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本文上一頁忏佛事的需求會變得越來越強烈，因爲生活越好，人們思念祖先的心願越難以滿足，只能通過經忏佛事來滿足傳統的孝道觀，從而搭起寺院與社會溝通的黃金橋梁。

　　叁、弘一大師經忏觀的當代價值

　　弘一大師，出家前，即現代中國著名藝術家李叔同(1880－1942)，譜名文濤，幼名成蹊，學名廣侯，字息霜，別號漱筒；出家後法名演音，號弘一，晚號晚晴老人。生于天津河東，祖籍山西洪洞，因生母爲浙江平湖人，所以自稱浙江平湖人，以紀念其先母。精通繪畫、音樂、戲劇、書法、篆刻和詩詞，出家後，成爲中興南山律宗的一代宗師，曾在溫州修行過12個年頭。徐祖光在《弘一大師在溫州二叁事》一文裏說：

　　溫州城內，有些貧苦的老婆婆，每日穿街走巷，挨家挨戶做“針對頭發”的小生意，以極低微的收入來維持生活。有一天，就是這樣一位貧苦老婆婆，她帶著多年積蓄起來的兩個銀元，來到慶福寺爲她過世的父母做“功德”以表達她一片孝順之心，追思之意。弘一大師在關房中得悉後，爲她的虔誠深爲感動。在大師看來，貧苦老婆婆的兩個銀元，其心意與價值是遠遠超過達官顯貴的兩百個銀元，因此，這回他打破貫例，上殿參加法事，並親自敲提鍾、鼓爲這位婆婆超薦

　　祈福，據說鼓聲敲得锵锵有力，非常動聽。此是弘一大師對待貧民的另一番態度，當時在白鹿城

　　佛教界一時傳爲佳話。[⑧]

　　弘一大師的這種爲貧民超薦祈福的隨緣經忏佛事觀，具有以下幾方面的當代價值：

　　1、樹立大乘佛教慈悲爲懷的形象，抵製漢傳佛教的世俗化

　　自從清朝順治皇帝廢除度牒製度以後，漢傳佛教僧尼數量一天天地暴漲起來，據王廣西的研

　　究，漢傳佛教在清初爲118907人，而到清朝滅亡時激增到80萬人，比清初大約增加了4.7倍[⑨]。

　　由于僧尼人口的增長，爲了解決寺院的吃飯問題，經忏佛事就不得不朝著世俗化的方向發展，到了晚清民國時期，差點斷送了漢傳佛教的前程，在此關鍵時刻，太虛大師振臂高呼人間佛教，弘一大師親自爲貧民老婆婆做經忏佛事，殊途同歸，都在抵製漢傳佛教的世俗化傾向，維護大乘佛教慈悲爲懷的形象。

　　2、把經忏佛事導入修正佛法的軌道，抵製漢傳佛教經典诠釋的學術化

　　弘一大師出家以後，除了書法以外，放棄所有世俗學問，以就教言教的信仰規範，鑽研南山律宗典籍，認爲溫州城裏的老婆婆用唯一能拿出的2塊銀元來做經忏佛事，符合大乘佛教慈悲爲懷的教義，所以親自走出關房，成就老婆婆祭祀祖先的孝道。弘一大師的這種以法爲師的經忏佛事觀，是對當前以賺錢爲目的經忏佛事觀的最好矯正，是把做經忏佛事與誦經修行合二爲一的典範，從而使當代學僧走出學術化的“信仰泡沫”，步入通過經忏佛事的方法而深入經藏的正確軌道。

　　3、高舉以戒爲師的旗幟，抵製漢傳佛教經忏佛事的“妖魔化”

　　今天人們談經忏佛事色變的主要原因，是民國以來出身佛學院的新僧伽，采取過激的護教言論和行動，把經忏佛事“妖魔化”了，以嚴重損傷僧尼基本功的巨大代價，換取社會新潮流好感的微薄代價，再加上當代反“右派”運動和“文革”的沖擊，大陸漢傳佛教僧尼朝著“棄本”(不做經忏佛事)、“逐末”(追求名利)的歧途發展。弘一大師以一代律宗宗師的身份，親自爲一位貧民老婆婆做經忏佛事，就昭示我們，做經忏佛事要在高舉以戒爲師的旗幟下，才能做得如法如律，才能獲得自利利他的雙贏。

　　四、結語

　　弘一大師的隨緣經忏佛事觀，是建立在以戒爲師和以法爲師的佛教信仰的基礎之上，是對漢傳佛教經忏佛事的曆史價值的傳承，是對中國傳統孝道的張揚廣大，是抵製漢傳佛教世俗化、被妖魔化的利器，是寺院道風建設的具體內容，理應大力提倡，重塑當代漢傳佛教的大乘佛教形象，爲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服務。

　　[①] 夏金華：《中國佛教的製度與儀軌》，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10年8月版，第93—94頁。

　　[②] 請參閱夏金華：《中國佛教的製度與儀軌》第94—97頁；紫竹林中：《重要法會》，http://zizhulinzhong. blog.tianya.cn；無名氏：《詳解水陸法會》，http://www.zynews.com/news/2010-08/09/content_743053_6.htm

　　[③] 本文所說的相似佛法，指的是各種大小、性相、顯密經典。

　　[④] 醍醐灌頂：《佛教常識》，http://www.tudou.com/home/_39372178

　　[⑤] 王嶽川：《孝結構在中國文化中的意義》，肖群忠、王才、肖波主編：《孝文化與構建和諧社會》，武漢：武漢出版社，2009年10月版，第64頁。

　　[⑥] 彭林：《中國孝文化的起源與發展》，肖群忠、王才、肖波主編：《孝文化與構建和諧社會》第97頁。

　　[⑦] 趙軍華：《論中國傳統孝德及現代繼承》，肖群忠、王才、肖波主編：《孝文化與構建和諧社會》第114—116頁。

　　[⑧] 戈悟覺主編：《弘一大師溫州蹤迹》，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00年10月版，第97頁。

　　[⑨] 王廣西：《佛學與中國近代詩壇》，開封：河南大學出版社，1995年5月版，第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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