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本文上一頁經》、《稱贊淨土佛攝受經》、《諸佛心陀羅尼經》、《廣百論本》、《大乘廣百論釋論》、《本事經》、《大乘大集地藏十輪經》、《說無垢稱經》、《大乘阿毗達摩集論》、《大乘成業論》、《阿毗達摩俱舍論》、《阿毗達摩順正理》、《顯無邊佛土功德經》、《稱贊大乘功德經》、《拔濟苦難陀羅尼經》、《八名普密陀羅尼經》、《觀所緣緣論》、《阿毗達摩發智論》、《阿毗達摩法蘊足論》、《阿毗達摩大毗婆沙論》、《阿毗達摩顯宗論》、《入阿毗達摩論》等經、論，還譯著了《成唯識論》十卷，成爲玄奘譯經的第二階段。
這些經、論的數量達到近五百卷之多。爲了翻譯這些經、論，玄奘作出了很大的努力。一是這批譯經中有不少屬于重譯，也就是前代已經有人譯過，但舊譯梵本不全，有的只是大部經典中的一部分；有的是舊譯文義舛訛，漏失太多，玄奘不滿意，所以選擇好的梵本重加翻譯，務使書盡善盡美。比如北涼道泰曾譯《婆沙論》一百卷，就是一部不全的譯本，玄奘以完全的底本譯重譯成《阿毗達摩大毗婆沙論》二百卷。這樣的重譯對于僧衆正確和完整地理解教義是很主要的，但是高宗不懂其意義，在玄奘翻譯《大毗婆沙》尚未完成時，發了一道指示給玄奘說：你要翻經論，應該選此地尚無譯本的先翻，已有譯本的待以後再翻。這種情形等于指責玄奘盲目翻譯，是典型的外行濫用權力幹涉內行。玄奘只好上表說明所以重翻的原因，力請允許重譯重要經論，他說：
“《發智毗婆沙論》有二百卷，此土先唯有半，但有百余卷，而文多舛雜，今更整頓翻之。去秋已來已翻得七十余卷，尚有百叁十卷未翻。此《論》于學者甚要，望聽翻了。余經論有詳略不同及尤舛誤者，亦望隨翻，以副聖述。”[6]
幸好玄奘德望極高，與高宗的關系一向不錯，高宗才批准了玄奘所請，使譯經能照常進行。
二是高宗出遊常要玄奘陪同，如顯慶二年春二月，高宗駕幸洛陽宮，就命玄奘同去；夏四月，高宗往明德宮避暑，又讓玄奘陪從。在這種情況下，玄奘總要帶上幾名翻經僧，使外出期間照樣能翻譯，不稍停頓。即使在玄奘大病初愈，高宗把他迎入宮中安置于凝陰殿修養的時候，他還是在那裏堅持譯經，常常二旬、叁旬才到外頭走走。
這一時期的譯經，以《俱舍論》爲中心。它是反映小乘說一切有部之毗昙學最後結論的代表作，屬于大乘有宗的瑜伽行派從中吸取了許多有用的思想材料。圍繞著這一中心，還譯出了瑜伽行派的重要論著；而所譯著的《成唯識論》，則以護法論師之學折衷諸家之說，玄奘藉此發揮了自己的學說，指出他心目中的瑜伽學說的最高最完善的結論，所以玄奘這期的譯經仍是與他創立中國法相宗相配合的。
從顯慶五年至臨終，是玄奘譯經的第叁階段，以譯《大般若經》爲中心。
《大般若經》是大乘空宗的主要經典，自晉南北朝以來爲中國佛教界所重。此經卷帙特大，共四處十六會，梵本共二十萬頌。以前雖有譯本，皆非全本，有的是一會一會的單本，有的還不足一會，是零星的節譯或經鈔。當玄奘譯完以《俱舍論》爲中心的諸經論後，弟子們便請求他接著重譯《大般若經》。此時玄奘已年近花甲，多年的操勞，消耗了他大量的精力，身體是相當衰弱了。所以，他對于翻這一大經是有些顧慮的，但他考慮到翻出此經，可以使瑜伽行學說從理論上溯源到般若，也就是調和、會通大乘空、有二宗的分歧，就像他當年在印度著《會宗論》似的，是他多年的願望。這樣一想，他還是毅然決定動手進行這項浩大的翻譯工程。
