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學與現代醫學

　　 前言：新世紀的課題

　　 第一章　醫學是什麼——現代醫學模式的出現

　　 第二章　佛學——一門古老的現代醫學

　　 第叁章　佛教醫學的特點

　　 結語：佛教醫學的啓示

　　 對考書目

　　 前言：新世紀的課題

　　一、工業文明的危機與反思

　　人類追求幸福，探索宇宙、社會、人生之奧秘，自文明伊始，即代代不絕。其中最令近現代人感到自豪和驕傲的，尤莫過于工業革命後近四百年來取得巨大科技進步與物質成果，因爲它創造的財富，超過了過去幾千年財富的總和。然自本世紀以來，不僅兩次世界大戰使人類尊嚴掃地，戰後一系列的環境、社會、倫理、宗教、科學、健康等問題，更使人類對工業社會的前途充滿恐懼迷茫，並而對過去四百年曆史，進行深刻地反省。

　　首先，全球性的環境汙染，自然生態平衡的嚴重破壞，使人類自身及其各種生命共有的家園受到嚴重威脅。大氣臭氣層正在逐漸減少，全球溫度又因大量廢氣排出而升高，使冰川融化，海平面擡升，淹沒大量陸地。酸雨、汙水、廢棄化學藥品的毒素，更是直接威脅著人類的健康。同時，人口的惡性膨脹趨勢正以惡性開發利用，已將要進入地球負荷的極限階段，而目前這種發展趨勢正以惡性循環的方式不斷加劇。據聯合國環境開發者一九九０年公布的資料，爲了養活急速增長的人口，八０年代後期拉丁美洲每的濫伐森林五百萬公頃，由此引起了更大面積的水土流失；非洲馬達加斯加的森林已由一九七０年的一千二百萬公頃減少到一九九二年的二萬公頃，而尼日利亞幾乎減少了百分之九十。另一方面，人口的增長又耗盡地表和地下淡水資源，未來叁十～五十年內許多非洲國家將不能滿足人口對人的需求。

　　人類社會南北差距的加大使整個世界的經濟結構越來越不平衡，大量貧困人口的存在更意味著世界潛伏著重重危機；作爲國際間政治傾軋的手段的軍備競爭，已使地球上的核武器具備荒足夠毀滅人類幾十次的能力，人類的存亡遇到了前所未有的來自人的自身的威脅。與此同時，人類的精神也面監了極度的空虛和迷茫。在知識的爆炸，信息的膨脹，日益激烈的競爭和越來越快的生活節奏帶來的高度緊張的心靈背後，産生的是傳統信仰的貶值，人欲的放縱，道德和墮落和精神的極度頹廢，人的內核已被掏空，變成了工業技術、商業廣告、産業競爭的玩偶，變成了被化到極端的工具。大量新興邪教的盛行，又爲了甘于異化，企圖尋找精神家園的人們設置了重重陷阱，使他們未出虎穴，又入狼窩，于是“世界末日”的謠傳甚囂塵上。人民聖殿教、奧姆直真理教這些已毀滅了很多人身體和靈魂精神毒彈的出現，顯示出人類追求精神之路危機重重。

　　另外，作爲傳統工業文明思想基礎的自然科學理論，更是面臨了空前的挑戰。在傳統的工業社會思維中，人將自己嚴格置身于自然之外，並高踞自然之上，對自然進行所謂純粹客觀感觀察的，以認識自然、利用自然、征服自然。而自然身本是沒有自己的思維和價值觀的，它只是在人之外的一個客觀存在並爲人所擁有的物質對象。因此，自十六世紀以來，科學家們一直就以爲科學是一種純客觀感的認識，它只能沿著排除哲學，排除人文社會因素的影響的道路才能獲得自身的存在和發展。但是，二十世紀量子物理學的出現，卻使科學這一基本的“客觀”觀念幾乎破産。它向人們揭示出，物質的存在狀態(粒子或波)，取決于處理它們的環境，因此觀察者與觀察對象之間互相影響存在的，並無一個基本的與人沒有任何關系的所謂客觀實在。

　　另一方面，由于科學人爲預先設定了主客體的二元對立，必然將導致對待客體的機械論和還原論爲主的研究方法。這種研究方式雖然在幾百年來取得了令人瞪目的成果，但其過頭的應用，最終使現代科學頭腦中的世界成了一架“完美的機器”。人們掌握了它的規律性、預測性、控製性的同時，卻喪失了自身的自主性、創造性和責任感(注釋：參見(英)大衛·柏姆《後現代科學和後現代世界》。載《後現代科學》，第七四～七五頁，　北京編譯出版社一九九五年二月版。)。當生物學、醫學以這種方式研究人自身的時候，最終發現，人類仍不過是一堆機械的組合而已。于是拉美特利高喊出：“人是機器！”而這句話對于今天處于生命研究最前沿的分子生物學來就，仍不爲過分，因爲將生命歸爲簡單的基因組合，正是分子生物學的使命的所在。但當生命一旦趨向于如此的簡單化，其意義又將如何在呢？

