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奘譯經和創宗事業述略
謝重光
玄奘法師是中國曆史上偉大的佛學家、翻譯家、旅行家,是中印文化交流的偉大使者。其對中國文化的貢獻,難以備述。本文僅就其從印度取經歸國後,在譯經和創宗兩個方面的工作和貢獻略作綜述。
一、譯經偉業
玄奘一切活動的最終目的是爲了弘法,弘法的重要內容是譯經。
在玄奘之前,中國的佛經翻譯早已開始。傳說在東漢永平十年(67年),當漢使用白馬從西域馱經至洛陽的時候,名僧迦葉摩騰和竺法蘭就在白馬寺譯出了《十地斷結》、《佛本生》、《法海藏》、《佛本行》、《四十二章》五部佛經,不過這只是傳說而已,並不能證實。可以確定最早的漢譯佛經是東漢桓帝元嘉元年(151年)來自波斯的高僧安世高譯出的《明度五十校計經》,這比玄奘開始譯經早了將近五百年。
魏晉以後,佛經的翻譯不斷地發展,譯師輩出,像釋道安、鸠摩羅什、求那跋陀羅、法顯、寶雲、真谛、阇那崛多、波頗等,都有值得稱贊的譯經業績。其中道安主持的譯經,開始組織了譯場,譯場中設立各種專職,分工合作,首創集體譯經的做法。鸠摩羅什在後秦譯經,後秦主姚興爲他組織的譯場規模很大,姚興親自參與譯事,羅什執梵本,姚興持舊經,互相酬校,羅什手下有沙門八百余人充當助手。隋代則創立翻經館,成爲官辦的編譯所。自東漢末年迄于唐初,譯出的經、論超過四千卷,譯人也有一百人以上。
不過,在玄奘看來,以前的譯經存在嚴重的缺點。主要是翻譯底本多半是東來的梵僧、胡僧攜帶之本,多爲中亞語轉譯的胡本,梵本不多見,或者經本不全,或者錯訛很多,未能精選完整的高質量的經、論作爲底本;譯人方面,若是梵僧、胡僧,則不精漢文;若是漢僧,則未識梵語,都要通過中介者轉譯,很難把原作的意義與風格確切地表達出來。這樣譯出的經本,大多是節譯的零星小品,譯的質量不高,譯音錯訛、文義搞錯的情況大量存在。漢地的僧人依據殘缺的、文義不確的譯經加以講習和講解、傳授,難怪不能了解佛教教義的全貌和究竟的道理。[1]
玄奘就是不滿舊譯經典的殘缺簡陋而冒死西遊取經的。他取回的經典都是經過精心挑選的,有的重要經典有多種不同的版本,他就兼收並蓄,都予取回,這就解決了翻譯底本的質量問題。他又博學多通,對各種經、論及各家學說都有極深造詣,又精于因明、聲明、婆羅門語及印度的各種專門之學,漢文水平之高更不待言,這就解決了前此譯經者“或善胡義而不了漢旨,或明漢文而不曉胡意,雖有偏解,終隔圓通”[2]的問題。好的翻譯必須具備的條件,即有好的底本,譯者熟練掌握本國文字和外文,還得精通所譯的業務這幾條,玄奘都具備了,此外,他還有一條有利條件,即他先後得到了太宗、高宗的不同程度的支持。
固然,太宗對玄奘譯經的支持是有限的,但畢竟是支持的。太宗讓玄奘在長安弘福寺譯經,並按照玄奘的要求派人守衛該寺,不讓外人隨便打攪玄奘的譯事;又讓西京留守房玄齡解決玄奘譯經所需的人力、物力,這就使玄奘的譯事有了最基本的保證。
