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曼殊五部曲
达亮
行云流水一孤僧
苏曼殊是清末民初萃集革命与创作于一身的“奇人异僧”。从革命的角度说，他意志坚定，积极投身于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为推翻清朝统治和袁世凯帝制竭忠尽力；从创作的角度说，他多才多艺，以风格独特的诗歌、小说、散文、翻译、绘画树帜文坛，赢得生前和身后无数读者的击节和赞赏；从身份的角度说，他是个亦僧(法号曼殊)亦俗(俗姓苏)，亦侠亦儒的革命者和文艺家。他曾获得的桂冠大体停留在不大反映本质的“诗僧”、“情僧”、“风流和尚”、“革命和尚”等一类称号上，然而随着这位传奇的历史人物的“真面目”越来越清晰地呈现于世，而不再继续充当人们揣测的对象。
一生从事教育事业及文学、佛学的各种撰述和翻译工作的苏曼殊是近代人们公认的一位天才。在佛教中，他是高僧，佛学家；在文艺上，他是诗人、文学家、画家；通晓英、法、中、日、梵文的翻译家；在军政界，他是一名坚定的革命者；他还是一位出色的西行求法的头陀，是一位特殊的高僧，又是文坛上杰出的天才。然而他生活在一个新旧交替的时代，社会上新旧思想的矛盾斗争影响了他，加上他特殊的家庭境遇和飘零的身世，及一生坎坷不平，命运多舛，在人生忧患困顿的征途上四处漂泊。病痛的折磨，际遇的悲惨，内心的伤痛，三者萃于一身，终于使这位天才，过早地结束了年轻的生命。
生活中的苏曼殊是极端个性化的，芒鞋破钵，放浪形骸，癫狂无度。他曾指洋油灯大骂，生吃鲍鱼直到腹痛生病，“继则呻吟床第而后已，”没钱买糖，则将自己的金牙敲下易糖而食。特好奇，尤好故弄玄虚，别号多达几十。曼殊留学日本时，孙中山先生曾派廖仲恺给曼殊送去二百元银洋，曼殊得之欣喜若狂，立即大发请贴，宴请亲朋好友。当孙先生和廖仲凯接到请贴时，廖仲凯目视孙先生的反映，孙先生笑着说：“这就是曼殊，我们去赴宴，让他高兴高兴……”他以僧人的身份混迹于世俗社会，并对此津津乐道。林语堂先生曾说：鲜明的个性永远是一个谜。而苏曼殊就是一个具有鲜明个性的人，鲜明之外，简直有几分怪异、叛逆、忧郁。种种奇特之处是曼殊阅世的手段，还是他避世、游世的途径？联系曼殊的家庭境遇、飘零的身世际遇，可想而知他对变动、混乱的社会有着深刻的体悟。
曼殊大师一生极富传奇色彩。沙门法名是博经，法号便是曼殊。(照中国旧习惯算法)俗姓苏，名戬，字子谷，小名三郎，后元瑛原为玄瑛(因曼殊知清朝圣祖康熙皇帝讳玄烨，为避讳，方改“玄”为“元”，后其友柳亚子认为此举无什意义，故仍改元瑛为玄瑛。冯自由在《苏曼殊之真面目》中云﹕“至曼殊于披剃后自号“元瑛”，或谓其取义于《红楼梦》之神瑛侍者，斯言亦有可信，盖余尝见曼殊居东京时，向友借阅《红楼梦》，手不释卷，后有此称，其殆以摆脱尘缘自命欤。”)，乳名(日本名)宗之助，广东香山人，今珠海沥溪乡人。其父苏杰生经商日本，为日本横滨英商万隆茶行的买办，自与其首妾河合仙的胞妹若子私通后，于1884年9月28日生下曼殊。未及三月，若子返回家乡后不知所踪。曼殊改由河合仙抚养，致使他在很长的时期里，错认养母河合仙为生身之母。以致后来常常为自己血统和身世慨叹：“思维身世，有难言之恫。”“每一念及，伤心无极。”
曼殊六岁随嫡母黄氏回广东老家，入私塾受启蒙教育。曼殊生长在一个“重宗法”的没落的封建家庭，而家人、族人把他目为“异类”，称作“杂种”。在这样的家庭里，幼小的曼殊备受各种各样的歧视和折磨，丝毫享受不到家庭的温暖和亲人的疼爱，婶娘的白眼，庶母的刻薄，兄弟姐妹的欺凌，甚至病危时不予治疗而抬入柴房待死……面对着这一张张凶狠的嘴脸，他常常吃不饱、穿不暖、睡不好。一个个残忍的行为，使他幼小的心灵受到严重的摧残。曼殊大师的童年是孤独的，悲惨的，一开始人生就向他进行了疯狂的挑战，显示了封建礼教的残酷和无情，在他幼小的心灵刻下难以愈合的创伤，留下了阴暗潜影。
曼殊才华横溢，过目不忘，少年时就崭露头角，语惊四座。七岁时其父将他送往上海，随着名西班牙老师罗弼氏·庄湘学习英语。弼氏·庄湘赏识渊博，治学严谨，并善于因材施教，颇得海内外人士刮目相看。曼殊入学不久，他本就具有超人的智慧和惊人的记忆力，再加上他学习刻苦认真，超过了比他先入学的同学。庄湘也对他格外器重，还将爱女雪鸿许配与他。后因其父生意不佳，就辍学回广东老家，遭受族人们的百般虐待。他忍无可忍，偷跑到惠州慧龙寺出家，这一年苏曼殊才十七岁(一说是十二岁)。后于广州六榕寺受沙弥戒时被苏家发现找回。他又回到那个令他痛苦不堪的家。