　　現代社會物質的高度發達與精神的極度空虛，或許正是這一惡果的體現。恰如後現代主義所言，這種科學的最終結果，證明的只是“生命的普遍意義作爲一個整體已不複存在”，而最後，“人類的精神將會因此肢解和分裂”(注釋：(美)莫裏斯·伯曼《世界的返魅》，紐約班騰出版社一九八四年一月版。)。同人類意識這一現象，又成了機械論、還原論的科學無法解決的難題。如果人與自然都是完美的機器，那麼意識又來自于何處呢？正如英國著名科學史家Ｗ·Ｃ·丹皮爾在其名著《科學史》史對幾個世紀科學實踐所檢討的那樣：“通過科學走向實在，就只能得到實在的幾個不同方面，就只能得到用簡單化的線條繪成的圖畫，而不能得到實在自身。”

　　面對所有這些問題，人們不得不去改變舊有工業社會的思維模式。如美國辛辛那提大學哲學教授Ｖ·艾姆斯指出：“本世紀的可怕的考驗，戰爭與革命、經濟危機和社會變革，迫使人們思考生活的基本東西和這些東西的意義，科學與技術對傳統的生活方式、思想和感情的打擊，迫使人們探索某種智慧。”于是，自二十世紀以來，尤其是二戰結束以後，包括醫學在內的整個自然科學領域，出現了一種人文主義的思潮，一種要求自然科學的研究與發展回歸人、回歸社會人文的思潮。新的學科、新的理論因之而層出不窮。信息論、系統論、控製論方興未艾，突變論、協同論、耗散論又是以更新的目光來诠譯生命、社會和自。各種專業知識的交叉和滲透，使各門學科間的邊界日益模糊不清，但一個作爲整體的人——社會——自然的面貌卻越來越清晰而真實地展示了出來。在新的理論和知識指導下，人類開始更爲有效地對付所面對的新問題，共同創造一個更美好的世界。

　　二、東西方文明的融會點：佛學與醫學

　　在人類這一具有裏程碑的意義的轉變中，具有高度的發達的人文精神東方文明與以西方爲主的現代文明的交流與融彙成爲曆史的必然。羅素在《中國的問題》中不無優慮地說：“我們(西方人)的生活方式要求爭鬥、開發、無休無止的變化、沖破和破壞，而指向破壞的效率，只能以毀滅而告終。如果我們的文明不能夠從它所鄙視的東方文明學得一些智慧的話，它將走向毀滅的終極。”事實上，現代各種新理論甚至新學科的誕生，無論是最基礎的量子物理學還是是宏大的宇宙生態學，都受到了東方文明中的整體互站論、天人合一論的影響。在西方純粹的工業技術文明發展到極點，人類的前途已山窮水盡之時，正意味著東西兩種單向發展的文明互相交融的時機的到來。正如陳兵在《佛教禅定與東方文明》中指出：“東西兩種文明，從整個人類文明史的高度俯瞰，正好構成一種互補關系，由互補而碰撞磨擦，而綜合交融，把文明推向新的巅峰，是人類文明辯證發展的基本趨勢(注釋：陳兵著《佛教禅學與東方文明》，第六二九頁，上海上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二年八月版。)。”

　　在這東西方文明溝通融彙的洪流中，現代西方醫學和古老的東方佛不學以其與衆不同的特點而占據了特殊重要的位置，最易成不東西融通的契合點。

　　首先，現代西方文明以研究外在客觀世界爲其最主在特長，在其代表了此特點的各門科學中，唯獨醫學研究的對象與衆不同的，只有它將西方人的目光從對外界的搜索中拉了回來，轉而注間人的自身。雖然近代以來的西方醫學，過去一直同其他自然科學一樣，以探討外界物質的方法研究人自身，但畢竟其獨特的對象——人，一個有生命、思想的完整的人，使它不可能將自己完全等同于一般的科學。事實上，所有的科學研究、探討，以至整個文明，都是爲了醫學的對象——人，這唯一的目的而産生、存在和發展。所有的科學和文明成果，無論是最新的還是最舊的，最著名的還是最不爲人所知的，其優與劣，成與敗，都必估在這一最後的度金石上進行檢驗。因此，一切現代科學乃至整個現代文明的行與失，都可以在醫學的這一唯一以完整的人爲研究對象的科學中表現出來。從醫學出發，我們既能看到西方文明最大的成就與最新的成果，又可以發現其種種被掩蓋在豐富物質成就之下的天然不足，更能在其中分析、展望到未來科學和文明應有的起向。就現代醫而言，它給人類健康帶來的巨大福利，它對人自身認識的貧乏和對人類大量疾苦的無奈，以及它七０年代以來所發生的革命性變化，無疑乃是現代文明的一個最好的縮影響。所以，我們選取了現代醫學作爲東西方文明融會中現代西方文明一面的突破點。

　　另一方面，古老的東方文明幾千年前已是百花齊放，它們在基本相似的思路下，又表現出其各不相同的特點。作爲東方文明代表的古印度文明和中國文明，亦因地域、氣候、生産方式樣生活方式的不同而各有特色。世代農耕的華夏民族，倡自然之諧統一，重世間的平穩與中庸。天人合一作爲一種內在職的本能直覺，在華夏民族的觀念中乃是一種不言而喻的真理，無須由思維而認識、理解，乃人之本然。因此，中華文明理頓悟而輕思維，重直覺而輕邏輯的思想特點，與羅分析絲絲入扣的西方文明大異其趣。比較而言，印度文明由于地域和血統的關系，無論在思維方式和情感方式上，與西方文明的相近點更多一些(注釋：印度的叁個有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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