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本文上一頁。神會在南陽，住了一段較長時期，所以大家都稱他爲「南陽和上」。從劉澄所集的『南陽和上問答雜徵義』(近人稱之爲「神會語錄」)，見到神會與南陽太守王弼，內鄉縣令張萬頃的問答。王趙公──王琚，問叁車義。應侍禦史王維的請求，在臨湍驿，與同寺的慧澄禅師共話禅理。神會發揚南宗頓教的運動，從此逐漸的展開。到了開元二十年(七叁二)，神會四十五歲，在滑臺(今河南滑縣)大雲寺，開無遮大會。現存『南宗定是非論』，敘錄當時論議的情形。神會當時向大衆宣告(神會集二六七)：
「神會今設無遮大會，兼莊嚴道場，不爲功德，爲天下學道者定(宗)旨，爲天下學道(者)辨是非」。
這是公開的，僧尼道俗都來參加的大會。神會召開大會的目的，是針對當時以嵩洛爲中心的，推神秀爲六祖的，得王家崇奉的北宗而發。神秀的弟子──義福、普寂、降魔藏等，繼承神秀的禅門，盛極一時，如『圓覺經大疏鈔』卷叁之一說：
「能大師滅後二十年中，曹溪頓旨，沈廢于荊吳；嵩嶽漸門，熾盛于秦洛。普寂禅師，秀弟子也，謬稱七祖。二京法主，叁帝門師，朝臣歸崇，敕使監衛」。
面對這樣盛極一時的北宗，神會出來指證：在菩提達摩法系中，神秀是旁支；真正受五祖付法傳衣的，是韶州曹溪的慧能，慧能才是六祖。論到法門，神秀是漸門，不是祖祖相承的頓教。這一切，如『南宗定是非論』(神會集二八一、二八五──二八八)說：
「從上已來，具有相傳付囑。……唐朝忍禅師在東山，將袈裟付囑于能禅師。經今六代，內傳法契以印證心，外傳袈裟以定宗旨。從上相傳，一一皆與達摩袈裟爲信。其袈裟今見在韶州，更不與人」。
「今言不同者，爲秀禅師教人凝心入定，住心看淨，起心外照，攝心內證。……從上六代以來，無有一人凝心入定，住心看淨，起心外照，攝心內證，是以不同。……我六代大師，一一皆言單刀直入，直了見性，不言階漸。夫學道者，須頓見佛性，漸修因緣，不離是生而得解脫。……今言坐者，念不起爲坐；今言禅者，見本性爲禅」。
滑臺在洛陽的東北，神會到這裏來召開無遮大會，論定佛法宗旨，一定是由于多年來在南陽的宣揚頓教，得到(曾來南陽的)滑臺大雲寺僧的同情，邀到那邊去召開大會的。如不得當地僧衆的有力支持，任何有名的大德，都不可能在別處別寺，召開這樣的大會。在這次大會的進行中，不是沒有阻礙的，如『南宗定是非論』(神會集二六四──二六五)說：
「即時(？)人侶，刈卷屏風，稱有官客，擬將著侍。和上言：此屏風非常住家者，何乃拆破場，將用只承官客」！
莊嚴會場的屏風，並非常住公物，而是私人的(可能向信徒借來)。到了臨時，有人以招待官客的名義，將屏風帶去，這是故意的「拆破場」(拆臺)。可見當時大雲寺內，也有反對的力量存在，但神會終于完成了這一次莊嚴的盛會。從此，南頓北漸，顯著的對立起來。慧能爲六祖，「是的的相傳付囑人」，更普遍的傳揚開來。
