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奘译经和创宗事业述略

　　谢重光

　　玄奘法师是中国历史上伟大的佛学家、翻译家、旅行家，是中印文化交流的伟大使者。其对中国文化的贡献，难以备述。本文仅就其从印度取经归国后，在译经和创宗两个方面的工作和贡献略作综述。

　　一、译经伟业

　　玄奘一切活动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弘法，弘法的重要内容是译经。

　　在玄奘之前，中国的佛经翻译早已开始。传说在东汉永平十年(67年)，当汉使用白马从西域驮经至洛阳的时候，名僧迦叶摩腾和竺法兰就在白马寺译出了《十地断结》、《佛本生》、《法海藏》、《佛本行》、《四十二章》五部佛经，不过这只是传说而已，并不能证实。可以确定最早的汉译佛经是东汉桓帝元嘉元年(151年)来自波斯的高僧安世高译出的《明度五十校计经》，这比玄奘开始译经早了将近五百年。

　　魏晋以后，佛经的翻译不断地发展，译师辈出，像释道安、鸠摩罗什、求那跋陀罗、法显、宝云、真谛、阇那崛多、波颇等，都有值得称赞的译经业绩。其中道安主持的译经，开始组织了译场，译场中设立各种专职，分工合作，首创集体译经的做法。鸠摩罗什在后秦译经，后秦主姚兴为他组织的译场规模很大，姚兴亲自参与译事，罗什执梵本，姚兴持旧经，互相酬校，罗什手下有沙门八百余人充当助手。隋代则创立翻经馆，成为官办的编译所。自东汉末年迄于唐初，译出的经、论超过四千卷，译人也有一百人以上。

　　不过，在玄奘看来，以前的译经存在严重的缺点。主要是翻译底本多半是东来的梵僧、胡僧携带之本，多为中亚语转译的胡本，梵本不多见，或者经本不全，或者错讹很多，未能精选完整的高质量的经、论作为底本；译人方面，若是梵僧、胡僧，则不精汉文；若是汉僧，则未识梵语，都要通过中介者转译，很难把原作的意义与风格确切地表达出来。这样译出的经本，大多是节译的零星小品，译的质量不高，译音错讹、文义搞错的情况大量存在。汉地的僧人依据残缺的、文义不确的译经加以讲习和讲解、传授，难怪不能了解佛教教义的全貌和究竟的道理。[1]

　　玄奘就是不满旧译经典的残缺简陋而冒死西游取经的。他取回的经典都是经过精心挑选的，有的重要经典有多种不同的版本，他就兼收并蓄，都予取回，这就解决了翻译底本的质量问题。他又博学多通，对各种经、论及各家学说都有极深造诣，又精于因明、声明、婆罗门语及印度的各种专门之学，汉文水平之高更不待言，这就解决了前此译经者“或善胡义而不了汉旨，或明汉文而不晓胡意，虽有偏解，终隔圆通”[2]的问题。好的翻译必须具备的条件，即有好的底本，译者熟练掌握本国文字和外文，还得精通所译的业务这几条，玄奘都具备了，此外，他还有一条有利条件，即他先后得到了太宗、高宗的不同程度的支持。

　　固然，太宗对玄奘译经的支持是有限的，但毕竟是支持的。太宗让玄奘在长安弘福寺译经，并按照玄奘的要求派人守卫该寺，不让外人随便打搅玄奘的译事；又让西京留守房玄龄解决玄奘译经所需的人力、物力，这就使玄奘的译事有了最基本的保证。

　　有了这些保证，玄奘的翻译大业就在贞观十九年夏天正式开始了。他组织起一个很健全很严密的译场，译场成员有译主、证义、证文、书手、笔受、缀文、参译、刊定、润文、梵呗等十种。译主是主译人，也是译场的总负责人，须精通梵、汉语文，深究大小乘经论，辨析名相[3]，证解微义，凡遇到翻译上的疑义，由他判断决定。玄奘亲自出任译主。证义是译主的辅助者，审查已译成的文字的意义与梵本有无出入或错误，与译主斟酌决定。证文负责审查译主宣读梵文时与原文有无舛误。书手一称度语，把梵文的音义写成汉文。笔受把梵文的字义翻译成汉文的字义。缀文负责整理译文稿本，使其符合汉文结构。参译校勘原文是否有错误，同时将译文回证原文，看是否有错误。刊定负责文字的初步整理，对所译成的每句、每节、每章，去芜存菁，使其简练扼要明确。润文负责对译稿进行文字加工，使其流畅优美。梵呗是在以上九道程序之后，用梵音念一遍，修正音节不和谐处，以便传诵。

　　这年三月，玄奘从洛阳回至长安，入居弘福寺后，即将所须的证义、缀文、笔受、书手等人数，列出清单，交房玄龄调集。房玄龄根据太宗的指示，从全国各寺院抽调。至夏六月初二日，所调之人都已齐集弘福寺，他们是：证义大德十二人，即西京弘福寺灵润、文备，罗汉寺慧贵，实际寺明琰，宝昌寺法祥，静法寺普贤，法海寺神昉，廓州(治今青海化隆之黄河北岸地)法讲寺道琛，汴州(今河南开封)演觉寺玄忠，蒲州(治今山西永济县西蒲州)普救寺神泰，绵州(治今四川绵阳东)振响寺敬明，益州(今四川成都)多宝寺道因；缀文大德九人，即京城普光寺栖玄、弘福寺明璿、会昌寺辩机，终南山丰德寺道宣，简州(治今四川简阳西北)福聚寺静迈，蒲州普救寺行友、栖岩寺道卓，幽州(治今北京市西南)照仁寺慧立，洛州大总持寺玄应。证梵语、梵文大德一人，即京城大兴善寺玄謩。自外，笔受、书手等人，以及有关衙门供给的各种译经用品也都齐备无误。

