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讀曼殊五部曲
達亮
行雲流水一孤僧
蘇曼殊是清末民初萃集革命與創作于一身的“奇人異僧”。從革命的角度說，他意志堅定，積極投身于孫中山領導的資産階級民主革命，爲推翻清朝統治和袁世凱帝製竭忠盡力；從創作的角度說，他多才多藝，以風格獨特的詩歌、小說、散文、翻譯、繪畫樹幟文壇，贏得生前和身後無數讀者的擊節和贊賞；從身份的角度說，他是個亦僧(法號曼殊)亦俗(俗姓蘇)，亦俠亦儒的革命者和文藝家。他曾獲得的桂冠大體停留在不大反映本質的“詩僧”、“情僧”、“風流和尚”、“革命和尚”等一類稱號上，然而隨著這位傳奇的曆史人物的“真面目”越來越清晰地呈現于世，而不再繼續充當人們揣測的對象。
一生從事教育事業及文學、佛學的各種撰述和翻譯工作的蘇曼殊是近代人們公認的一位天才。在佛教中，他是高僧，佛學家；在文藝上，他是詩人、文學家、畫家；通曉英、法、中、日、梵文的翻譯家；在軍政界，他是一名堅定的革命者；他還是一位出色的西行求法的頭陀，是一位特殊的高僧，又是文壇上傑出的天才。然而他生活在一個新舊交替的時代，社會上新舊思想的矛盾鬥爭影響了他，加上他特殊的家庭境遇和飄零的身世，及一生坎坷不平，命運多舛，在人生憂患困頓的征途上四處漂泊。病痛的折磨，際遇的悲慘，內心的傷痛，叁者萃于一身，終于使這位天才，過早地結束了年輕的生命。
生活中的蘇曼殊是極端個性化的，芒鞋破缽，放浪形骸，癫狂無度。他曾指洋油燈大罵，生吃鮑魚直到腹痛生病，“繼則呻吟床第而後已，”沒錢買糖，則將自己的金牙敲下易糖而食。特好奇，尤好故弄玄虛，別號多達幾十。曼殊留學日本時，孫中山先生曾派廖仲恺給曼殊送去二百元銀洋，曼殊得之欣喜若狂，立即大發請貼，宴請親朋好友。當孫先生和廖仲凱接到請貼時，廖仲凱目視孫先生的反映，孫先生笑著說：“這就是曼殊，我們去赴宴，讓他高興高興……”他以僧人的身份混迹于世俗社會，並對此津津樂道。林語堂先生曾說：鮮明的個性永遠是一個謎。而蘇曼殊就是一個具有鮮明個性的人，鮮明之外，簡直有幾分怪異、叛逆、憂郁。種種奇特之處是曼殊閱世的手段，還是他避世、遊世的途徑？聯系曼殊的家庭境遇、飄零的身世際遇，可想而知他對變動、混亂的社會有著深刻的體悟。
曼殊大師一生極富傳奇色彩。沙門法名是博經，法號便是曼殊。(照中國舊習慣算法)俗姓蘇，名戬，字子谷，小名叁郎，後元瑛原爲玄瑛(因曼殊知清朝聖祖康熙皇帝諱玄烨，爲避諱，方改“玄”爲“元”，後其友柳亞子認爲此舉無什意義，故仍改元瑛爲玄瑛。馮自由在《蘇曼殊之真面目》中雲﹕“至曼殊于披剃後自號“元瑛”，或謂其取義于《紅樓夢》之神瑛侍者，斯言亦有可信，蓋余嘗見曼殊居東京時，向友借閱《紅樓夢》，手不釋卷，後有此稱，其殆以擺脫塵緣自命欤。”)，乳名(日本名)宗之助，廣東香山人，今珠海瀝溪鄉人。其父蘇傑生經商日本，爲日本橫濱英商萬隆茶行的買辦，自與其首妾河合仙的胞妹若子私通後，于1884年9月28日生下曼殊。未及叁月，若子返回家鄉後不知所蹤。曼殊改由河合仙撫養，致使他在很長的時期裏，錯認養母河合仙爲生身之母。以致後來常常爲自己血統和身世慨歎：“思維身世，有難言之恫。”“每一念及，傷心無極。”