他无定所、贫穷、疾病缠身，又积极参加革命、逃儒归佛之反复、创作诗歌、小说、翻译，从一个革命者、一个和尚、一个佛教徒、一个恋母的儿子、一个情人、一个飘泊者、一个嫖客……他从一个角色跳到另一个角色。比他的创作更能够吸引人的注意力，是他身世曲折而离奇，一生在众多的角色之间跳来跳去尤其引人注目。苏曼殊有文才，有仪表，有风度，有德行，有炽热的心，还有耿直的个性，处处受到欢迎和爱戴，这一切无疑都是优点。凭这些优点，他结交了不少朋友，他自称“奢豪好客，肝胆照人”，所以他交友甚多，并且都是当时革命界、文艺界的着名人物。如陈独秀、刘季平、冯自由、陈天华、黄兴、廖仲凯、何香凝，陈少白、陶成章、章太淡、柳亚子、马一浮、高天梅、叶楚伧、蔡元培、胡汉民、宋教仁、周树人、李叔同、蒋介石、刘师培、陈果夫、刘半农等等。用柳无忌的话说，如果把苏曼殊的友人“一个一个名字排在我们脑海里，这差不多成了一幅民国以来文人名士的缩影图。在这些友人中，我们可以寻到许多于中国文学上、政治上都有永久影响的人，是的，他们于现今及以往的历史上皆能占有一页地位。”
如果说刘三(季平)和柳亚子常常在经济上周济曼殊，孙中山先生无疑也是周济曼殊的一个。在他的一生中，给他带来许多温暖的，也不乏其人。他的生母、养母、祖母、孙中山、章太炎……在他生命中有过重要作用的西班牙人庄湘父女等等，在他流离的日子里，在他多次住院的窘迫中，他的许多朋友，都向他伸出了援助之手，藉这些援助，才能够得以在这个世界，走完他的短暂的旅程。虽然说，人都是过客，不过匆匆，但是能够留下这么温暖的回忆，对于后人来说，又是多么值得宽慰的事。
苏曼殊1918年5月2日下午4时病逝，享年35岁，后事由汪精卫等料理。1924年6月9日，孙中山出资千金，由其友人陈巢南经办，葬他在西湖孤山之阴，与秋瑾之墓隔水相望，据说离他的坟墓不远处，还长眠着一代名伎苏小小。
白马投荒第二人
1900年苏曼殊十七岁那年(一说是12岁)，常感叹身世孤零，忽有感触，潜回广东流浪至新会县崖山慧龙寺礼赞初大师披剃出家，又行至番禺县海云寺，因犯戒(偷食鸽)而被逐出山门，后至广州白云山蒲涧寺。
1903年11月曼殊参与宋教仁筹建华兴会后，回广州寻师不遇，转至惠州，虚托南雄府始兴县赵氏子在一破庙拜一老僧为师，得字“遗凡”，法名“博经”，自号“曼殊”。他为什么要此时出家为僧，有各种说法不一，据柳无忌诂说，是由于苏父在老家已给他订亲，要他完婚，而他却坚决不肯。出家为僧，也许就是表明与苏家断绝关系。后来，苏曼殊因耐不住芒鞋破钵的清贫生活之苦，窃取师父银洋二角，不辞而别，不知去向。数月后，穿着袈裟的苏曼殊又突然出现在《中国日报》社，同事为之愕然不已。
释曼殊“早岁披剃”，曾三度出家，不但披着袈娑云游四方，甚至期望佛教发源地印度朝拜，而且经常研读佛典，编译佛学着作，从而得知曼殊大师是一位具有十足名士风度的和尚，很像晋时着名的名士和尚支道林，无论是佛学还是中国文学都很精通。曼殊大师被誉为中国近代佛教史上一位特殊的高僧。虽然他是为逃避家庭痛苦而出家为僧的，算不上信仰而出家。“数月后，穿着袈裟的苏曼殊又突然出现在《中国日报》社，同事为之愕然。原来他离开报社，就到了惠州，在一间寺庙削发为僧。他为什么要此时出家为僧，各种说法不一。据柳无忌引冯自由(冯与苏曼殊是旅日好友，苏与陈少白认识即由冯介绍)的诂说，是由于苏父在老家已给曼殊订亲，要他完婚，而他坚决不肯。出家为僧，就是表明与苏家断绝关系。”(见《苏曼殊传》
1904年初春，得亲友资助，漫游暹罗(泰国)，住龙莲寺，逢鞠磨长老，蒙以梵学相勉；后入锡兰(斯里兰卡)、越南等国，从中体察当地僧侣生活及佛教活动情况，并接受第三次戒剃，受戒于左臂上。出家受戒后，他一生始终忠于佛陀，救度众生，没有毁犯戒律。尤其像他这样一生具名士风度的和尚，常常与社会各界人士打交道，能够严持戒律就更为难得了。曼殊大师在佛学上也有一定的修养，他亲近过当时着名佛教大学者杨仁山先生，并在祗洹精舍任梵文老师，颇得学生敬爱。他到印度朝圣时，师事过锡兰着名佛学大师乔悉磨长老学习梵文。在日本时，常与日本高僧飞锡禅师探讨佛法，也与着名佛教学者章太炎一起谈经论奥义。1907年，苏曼殊在日本得陈独秀赠英文底本，完成汉泽《梵文典》第一卷。1908年初，又与章炳麟联名发表《儆告十方佛弟子启》、《告宰官白衣启》，并有《答玛德利湘处士论佛教书》等，这些文章阐发佛学真谛，缕述佛教在中国、日本、印度、欧洲发展的情形，并对其前途表示极大关注，在佛教界产生了不小影响。同年，杨仁山(文会)居士在金陵刻经处开办“祗洹精舍”，特地函请他来任英文、梵文教师。“祗洹精舍”于十月开学，苏氏先于九月十三日晚抵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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