　　比起姚兴时鸠摩罗什译场的助手八百，甚至说弟子三千，玄奘译场的人手显得很少，但却十分精干。选入译场的二十几位大德，都是一时英杰。他们或者谙解大小乘经、论，为时辈所推；或者在汉文、梵文、赞呗等方面造诣精深。其中如道宣、神昉、神泰、慧立，辩机等皆才气纵横，日后大有建树。他们仰玄奘清德，欣然投于门下，既充译经助手，又是受业弟子，济济一堂，齐心协力，致使玄奘译场的效率极高，所译经的数量和质量都超迈前哲。

　　玄奘的译经工作有很周详的计划，什么经该译，什么经暂时不译，什么经先译，什么经后译，他都有通盘的考虑。一旦决定了要译某一经论，他先广罗不同的版本，校勘异同，择善而从。例如《大般若经》，玄奘带回的共有三本，到了翻译之时，凡遇文有疑错，即校三本而定之。殷勤省覆，方乃著文，审慎之心，自古无比。又如译完《异部宗轮论》后，玄奘曾作一颂文云：“备详众梵本，再译宗轮论”[4]；窥基在《唯识二十论述记》中也说：“今我和尚三藏法师玄奘，校诸梵本”，都说明玄奘在译经前广泛搜罗异本，译经中认真校勘诸本异同，态度谨严，一丝不苟。

　　在翻译的体例方面，玄奘采取的方法很灵活。以前诸家，有的采取直译，但因梵、汉两种语言的用词和语法结构不同，直译的方法硬把梵文词汇转换成汉语词汇，而又不能完全改造梵文的结构和文法，所以译文晦涩生硬，诘屈聱牙；有的采取意译，虽然做到文笔明白流畅，饶有文学意味，但难保不因此以辞害意甚至错译。例如鸠摩罗什，虽然是水平很高的大师，究因不能提笔写汉文，只能手执胡本，口宣秦言，由助手笔录，结果常常发生问题，“进欲停笔争是，则校竞终日，卒无所成；退欲简而便之，则负伤于穿凿之讥。”两晋时翻译佛典还多用“格义”的方法，即用老庄、玄学等外书的概念附会内典的名相，生搬硬套，结果译文与原文在意思上差别很大。玄奘鉴于旧译的这些缺失，不拘一例，把直译和意译揉为一体，力求译笔在文和义两方面都切合原作，而又文从字顺，形成一种精严凝重的翻译文体。他的具体做法是，先把原文理解透彻，然后用适当的汉文清楚的表达出来；有时译完一节之后加上一段结语，类似于注解，帮助读者把握原文的中心思想；有时在译文中加进一些字，使文义更为显明晓畅；有时用另一种译名代替某些专门术语，使读者易于理解。所以其译文对原文忠实，读起来又不彆扭，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在浩繁的经论中，玄奘最为服膺的是大乘有宗瑜伽行派的经论。他到印度游学最重要的是学习瑜伽学，回国后他的译经，也从瑜伽学的诸经论开始。从贞观十九年夏始操贝叶首开译事，到贞观二十三年，先后译出了《菩萨藏经》、《佛地经》、《六门陀罗尼经》、《显扬圣教论》、《大乘阿毗达摩杂集论》、《瑜伽师地论》以及无性所释《摄大乘论》，世亲所释《摄大乘论》、《缘起圣道经》、《百法明门论》，可说是玄奘翻译的第一期。这一时期所译以《瑜伽师地论》部帙最大，共有一百卷，从贞观二十年夏开译，至二十二年夏译讫，历时整整二年。同时又译出瑜伽行学派的“一本十支”(一本十支：法相宗的十一部重要论书。一本是《瑜伽师地论》，十支是《显扬圣教论》、《大乘庄严论》、《集量论》、《摄大乘论》、《十地经论》、《分别瑜伽论》、《辩中边论》、《二十唯识论》、《观所缘缘论》、《阿毗达摩杂集论》)诸论书，穷源尽委地介绍了此派《地论》、《摄论》说的全貌和真相。为了译介这些经论，玄奘倾注了全部精力，正如他自己说的，他“与义学诸僧等专精夙夜，无堕寸阴”[5]；译成之后，又不放过一切机会加以宣传介绍，特别是经过向太宗详尽地解说，使得太宗衷心钦服，敕命写成九本在全国各地流布，奠定了《瑜伽师地论》在唐代佛教中的崇高地位。

　　唐太宗逝世后，玄奘回到西京，正式移居慈恩寺。自此之后，专务翻译，无弃寸阴。他自己规定每天要译的任务，如果白天有事没有完成，必在晚上秉烛译完。由于他担任寺院上座，庶务繁忙，加上朝廷内使经常找他谈论营造功德的事，又要指导寺内年轻学僧和远方来游学请教的僧人，还要应付来寺行香礼忏的王公卿相，时间不敷分配，他就每天三更才睡下稍事歇息，五更复起，读诵梵本，朱点次第，把白天翻经的准备工作预先做好。所以尽管众务辐凑，翻译工作仍按预定计划顺利进行，其精力之充沛，简直是不可思议。

　　贞观二十三年下半年移居慈恩寺，至显庆四年转至坊州玉华寺，首尾十一年，译出《分别缘起初胜法门经》、《药师琉璃光如来本愿功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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