曼殊六歲隨嫡母黃氏回廣東老家，入私塾受啓蒙教育。曼殊生長在一個“重宗法”的沒落的封建家庭，而家人、族人把他目爲“異類”，稱作“雜種”。在這樣的家庭裏，幼小的曼殊備受各種各樣的歧視和折磨，絲毫享受不到家庭的溫暖和親人的疼愛，嬸娘的白眼，庶母的刻薄，兄弟姐妹的欺淩，甚至病危時不予治療而擡入柴房待死……面對著這一張張凶狠的嘴臉，他常常吃不飽、穿不暖、睡不好。一個個殘忍的行爲，使他幼小的心靈受到嚴重的摧殘。曼殊大師的童年是孤獨的，悲慘的，一開始人生就向他進行了瘋狂的挑戰，顯示了封建禮教的殘酷和無情，在他幼小的心靈刻下難以愈合的創傷，留下了陰暗潛影。
曼殊才華橫溢，過目不忘，少年時就嶄露頭角，語驚四座。七歲時其父將他送往上海，隨著名西班牙老師羅弼氏·莊湘學習英語。弼氏·莊湘賞識淵博，治學嚴謹，並善于因材施教，頗得海內外人士刮目相看。曼殊入學不久，他本就具有超人的智慧和驚人的記憶力，再加上他學習刻苦認真，超過了比他先入學的同學。莊湘也對他格外器重，還將愛女雪鴻許配與他。後因其父生意不佳，就辍學回廣東老家，遭受族人們的百般虐待。他忍無可忍，偷跑到惠州慧龍寺出家，這一年蘇曼殊才十七歲(一說是十二歲)。後于廣州六榕寺受沙彌戒時被蘇家發現找回。他又回到那個令他痛苦不堪的家。
他無定所、貧窮、疾病纏身，又積極參加革命、逃儒歸佛之反複、創作詩歌、小說、翻譯，從一個革命者、一個和尚、一個佛教徒、一個戀母的兒子、一個情人、一個飄泊者、一個嫖客……他從一個角色跳到另一個角色。比他的創作更能夠吸引人的注意力，是他身世曲折而離奇，一生在衆多的角色之間跳來跳去尤其引人注目。蘇曼殊有文才，有儀表，有風度，有德行，有熾熱的心，還有耿直的個性，處處受到歡迎和愛戴，這一切無疑都是優點。憑這些優點，他結交了不少朋友，他自稱“奢豪好客，肝膽照人”，所以他交友甚多，並且都是當時革命界、文藝界的著名人物。如陳獨秀、劉季平、馮自由、陳天華、黃興、廖仲凱、何香凝，陳少白、陶成章、章太淡、柳亞子、馬一浮、高天梅、葉楚伧、蔡元培、胡漢民、宋教仁、周樹人、李叔同、蔣介石、劉師培、陳果夫、劉半農等等。用柳無忌的話說，如果把蘇曼殊的友人“一個一個名字排在我們腦海裏，這差不多成了一幅民國以來文人名士的縮影圖。在這些友人中，我們可以尋到許多于中國文學上、政治上都有永久影響的人，是的，他們于現今及以往的曆史上皆能占有一頁地位。”
如果說劉叁(季平)和柳亞子常常在經濟上周濟曼殊，孫中山先生無疑也是周濟曼殊的一個。在他的一生中，給他帶來許多溫暖的，也不乏其人。他的生母、養母、祖母、孫中山、章太炎……在他生命中有過重要作用的西班牙人莊湘父女等等，在他流離的日子裏，在他多次住院的窘迫中，他的許多朋友，都向他伸出了援助之手，藉這些援助，才能夠得以在這個世界，走完他的短暫的旅程。雖然說，人都是過客，不過匆匆，但是能夠留下這麼溫暖的回憶，對于後人來說，又是多麼值得寬慰的事。
蘇曼殊1918年5月2日下午4時病逝，享年35歲，後事由汪精衛等料理。1924年6月9日，孫中山出資千金，由其友人陳巢南經辦，葬他在西湖孤山之陰，與秋瑾之墓隔水相望，據說離他的墳墓不遠處，還長眠著一代名伎蘇小小。
