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经》、《称赞净土佛摄受经》、《诸佛心陀罗尼经》、《广百论本》、《大乘广百论释论》、《本事经》、《大乘大集地藏十轮经》、《说无垢称经》、《大乘阿毗达摩集论》、《大乘成业论》、《阿毗达摩俱舍论》、《阿毗达摩顺正理》、《显无边佛土功德经》、《称赞大乘功德经》、《拔济苦难陀罗尼经》、《八名普密陀罗尼经》、《观所缘缘论》、《阿毗达摩发智论》、《阿毗达摩法蕴足论》、《阿毗达摩大毗婆沙论》、《阿毗达摩显宗论》、《入阿毗达摩论》等经、论，还译著了《成唯识论》十卷，成为玄奘译经的第二阶段。
这些经、论的数量达到近五百卷之多。为了翻译这些经、论，玄奘作出了很大的努力。一是这批译经中有不少属于重译，也就是前代已经有人译过，但旧译梵本不全，有的只是大部经典中的一部分；有的是旧译文义舛讹，漏失太多，玄奘不满意，所以选择好的梵本重加翻译，务使书尽善尽美。比如北凉道泰曾译《婆沙论》一百卷，就是一部不全的译本，玄奘以完全的底本译重译成《阿毗达摩大毗婆沙论》二百卷。这样的重译对于僧众正确和完整地理解教义是很主要的，但是高宗不懂其意义，在玄奘翻译《大毗婆沙》尚未完成时，发了一道指示给玄奘说：你要翻经论，应该选此地尚无译本的先翻，已有译本的待以后再翻。这种情形等于指责玄奘盲目翻译，是典型的外行滥用权力干涉内行。玄奘只好上表说明所以重翻的原因，力请允许重译重要经论，他说：
“《发智毗婆沙论》有二百卷，此土先唯有半，但有百余卷，而文多舛杂，今更整顿翻之。去秋已来已翻得七十余卷，尚有百三十卷未翻。此《论》于学者甚要，望听翻了。余经论有详略不同及尤舛误者，亦望随翻，以副圣述。”[6]
幸好玄奘德望极高，与高宗的关系一向不错，高宗才批准了玄奘所请，使译经能照常进行。
二是高宗出游常要玄奘陪同，如显庆二年春二月，高宗驾幸洛阳宫，就命玄奘同去；夏四月，高宗往明德宫避暑，又让玄奘陪从。在这种情况下，玄奘总要带上几名翻经僧，使外出期间照样能翻译，不稍停顿。即使在玄奘大病初愈，高宗把他迎入宫中安置于凝阴殿修养的时候，他还是在那裏坚持译经，常常二旬、三旬才到外头走走。
这一时期的译经，以《俱舍论》为中心。它是反映小乘说一切有部之毗昙学最后结论的代表作，属于大乘有宗的瑜伽行派从中吸取了许多有用的思想材料。围绕着这一中心，还译出了瑜伽行派的重要论著；而所译著的《成唯识论》，则以护法论师之学折衷诸家之说，玄奘藉此发挥了自己的学说，指出他心目中的瑜伽学说的最高最完善的结论，所以玄奘这期的译经仍是与他创立中国法相宗相配合的。
从显庆五年至临终，是玄奘译经的第三阶段，以译《大般若经》为中心。
《大般若经》是大乘空宗的主要经典，自晋南北朝以来为中国佛教界所重。此经卷帙特大，共四处十六会，梵本共二十万颂。以前虽有译本，皆非全本，有的是一会一会的单本，有的还不足一会，是零星的节译或经钞。当玄奘译完以《俱舍论》为中心的诸经论后，弟子们便请求他接着重译《大般若经》。此时玄奘已年近花甲，多年的操劳，消耗了他大量的精力，身体是相当衰弱了。所以，他对于翻这一大经是有些顾虑的，但他考虑到翻出此经，可以使瑜伽行学说从理论上溯源到般若，也就是调和、会通大乘空、有二宗的分歧，就像他当年在印度著《会宗论》似的，是他多年的愿望。这样一想，他还是毅然决定动手进行这项浩大的翻译工程。
不过，在京城裏人多事杂，译经总会受到这样那样的影响。他想，年纪大了，生命无常，必须找个幽静的环境加速译出此经。嵩山少林寺是个理想去处，但刚回国时向太宗提出到少林寺译经，遭到拒绝；显庆二年九月，趁陪高宗至洛阳宫之际，重提旧请，又不获批准，高宗还很坚决地要他从此断了这种念头，勿复陈请，则此路已被堵死。于是他又想到了玉华宫，那是太宗临终所住的地方，离京师不太远，但也称得上清净凉爽，玄奘曾陪太宗在此住过，自太宗驾崩后，已舍为寺院，称为玉华宫寺。他向高宗提出要到玉华宫寺翻译，很顺利地就得到允许。
玄奘带着他的翻译班子，还有一些其它门徒，于显庆四年冬十月离京发向玉华宫寺，安置于该寺肃诚院，各种供给一如京师，便于显庆五年正月一日起翻《大般若经》。由于部帙太大，学徒们曾请玄奘删略一部分内容，玄奘曾顺从众意，打算像鸠摩罗什那样，除繁去重。但毕竟心感不安，乃至作恶梦受到惩责，于是说服徒众，仍然一字不漏地翻出全本。