有了這些保證,玄奘的翻譯大業就在貞觀十九年夏天正式開始了。他組織起一個很健全很嚴密的譯場,譯場成員有譯主、證義、證文、書手、筆受、綴文、參譯、刊定、潤文、梵呗等十種。譯主是主譯人,也是譯場的總負責人,須精通梵、漢語文,深究大小乘經論,辨析名相[3],證解微義,凡遇到翻譯上的疑義,由他判斷決定。玄奘親自出任譯主。證義是譯主的輔助者,審查已譯成的文字的意義與梵本有無出入或錯誤,與譯主斟酌決定。證文負責審查譯主宣讀梵文時與原文有無舛誤。書手一稱度語,把梵文的音義寫成漢文。筆受把梵文的字義翻譯成漢文的字義。綴文負責整理譯文稿本,使其符合漢文結構。參譯校勘原文是否有錯誤,同時將譯文回證原文,看是否有錯誤。刊定負責文字的初步整理,對所譯成的每句、每節、每章,去蕪存菁,使其簡練扼要明確。潤文負責對譯稿進行文字加工,使其流暢優美。梵呗是在以上九道程序之後,用梵音念一遍,修正音節不和諧處,以便傳誦。
這年叁月,玄奘從洛陽回至長安,入居弘福寺後,即將所須的證義、綴文、筆受、書手等人數,列出清單,交房玄齡調集。房玄齡根據太宗的指示,從全國各寺院抽調。至夏六月初二日,所調之人都已齊集弘福寺,他們是:證義大德十二人,即西京弘福寺靈潤、文備,羅漢寺慧貴,實際寺明琰,寶昌寺法祥,靜法寺普賢,法海寺神昉,廓州(治今青海化隆之黃河北岸地)法講寺道琛,汴州(今河南開封)演覺寺玄忠,蒲州(治今山西永濟縣西蒲州)普救寺神泰,綿州(治今四川綿陽東)振響寺敬明,益州(今四川成都)多寶寺道因;綴文大德九人,即京城普光寺棲玄、弘福寺明璿、會昌寺辯機,終南山豐德寺道宣,簡州(治今四川簡陽西北)福聚寺靜邁,蒲州普救寺行友、棲岩寺道卓,幽州(治今北京市西南)照仁寺慧立,洛州大總持寺玄應。證梵語、梵文大德一人,即京城大興善寺玄謩。自外,筆受、書手等人,以及有關衙門供給的各種譯經用品也都齊備無誤。
比起姚興時鸠摩羅什譯場的助手八百,甚至說弟子叁千,玄奘譯場的人手顯得很少,但卻十分精幹。選入譯場的二十幾位大德,都是一時英傑。他們或者谙解大小乘經、論,爲時輩所推;或者在漢文、梵文、贊呗等方面造詣精深。其中如道宣、神昉、神泰、慧立,辯機等皆才氣縱橫,日後大有建樹。他們仰玄奘清德,欣然投于門下,既充譯經助手,又是受業弟子,濟濟一堂,齊心協力,致使玄奘譯場的效率極高,所譯經的數量和質量都超邁前哲。
玄奘的譯經工作有很周詳的計劃,什麼經該譯,什麼經暫時不譯,什麼經先譯,什麼經後譯,他都有通盤的考慮。一旦決定了要譯某一經論,他先廣羅不同的版本,校勘異同,擇善而從。例如《大般若經》,玄奘帶回的共有叁本,到了翻譯之時,凡遇文有疑錯,即校叁本而定之。殷勤省覆,方乃著文,審慎之心,自古無比。又如譯完《異部宗輪論》後,玄奘曾作一頌文雲:“備詳衆梵本,再譯宗輪論”[4];窺基在《唯識二十論述記》中也說:“今我和尚叁藏法師玄奘,校諸梵本”,都說明玄奘在譯經前廣泛搜羅異本,譯經中認真校勘諸本異同,態度謹嚴,一絲不苟。