白馬投荒第二人
1900年蘇曼殊十七歲那年(一說是12歲)，常感歎身世孤零，忽有感觸，潛回廣東流浪至新會縣崖山慧龍寺禮贊初大師披剃出家，又行至番禺縣海雲寺，因犯戒(偷食鴿)而被逐出山門，後至廣州白雲山蒲澗寺。
1903年11月曼殊參與宋教仁籌建華興會後，回廣州尋師不遇，轉至惠州，虛托南雄府始興縣趙氏子在一破廟拜一老僧爲師，得字“遺凡”，法名“博經”，自號“曼殊”。他爲什麼要此時出家爲僧，有各種說法不一，據柳無忌诂說，是由于蘇父在老家已給他訂親，要他完婚，而他卻堅決不肯。出家爲僧，也許就是表明與蘇家斷絕關系。後來，蘇曼殊因耐不住芒鞋破缽的清貧生活之苦，竊取師父銀洋二角，不辭而別，不知去向。數月後，穿著袈裟的蘇曼殊又突然出現在《中國日報》社，同事爲之愕然不已。
釋曼殊“早歲披剃”，曾叁度出家，不但披著袈娑雲遊四方，甚至期望佛教發源地印度朝拜，而且經常研讀佛典，編譯佛學著作，從而得知曼殊大師是一位具有十足名士風度的和尚，很像晉時著名的名士和尚支道林，無論是佛學還是中國文學都很精通。曼殊大師被譽爲中國近代佛教史上一位特殊的高僧。雖然他是爲逃避家庭痛苦而出家爲僧的，算不上信仰而出家。“數月後，穿著袈裟的蘇曼殊又突然出現在《中國日報》社，同事爲之愕然。原來他離開報社，就到了惠州，在一間寺廟削發爲僧。他爲什麼要此時出家爲僧，各種說法不一。據柳無忌引馮自由(馮與蘇曼殊是旅日好友，蘇與陳少白認識即由馮介紹)的诂說，是由于蘇父在老家已給曼殊訂親，要他完婚，而他堅決不肯。出家爲僧，就是表明與蘇家斷絕關系。”(見《蘇曼殊傳》
1904年初春，得親友資助，漫遊暹羅(泰國)，住龍蓮寺，逢鞠磨長老，蒙以梵學相勉；後入錫蘭(斯裏蘭卡)、越南等國，從中體察當地僧侶生活及佛教活動情況，並接受第叁次戒剃，受戒于左臂上。出家受戒後，他一生始終忠于佛陀，救度衆生，沒有毀犯戒律。尤其像他這樣一生具名士風度的和尚，常常與社會各界人士打交道，能夠嚴持戒律就更爲難得了。曼殊大師在佛學上也有一定的修養，他親近過當時著名佛教大學者楊仁山先生，並在祗洹精舍任梵文老師，頗得學生敬愛。他到印度朝聖時，師事過錫蘭著名佛學大師喬悉磨長老學習梵文。在日本時，常與日本高僧飛錫禅師探討佛法，也與著名佛教學者章太炎一起談經論奧義。1907年，蘇曼殊在日本得陳獨秀贈英文底本，完成漢澤《梵文典》第一卷。1908年初，又與章炳麟聯名發表《儆告十方佛弟子啓》、《告宰官白衣啓》，並有《答瑪德利湘處士論佛教書》等，這些文章闡發佛學真谛，縷述佛教在中國、日本、印度、歐洲發展的情形，並對其前途表示極大關注，在佛教界産生了不小影響。同年，楊仁山(文會)居士在金陵刻經處開辦“祗洹精舍”，特地函請他來任英文、梵文教師。“祗洹精舍”于十月開學，蘇氏先于九月十叁日晚抵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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