翻译过程中，玄奘常有老牛自知夕阳晚之慨，越是这样想，越是激起不用扬鞭自奋蹄的自觉精神。他还激励译经诸僧说：“我都六十多了，不准哪天会于此寺归天，经部甚大，常恐不能译完，大家应人人努力加勤，勿辞劳苦。”在他的带动下，诸僧时刻不懈，至龙朔三年(663年)冬十月二十日，终于翻完最后一个字，大功告成。全经合成六百卷，称为《大般若经》。玄奘高兴地长长吁了口气，对徒众说：“此经于此地有缘，玄奘能来此玉华寺，全靠经的力量。原来在京师，诸缘牵乱，何日能了？现在能够完成译事，都是诸佛在冥冥保佑,还有龙天诸神拥护。这是镇国之典，人天大宝，大家都应踊跃欣庆。”当日，寺中就举行了热烈的庆祝活动。玄奘还写了表文，派弟子窥基奏闻，请高宗御制经序，高宗也欣然同意了。
《大般若经》的翻译，费时四年，耗尽了玄奘的全部心血。此后他虽然还想再译《大宝积经》，但是力不从心，只翻数行便不得不停笔，没过几天，便在玉华寺与世长辞，真乃为翻经大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玄奘译经，始于贞观十九年三月，讫于麟德元年(664年)正月，首尾二十年。中间分为三个阶段，每个阶段以一种重要经、论为中心，围绕中心安排译事，称为正译；正译之余，又译出《因明论》、《理门论》等经论，总译大小乘经、律、论七十五部，一千三百三十五卷。此外，还把老子《道德经》及在印度久已失传的马鸣《大乘起信论》译成梵文，介绍到印度去。其译经数量之多，历代任何一位译师都不能望其项背。鸠摩罗什译经有数百上千助手帮忙，译经十余年也只译出三百卷左右；从质量来说，玄奘的译笔精粹，几乎达到近人对翻译的最高要求“信、雅、达”的标准。当代学者曾把近年发现的《瑜伽论》第一部分的原文残卷，与玄奘的译文对勘，结果是五体投地的佩服玄奘汉译本的严谨，认为近代翻译都少有赶得上他的水平。况且，玄奘译经虽有助手，主要的工作“都由奘旨，意思独断，出语成章”，助手不过是“词人随写，即可披玩”。所以古今中外的学者无不惊叹玄奘译经功业之伟。印度学者柏乐天(P·Pradhan)教授曾说：“无论从哪方面看来，玄奘都是古今中外最伟大的翻译家。在中国以外没有过这么伟大的翻译家，在全人类的文化史中，只好说玄奘是第一个伟大的翻译家。中国很荣幸的是这位翻译家的祖国，只有伟大的中国才能产生出这么伟大的翻译家。”[7]诚哉斯言。
二、创宗殊勋
玄奘弘法的另一重要内容是创立了中国的法相宗。
创立一个能够继承佛教究竟之说的宗派，是玄奘多年的心愿。他在高昌致国王麴文泰的谢启中表示到印度要展谒众师，秉承正法，归还翻译，广布未闻，补像化之遗阙，定玄门之指南；西游返抵于阗时上太宗的表文又说：“玄奘往以佛兴西域，遗教东传，然则胜典虽来而圆宗尚阙，常思访学，无顾身命”，都说出了他不满意中国佛教界的现状，而要开创圆宗，弘布正法的愿望。
玄奘一生所学，博大无涯，然而他心目中的正法、圆宗却是法相、唯识之学，即由印度无著、世亲开创的瑜伽行学派。他在未去天竺之前，已有注重法相、唯识学之倾向，在天竺拜在戒贤法师门下，继承了法相、唯识学的嫡传，归国后，便以弘阐法相为主体。弘阐的途径，则是译经与讲学授徒相结合。
玄奘的译场，同时也是他授徒的场所，是一所译经、讲授、研究相结合的佛学院。以他的慈恩寺译场为例，他在慈恩寺虽然以翻译为第一要务，但在讲学教授方面也未尝有丝毫的放松。当时一天的时间安排是，凌晨与白天译经并处理各种事务，每日斋讫，黄昏二时[8]讲新经论，来自各州的听学僧徒，亦常于此时来决疑请义。日夕已去，寺内弟子百余人咸请教戒，盈廊溢庑，皆酬答处分无遗漏者。虽众物辐辏，而神气绰然，无所拥滞。犹与诸德说西方圣贤立义，诸部异端，及少年在此周游讲肆之事。高论剧谈，竟无疲怠。在这里，每天都有中国未闻未见的学术论著，被翻译介绍出来，或者是中国虽曾译介，然而舛误不全，玄奘把该种学术论著更为详尽完善地介绍出来，而学僧们趁热打铁，当天就围绕着新译介出的论著进行学习、讨论、研究，无怪乎玄奘的译场成为当时全国人才最集中、思想最活跃的佛教学术园地。
玄奘在印度那烂陀寺受到兼容百家、自由讨论、以理服人的学术空气的熏陶，他归国后主持的译场和寺院继承了这样的优良传统，容许和鼓励翻经僧和弟子们广学博览，各抒己见。所以他的门下，精研法相、唯识者有之，窥基、圆测为其上首；精研律藏，卒为律宗者有之，道宣、道世头角特高；穷究《俱舍》者亦有之，法宝堪称独步。门人们既尊师重德，又能独立钻研，因而都能各有建树，光大师门。
不过，这些门徒虽然在内部各有所好，有时也展开热烈的争论，但对于佛教的基本原则却是坚定不移，遇到外来的挑战，都能挺身而出，作坚决的论争。永徽六年围绕着因明义疏而发生的一场大论战，便是很突出的一个事例。因明是很精细的逻辑推理形式，源出外道，后为佛家所用，法相宗利用它作为论证教义的有力武器。所以玄奘回国后，也盛传因明之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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