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奘法师传略
玄奘这个名字和我国的佛教以及印度的佛教，结下了不解之缘。
佛教从东汉时传入我国，发展到隋朝，是个由废而兴的大转折时期。隋文帝在位时，大力提倡佛教，因此，当时寺院林立，讲经说法、研究佛学盛行于世。佛教被朝野上下的大多数人所接受。因而使“天下之人，从风而靡，竟相景慕”。
玄奘－－一个伟大的旅行家、思想家，翻译家，中印文化交流的使者，便产生在这一历史时代。
玄奘在隋文帝杨坚开皇二十年(公元六〇〇年)诞生于洛州缑氏游仙乡控鹤里凤凰谷陈村(亦名陈堡谷。今河南偃师县的陈村)。俗姓陈，名樟。兄弟四人，其排行第四。父亲陈惠，当时做江陵县(今湖北江陵县)令，是一位深谙儒学之士。
陈祎五岁那年，母亲病故，便失去了依恃。第二年，陈惠为了幼子的健康成长，放弃了仕途、“解职归里”，回到了河南老家。当陈祎八岁时，陈惠便教他学《孝经》。至其学到“曾子避席”之时，陈祎“急整襟而起”。陈惠问他为何如此
陈祎回答说：“曾子闻师命避席，祎今奉慈训，岂宜安坐。”陈惠对于陈祎如此幼小的年纪。便能言行必果，敬师尊教的行为，知其必与先哲齐肩，感到无限的高兴和幸福。此後陈惠又教陈祎攻读经史。陈惠以儒家“克己”“为人”的处世哲学，克勤克精的学习作风，通过自身的言传身敦，在陈祎幼小的心灵中打下了深深的烙印。
隋炀帝大业五年(公元六〇九年)陈祎十岁那年，其父陈惠与世长辞。童年的陈祎，又一次失去了亲人
隋炀帝大业六年(公元六一〇年)便是陈祎一生中转折的一年。这一年，其兄陈素，在东都(洛阳)净土寺做和尚，法号长捷。长捷便将陈祎带入寺内，承担起护养幼弟的责任。长捷是个不平凡的和尚，他不仅佛学造诣深，而且还“兼通书传，尤善老庄”。陈祎从此便跟其兄学《维摩诘经》和《法华经》。
一、访师求学
大业十八年(公元六二二年)大理寺卿郑善果奉敕到洛阳剃度二十七名和尚，当时要求剃度的有数百人，远远超过了预定的人数。十三岁的陈祎以他强烈的求知欲和聪明才学，博得了郑善果的赏识，被破格入选，做小沙弥，取法名玄奘，开始了他的出家生涯。以後，玄奘在净土寺听景法师讲《涅槃经》，跟严法师学《摄大乘论》。每当法师讲过之後，他便复讲，阐述义理，译尽透彻，赢得了大众的钦佩。
公元六一八年唐高祖李渊登基，国号武德。由于隋末的农民起义，洛阳屡遭兵乱。该年春季，玄奘和其兄长捷同赴长安。到长安後听说天下名僧多聚蜀地，又转往成都。从道基学《毗昙》。道基(公元五七？～六三七年)是精通《涅槃》《地论》的精嵩的弟子。道基当时在成都威望很高，他著有《摄论序》和《摄大乘义章》八卷(今残存四卷)。与此同时在成都弘扬《摄论》的宝逻，也颇有声望，玄奘继续从宝逻学习《摄论》。
武德三年(公元六二〇年)玄奘二十一岁，在成都受具足戒，“坐夏学律”。从此玄奘由沙弥而成为一名比丘。
第二年(公元六二一年)玄奘与二兄长捷同往成都定慧寺，继续潜心佛理，深入三藏。在成都前後约五年时间内，玄奘一面受学。 一面讲学，得到了当地大多数僧众的好评，名声也因此大著。公元六二三年玄奘自成都沿长江东下至湖北荆州，住天皇寺讲授《摄论》和《毗昙》。从夏至冬，半年时间内各讲了三遍，《毗昙》是印度小乘佛教萨婆多部的论藏。玄奘不仅深研大乘“空”“有”二宗的教理，而且对小乘的理论也非常重视。其志在探求佛教之本源，融合各宗派的思想。
当时国内大乘有宗主要盛行的是地论学派和摄论学派。地论学派的起源是在北魏，以弘扬《十地经论》为主。此论是世亲听其兄无著讲《十地经》有省而著。北魏宣武帝永平九年(公元五〇八年)由北印度僧菩提流支、中印度僧勒那摩那提、北印度僧佛陀扇多在洛阳太极殿译出十二卷《十地经论》，传播弘扬大乘有宗教理，主张如来藏缘起说。开创了地论学派。由於他们三人的见解不同，各有传授，因此又分裂为南北两道派系。
地论北道的开山祖师是道宏，他受学于菩提流支，在相州(今河北临漳县西南的邺镇)以北传授《十地经论》。主张佛性始有说。认为阿赖耶识是诸法的依持， 一切法由它生起，虽和如来藏无别，但不具是如来藏一切功德，众生要待新熏成佛而後始得。建立第九识阿摩罗识。
地论南道的始祖为慧光，他受学于勒那摩提。在相州以南传授《十地经论》。主张佛性本有说。认为阿赖耶识即真如佛性，为一切法的依持，生一切法，如来藏一切功德与生俱有。
摄论学派开创於真谛翻译《摄大乘论》而形成。这派主张无尘唯识。认为第八阿赖耶识是妄识，此中有一分纯净之识，为第九阿摩罗识，即无垢识，真如佛性。众生通过对洽染分增长净分，证入阿摩罗识即成佛。因此和地论北派相近，後来两派合一。真诋门下弟子众多，最著名的是道尼。道尼是真谛在广州的最後一个弟子，讲授《摄论》名扬海内。隋文帝有感於他的声望，在开皇十年(公元五九〇年)下诏令道尼住长安大兴善寺弘扬《摄论》。因此真谛之学在京师得以大盛，由南方发展到了北方。摄论学师众多，遍及南北各地，各家学说观点也不尽一致。玄奘主要师事摄论诸师。
