來藏緣起說。開創了地論學派。由於他們叁人的見解不同，各有傳授，因此又分裂爲南北兩道派系。
地論北道的開山祖師是道宏，他受學于菩提流支，在相州(今河北臨漳縣西南的邺鎮)以北傳授《十地經論》。主張佛性始有說。認爲阿賴耶識是諸法的依持， 一切法由它生起，雖和如來藏無別，但不具是如來藏一切功德，衆生要待新熏成佛而後始得。建立第九識阿摩羅識。
地論南道的始祖爲慧光，他受學于勒那摩提。在相州以南傳授《十地經論》。主張佛性本有說。認爲阿賴耶識即真如佛性，爲一切法的依持，生一切法，如來藏一切功德與生俱有。
攝論學派開創於真谛翻譯《攝大乘論》而形成。這派主張無塵唯識。認爲第八阿賴耶識是妄識，此中有一分純淨之識，爲第九阿摩羅識，即無垢識，真如佛性。衆生通過對洽染分增長淨分，證入阿摩羅識即成佛。因此和地論北派相近，後來兩派合一。真诋門下弟子衆多，最著名的是道尼。道尼是真谛在廣州的最後一個弟子，講授《攝論》名揚海內。隋文帝有感於他的聲望，在開皇十年(公元五九〇年)下诏令道尼住長安大興善寺弘揚《攝論》。因此真谛之學在京師得以大盛，由南方發展到了北方。攝論學師衆多，遍及南北各地，各家學說觀點也不盡一致。玄奘主要師事攝論諸師。
武德七年(公元六二四年)玄奘離開湖北荊州繼續沿長江東下至揚州、吳會等地參訪求學。在參學期間，聽說道尼的再傳弟子慧休在相州弘揚攝論。玄奘認爲相州是地論學派的中心，很有必要到相州去學習，因此，北上相州從慧休學習《攝論》和《雜心論》及兼修《地論》。一年以後，慧休見玄奘才思過人，求知無厭，志在堂奧，便介紹他到道嶽處學習。道嶽師承攝論和俱舍，是道尼最得意的門生，尤其擅長《俱舍論》。道尼當時在長安講學，玄奘便啓程去長安。途經趙州時遇見道深，跟道深學《成實論》武德九年(公元六二六年)玄奘抵達長安。長安是攝論學派的中心地。玄奘不僅跟道嶽學習《俱舍論》，而且還從攝論學派論師法常學習《攝論》，從僧辯學習《俱舍論》。另外跟玄會學習《涅槃經》。
此時的玄奘已經走遍了全國的大江南北，偏谒衆師，備餐其說，跟天下名師學遍了大小乘經論、諸家學說。玄奘認爲國內雖然學風很盛，宗派林立，但各雲其是，多有分歧，互相矛盾。不僅同出于無著、世親的地論和攝論的觀點不同，就是地論也有南北兩道觀點不一致。玄奘在《啓奏高昌王表》中說：“遂使雙林(涅槃) 一味之旨，分成當現二常，大乘不二之宗，折爲南北兩道。紛纭爭論，凡數百年，率土懷疑，莫有匠決”。而且在翻譯的數量和質量上也存在著大量的問題。如果要依經典來考察認定誰是誰非，也很難確定，“譯考其義，各擅宗途，驗之聖典，莫之適從”。因此，玄奘認識到要統一大小乘各宗各派的學說，首先要重新整理翻譯經典，增加經論的數量，提高翻譯質量，才能使人們有法可依，有章可循。現存經論使人莫知適從的主要原因是“遠人來譯，音訓不同。去聖時遙，義類差舛。”當時翻譯經論主要是依靠西域人，由西域人口誦，漢人執筆。由于語言文字的障礙，再加上執筆人在理解上容易産生錯誤，不能直接反映出原始經論的精神面貌，因此多有遊離遺漏的乖誤。要翻譯好經論，正確傳達經論的思想，只有精通梵、漢兩國語言，精通佛教教理，才能做到。玄奘爲了解決諸家爭議，澄清內心多年的疑窦，萌發了到印度求法取經的志願。
武德九年，高平王出使上蕃，帶回了印度僧人波頗密多羅。波頓密多羅是印度那爛陀寺戒賢法師的弟子。奉诏在長安大興善寺翻譯佛經。玄奘經常前去拜訪，咨詢問疑。波頗密多羅向玄奘詳細介紹了那爛陀寺的盛況，以及印度的一些佛教現狀。他倆都是大乘有宗的學者，因此波頓密多羅又向玄奘介紹了印度大乘有宗最主要的一部著作《瑜伽師地論》。《瑜伽師地論》是孺勒爲無著聽說，共有一百卷，它反映了瑜伽(大乘有宗)學派的全部思想，對瑜伽思想的論述全面精湛，是瑜伽派的根本論典。當時國內對《瑜伽師地論》的翻譯，只有真谛翻譯的《十七地論》五卷，只相當于《瑜伽師地論》中的“五識相應地”和“意地”兩個部分的內容。另外，昙無忏翻譯的《地持論》十卷。從數量上來看，與印度那爛陀寺所存的《瑜伽師地論》相比是遠遠不夠的。如果能將《瑜伽師地論》正確無誤地原原本本翻譯過來，介紹給國內的讀者，那麽國內的瑜伽學派的思想就有可能得到統一，爭論可以平息，認識能夠得到進一步的提高。玄奘聽了很受鼓舞，決心不憚艱危，前往印度那爛陀寺學法，並取未至的佛經。
二、西行取經
公元六二七年，唐太宗李世民登基，改國號爲貞觀元年。鑒于唐王朝的統一事業剛剛完成，國家還不穩定，便進行了一系列有效的政治措施。一方面偃武修文，扶植宗教，發展經濟。另一方面穩定民生，嚴守關隘，媾和四方。該年玄奘結侶陳表，奏請皇上恩准遠去印度求法。由于國家號令嚴禁百姓出蕃，因此沒有得到批准。仆射蕭瑀以玄奘是佛教界一位難得的人士，孚有聲望，奏請皇上令玄奘住莊嚴寺弘法。因玄奘志在西行，婉言謝絕。至秋季八月，長安等地發生災情，唐太宗“下敕道俗，隨豐四出”。玄奘便乘此機會發輛西行。
玄奘從長安出發，曆經秦州(今甘肅天水)藍州(今甘肅臯藍)至涼州(今甘肅武威縣)。涼州是唐朝邊塞要鎮，把守極嚴。玄奘被困涼州。由于道俗的請求，玄奘講了一個月的《涅槃》、《攝論》和《般若經》當時正值朝廷下诏調回涼州都督宇文士及，令李大亮前往就任。玄奘在李大亮到任前混出了涼州城，向瓜州(今甘肅安西縣東南)進發。玄奘到了瓜州，看到由涼州發來的通輯令雲：“有僧字玄奘，欲入西蕃，所在州縣，宜嚴候捉。”因此不敢露面，焦急萬分，想盡快離開此地。 一天正巧碰上胡人西盤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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