不過，在京城裏人多事雜，譯經總會受到這樣那樣的影響。他想，年紀大了，生命無常，必須找個幽靜的環境加速譯出此經。嵩山少林寺是個理想去處，但剛回國時向太宗提出到少林寺譯經，遭到拒絕；顯慶二年九月，趁陪高宗至洛陽宮之際，重提舊請，又不獲批准，高宗還很堅決地要他從此斷了這種念頭，勿複陳請，則此路已被堵死。于是他又想到了玉華宮，那是太宗臨終所住的地方，離京師不太遠，但也稱得上清淨涼爽，玄奘曾陪太宗在此住過，自太宗駕崩後，已舍爲寺院，稱爲玉華宮寺。他向高宗提出要到玉華宮寺翻譯，很順利地就得到允許。
玄奘帶著他的翻譯班子，還有一些其它門徒，于顯慶四年冬十月離京發向玉華宮寺，安置于該寺肅誠院，各種供給一如京師，便于顯慶五年正月一日起翻《大般若經》。由于部帙太大，學徒們曾請玄奘刪略一部分內容，玄奘曾順從衆意，打算像鸠摩羅什那樣，除繁去重。但畢竟心感不安，乃至作惡夢受到懲責，于是說服徒衆，仍然一字不漏地翻出全本。
翻譯過程中，玄奘常有老牛自知夕陽晚之慨，越是這樣想，越是激起不用揚鞭自奮蹄的自覺精神。他還激勵譯經諸僧說：“我都六十多了，不准哪天會于此寺歸天，經部甚大，常恐不能譯完，大家應人人努力加勤，勿辭勞苦。”在他的帶動下，諸僧時刻不懈，至龍朔叁年(663年)冬十月二十日，終于翻完最後一個字，大功告成。全經合成六百卷，稱爲《大般若經》。玄奘高興地長長籲了口氣，對徒衆說：“此經于此地有緣，玄奘能來此玉華寺，全靠經的力量。原來在京師，諸緣牽亂，何日能了？現在能夠完成譯事，都是諸佛在冥冥保佑,還有龍天諸神擁護。這是鎮國之典，人天大寶，大家都應踴躍欣慶。”當日，寺中就舉行了熱烈的慶祝活動。玄奘還寫了表文，派弟子窺基奏聞，請高宗禦製經序，高宗也欣然同意了。
《大般若經》的翻譯，費時四年，耗盡了玄奘的全部心血。此後他雖然還想再譯《大寶積經》，但是力不從心，只翻數行便不得不停筆，沒過幾天，便在玉華寺與世長辭，真乃爲翻經大業鞠躬盡瘁，死而後已。
玄奘譯經，始于貞觀十九年叁月，訖于麟德元年(664年)正月，首尾二十年。中間分爲叁個階段，每個階段以一種重要經、論爲中心，圍繞中心安排譯事，稱爲正譯；正譯之余，又譯出《因明論》、《理門論》等經論，總譯大小乘經、律、論七十五部，一千叁百叁十五卷。此外，還把老子《道德經》及在印度久已失傳的馬鳴《大乘起信論》譯成梵文，介紹到印度去。其譯經數量之多，曆代任何一位譯師都不能望其項背。鸠摩羅什譯經有數百上千助手幫忙，譯經十余年也只譯出叁百卷左右；從質量來說，玄奘的譯筆精粹，幾乎達到近人對翻譯的最高要求“信、雅、達”的標准。當代學者曾把近年發現的《瑜伽論》第一部分的原文殘卷，與玄奘的譯文對勘，結果是五體投地的佩服玄奘漢譯本的嚴謹，認爲近代翻譯都少有趕得上他的水平。況且，玄奘譯經雖有助手，主要的工作“都由奘旨，意思獨斷，出語成章”，助手不過是“詞人隨寫，即可披玩”。所以古今中外的學者無不驚歎玄奘譯經功業之偉。印度學者柏樂天(P·Pradhan)教授曾說：“無論從哪方面看來，玄奘都是古今中外最偉大的翻譯家。在中國以外沒有過這麼偉大的翻譯家，在全人類的文化史中，只好說玄奘是第一個偉大的翻譯家。中國很榮幸的是這位翻譯家的祖國，只有偉大的中國才能産生出這麼偉大的翻譯家。”[7]誠哉斯言。