武德七年(公元六二四年)玄奘离开湖北荆州继续沿长江东下至扬州、吴会等地参访求学。在参学期间，听说道尼的再传弟子慧休在相州弘扬摄论。玄奘认为相州是地论学派的中心，很有必要到相州去学习，因此，北上相州从慧休学习《摄论》和《杂心论》及兼修《地论》。一年以後，慧休见玄奘才思过人，求知无厌，志在堂奥，便介绍他到道岳处学习。道岳师承摄论和俱舍，是道尼最得意的门生，尤其擅长《俱舍论》。道尼当时在长安讲学，玄奘便启程去长安。途经赵州时遇见道深，跟道深学《成实论》武德九年(公元六二六年)玄奘抵达长安。长安是摄论学派的中心地。玄奘不仅跟道岳学习《俱舍论》，而且还从摄论学派论师法常学习《摄论》，从僧辩学习《俱舍论》。另外跟玄会学习《涅槃经》。
此时的玄奘已经走遍了全国的大江南北，偏谒众师，备餐其说，跟天下名师学遍了大小乘经论、诸家学说。玄奘认为国内虽然学风很盛，宗派林立，但各云其是，多有分歧，互相矛盾。不仅同出于无著、世亲的地论和摄论的观点不同，就是地论也有南北两道观点不一致。玄奘在《启奏高昌王表》中说：“遂使双林(涅槃) 一味之旨，分成当现二常，大乘不二之宗，折为南北两道。纷纭争论，凡数百年，率土怀疑，莫有匠决”。而且在翻译的数量和质量上也存在着大量的问题。如果要依经典来考察认定谁是谁非，也很难确定，“译考其义，各擅宗途，验之圣典，莫之适从”。因此，玄奘认识到要统一大小乘各宗各派的学说，首先要重新整理翻译经典，增加经论的数量，提高翻译质量，才能使人们有法可依，有章可循。现存经论使人莫知适从的主要原因是“远人来译，音训不同。去圣时遥，义类差舛。”当时翻译经论主要是依靠西域人，由西域人口诵，汉人执笔。由于语言文字的障碍，再加上执笔人在理解上容易产生错误，不能直接反映出原始经论的精神面貌，因此多有游离遗漏的乖误。要翻译好经论，正确传达经论的思想，只有精通梵、汉两国语言，精通佛教教理，才能做到。玄奘为了解决诸家争议，澄清内心多年的疑窦，萌发了到印度求法取经的志愿。
武德九年，高平王出使上蕃，带回了印度僧人波颇密多罗。波顿密多罗是印度那烂陀寺戒贤法师的弟子。奉诏在长安大兴善寺翻译佛经。玄奘经常前去拜访，咨询问疑。波颇密多罗向玄奘详细介绍了那烂陀寺的盛况，以及印度的一些佛教现状。他俩都是大乘有宗的学者，因此波顿密多罗又向玄奘介绍了印度大乘有宗最主要的一部著作《瑜伽师地论》。《瑜伽师地论》是孺勒为无著听说，共有一百卷，它反映了瑜伽(大乘有宗)学派的全部思想，对瑜伽思想的论述全面精湛，是瑜伽派的根本论典。当时国内对《瑜伽师地论》的翻译，只有真谛翻译的《十七地论》五卷，只相当于《瑜伽师地论》中的“五识相应地”和“意地”两个部分的内容。另外，昙无忏翻译的《地持论》十卷。从数量上来看，与印度那烂陀寺所存的《瑜伽师地论》相比是远远不够的。如果能将《瑜伽师地论》正确无误地原原本本翻译过来，介绍给国内的读者，那麽国内的瑜伽学派的思想就有可能得到统一，争论可以平息，认识能够得到进一步的提高。玄奘听了很受鼓舞，决心不惮艰危，前往印度那烂陀寺学法，并取未至的佛经。
二、西行取经
公元六二七年，唐太宗李世民登基，改国号为贞观元年。鉴于唐王朝的统一事业刚刚完成，国家还不稳定，便进行了一系列有效的政治措施。一方面偃武修文，扶植宗教，发展经济。另一方面稳定民生，严守关隘，媾和四方。该年玄奘结侣陈表，奏请皇上恩准远去印度求法。由于国家号令严禁百姓出蕃，因此没有得到批准。仆射萧瑀以玄奘是佛教界一位难得的人士，孚有声望，奏请皇上令玄奘住庄严寺弘法。因玄奘志在西行，婉言谢绝。至秋季八月，长安等地发生灾情，唐太宗“下敕道俗，随丰四出”。玄奘便乘此机会发辆西行。
玄奘从长安出发，历经秦州(今甘肃天水)蓝州(今甘肃皋蓝)至凉州(今甘肃武威县)。凉州是唐朝边塞要镇，把守极严。玄奘被困凉州。由于道俗的请求，玄奘讲了一个月的《涅槃》、《摄论》和《般若经》当时正值朝廷下诏调回凉州都督宇文士及，令李大亮前往就任。玄奘在李大亮到任前混出了凉州城，向瓜州(今甘肃安西县东南)进发。玄奘到了瓜州，看到由凉州发来的通辑令云：“有僧字玄奘，欲入西蕃，所在州县，宜严候捉。”因此不敢露面，焦急万分，想尽快离开此地。 一天正巧碰上胡人西盘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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