在翻譯的體例方面,玄奘采取的方法很靈活。以前諸家,有的采取直譯,但因梵、漢兩種語言的用詞和語法結構不同,直譯的方法硬把梵文詞彙轉換成漢語詞彙,而又不能完全改造梵文的結構和文法,所以譯文晦澀生硬,诘屈聱牙;有的采取意譯,雖然做到文筆明白流暢,饒有文學意味,但難保不因此以辭害意甚至錯譯。例如鸠摩羅什,雖然是水平很高的大師,究因不能提筆寫漢文,只能手執胡本,口宣秦言,由助手筆錄,結果常常發生問題,“進欲停筆爭是,則校競終日,卒無所成;退欲簡而便之,則負傷于穿鑿之譏。”兩晉時翻譯佛典還多用“格義”的方法,即用老莊、玄學等外書的概念附會內典的名相,生搬硬套,結果譯文與原文在意思上差別很大。玄奘鑒于舊譯的這些缺失,不拘一例,把直譯和意譯揉爲一體,力求譯筆在文和義兩方面都切合原作,而又文從字順,形成一種精嚴凝重的翻譯文體。他的具體做法是,先把原文理解透徹,然後用適當的漢文清楚的表達出來;有時譯完一節之後加上一段結語,類似于注解,幫助讀者把握原文的中心思想;有時在譯文中加進一些字,使文義更爲顯明曉暢;有時用另一種譯名代替某些專門術語,使讀者易于理解。所以其譯文對原文忠實,讀起來又不彆扭,達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
在浩繁的經論中,玄奘最爲服膺的是大乘有宗瑜伽行派的經論。他到印度遊學最重要的是學習瑜伽學,回國後他的譯經,也從瑜伽學的諸經論開始。從貞觀十九年夏始操貝葉首開譯事,到貞觀二十叁年,先後譯出了《菩薩藏經》、《佛地經》、《六門陀羅尼經》、《顯揚聖教論》、《大乘阿毗達摩雜集論》、《瑜伽師地論》以及無性所釋《攝大乘論》,世親所釋《攝大乘論》、《緣起聖道經》、《百法明門論》,可說是玄奘翻譯的第一期。這一時期所譯以《瑜伽師地論》部帙最大,共有一百卷,從貞觀二十年夏開譯,至二十二年夏譯訖,曆時整整二年。同時又譯出瑜伽行學派的“一本十支”(一本十支:法相宗的十一部重要論書。一本是《瑜伽師地論》,十支是《顯揚聖教論》、《大乘莊嚴論》、《集量論》、《攝大乘論》、《十地經論》、《分別瑜伽論》、《辯中邊論》、《二十唯識論》、《觀所緣緣論》、《阿毗達摩雜集論》)諸論書,窮源盡委地介紹了此派《地論》、《攝論》說的全貌和真相。爲了譯介這些經論,玄奘傾注了全部精力,正如他自己說的,他“與義學諸僧等專精夙夜,無墮寸陰”[5];譯成之後,又不放過一切機會加以宣傳介紹,特別是經過向太宗詳盡地解說,使得太宗衷心欽服,敕命寫成九本在全國各地流布,奠定了《瑜伽師地論》在唐代佛教中的崇高地位。
唐太宗逝世後,玄奘回到西京,正式移居慈恩寺。自此之後,專務翻譯,無棄寸陰。他自己規定每天要譯的任務,如果白天有事沒有完成,必在晚上秉燭譯完。由于他擔任寺院上座,庶務繁忙,加上朝廷內使經常找他談論營造功德的事,又要指導寺內年輕學僧和遠方來遊學請教的僧人,還要應付來寺行香禮忏的王公卿相,時間不敷分配,他就每天叁更才睡下稍事歇息,五更複起,讀誦梵本,朱點次第,把白天翻經的准備工作預先做好。所以盡管衆務輻湊,翻譯工作仍按預定計劃順利進行,其精力之充沛,簡直是不可思議。
貞觀二十叁年下半年移居慈恩寺,至顯慶四年轉至坊州玉華寺,首尾十一年,譯出《分別緣起初勝法門經》、《藥師琉璃光如來本願功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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