二、創宗殊勳
玄奘弘法的另一重要內容是創立了中國的法相宗。
創立一個能夠繼承佛教究竟之說的宗派，是玄奘多年的心願。他在高昌致國王麴文泰的謝啓中表示到印度要展谒衆師，秉承正法，歸還翻譯，廣布未聞，補像化之遺阙，定玄門之指南；西遊返抵于阗時上太宗的表文又說：“玄奘往以佛興西域，遺教東傳，然則勝典雖來而圓宗尚阙，常思訪學，無顧身命”，都說出了他不滿意中國佛教界的現狀，而要開創圓宗，弘布正法的願望。
玄奘一生所學，博大無涯，然而他心目中的正法、圓宗卻是法相、唯識之學，即由印度無著、世親開創的瑜伽行學派。他在未去天竺之前，已有注重法相、唯識學之傾向，在天竺拜在戒賢法師門下，繼承了法相、唯識學的嫡傳，歸國後，便以弘闡法相爲主體。弘闡的途徑，則是譯經與講學授徒相結合。
玄奘的譯場，同時也是他授徒的場所，是一所譯經、講授、研究相結合的佛學院。以他的慈恩寺譯場爲例，他在慈恩寺雖然以翻譯爲第一要務，但在講學教授方面也未嘗有絲毫的放松。當時一天的時間安排是，淩晨與白天譯經並處理各種事務，每日齋訖，黃昏二時[8]講新經論，來自各州的聽學僧徒，亦常于此時來決疑請義。日夕已去，寺內弟子百余人鹹請教戒，盈廊溢庑，皆酬答處分無遺漏者。雖衆物輻辏，而神氣綽然，無所擁滯。猶與諸德說西方聖賢立義，諸部異端，及少年在此周遊講肆之事。高論劇談，竟無疲怠。在這裏，每天都有中國未聞未見的學術論著，被翻譯介紹出來，或者是中國雖曾譯介，然而舛誤不全，玄奘把該種學術論著更爲詳盡完善地介紹出來，而學僧們趁熱打鐵，當天就圍繞著新譯介出的論著進行學習、討論、研究，無怪乎玄奘的譯場成爲當時全國人才最集中、思想最活躍的佛教學術園地。
玄奘在印度那爛陀寺受到兼容百家、自由討論、以理服人的學術空氣的熏陶，他歸國後主持的譯場和寺院繼承了這樣的優良傳統，容許和鼓勵翻經僧和弟子們廣學博覽，各抒己見。所以他的門下，精研法相、唯識者有之，窺基、圓測爲其上首；精研律藏，卒爲律宗者有之，道宣、道世頭角特高；窮究《俱舍》者亦有之，法寶堪稱獨步。門人們既尊師重德，又能獨立鑽研，因而都能各有建樹，光大師門。
不過，這些門徒雖然在內部各有所好，有時也展開熱烈的爭論，但對于佛教的基本原則卻是堅定不移，遇到外來的挑戰，都能挺身而出，作堅決的論爭。永徽六年圍繞著因明義疏而發生的一場大論戰，便是很突出的一個事例。因明是很精細的邏輯推理形式，源出外道，後爲佛家所用，法相宗利用它作爲論證教義的有力武器。所以玄奘回國後，也盛傳因明之學，…
《玄奘譯經和創宗事業述略(謝重光)》全文未完，請進入下頁繼續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