神會在滑臺召開的大會，不止一次，二十年是最成功的一次。此後，神會大概以南陽(洛陽之南)爲根本，而往來于滑臺(洛陽東北)一帶。神會也到過邢州(今河北钜鹿縣)開元寺。天寶七年，神會請宋鼎作『唐曹溪能大師碑』(『金石錄』卷七)，就立在邢州。直到天寶四年(七四五)，神會五十八歲，應兵部侍郎宋鼎的禮請，到洛陽，住荷澤寺，這才進入北宗的教化中心。如『圓覺經大疏鈔』卷叁說：
「天寶四載，兵部侍郎宋鼎，請入東都。然正道易申，謬理難固。于是曹溪了義，大播于洛陽；荷澤頓門，派流于天下」。
神會到了洛陽，也曾召開定兩宗是非的大會。據宗密的傳說，是天寶四年(『曆代法寶記』，作「天寶八年」)。神會不斷的評論兩宗的傍正。當北宗普寂在世時(七叁九去世)，曾「在嵩山豎碑銘，立七祖堂，修法寶紀，排七代數」(神會集二八九)。神會也就立祖堂，立碑記，如『宋僧傳』卷八「慧能傳」(大正五０·七五五中)說：
「會于洛陽荷澤寺，崇樹能之真堂；兵部侍郎宋鼎爲碑焉。會序宗脈，從如來下西域諸祖外，震旦凡六祖，盡圖缋其影。太尉房棺作六葉圖序」。
宋鼎作碑，是天寶十一年。立六代祖師的影堂，作六葉圖，當時的北宗、南宗，都是重祖師(甚至比佛更重要)，也就是重傳承的宗派。在神會這樣的弘傳下，南宗頓教──曹溪禅在洛陽，大大的傳開了。『宋僧傳』說：「普寂之門，盈而後虛」；胡適說神會是「北宗禅的毀滅者」，不免誇大失實！大曆七年(七七二)，獨孤及等上表，爲叁祖僧璨乞谥並塔額，肅宗賜谥爲鏡智禅師，塔名覺寂。獨孤及爲北宗信徒，撰『舒州山谷寺覺寂塔隋鏡智禅師碑銘並序』(全唐文卷叁九０)，說到弘忍傳法于神秀、慧能。「能公退而老曹溪，其嗣無聞焉」。而秀公法嗣普寂門下萬人，升堂者六十叁人，得自在慧者宏正。宏正門下的龍象，比普寂更多。獨孤及撰碑時，神會、普寂都已去世了。獨孤及漠視神會學系的存在，誇張普寂及其弟子宏正門下的興盛。至少，當時的北宗，並沒有衰落，毀滅。不過神會來洛陽後，由于神會政治上的成功(如下說)，躍居禅門主流；而普寂門下，失去了領導的地位，倒是事實。至于北宗的衰落，從史傳所見，是與神會禅系──荷澤宗的命運相同。那就是經曆武宗的滅法(八四五)，晚唐及五代的軍政混亂，民生凋敝，引起中原文化的全面(不但是佛教)衰落。北宗與荷澤宗，也就漸歸于泯滅，獨讓南方的禅者盛行中國。
神會努力于慧能爲六祖正統的鼓吹，不只是爲了爭法門正統。神會代表了一代一人的付囑製，反對分燈普化的付法製，在禅宗史中，有深遠的意義，而不是捏造的。從代表曹溪禅風的『壇經』來看，與『大乘無生方便門』等北宗禅，顯有重大的區別。神會立頓教(如來禅)而斥漸教(清淨禅)，不能說沒有自己的見地，而只是爭一法統。神會在『南宗定是非論』(神會集二八叁、二九一)說：
「(和)上答：從秀禅(師)……說禅教人……。以下有數百余人說禅教人，並無大小，無師資情，共爭名利，元無禀承，亂于正法，惑諸學道者，此滅佛法相也」。
「和上告遠法師及諸人等：莫怪作如此說，見世間教禅者多，于學禅者極其缭亂。恐天魔波旬及諸外道入在其中，惑諸學道者，滅于正法，故如此說」。
從這段文看出，禅門大啓以來，人人自稱得法，處處開法立宗。從來一系相承的禅法，顯然陷于分化，分化爲形形色色。尤其是神秀一系，受到國家尊重，自不免有依傍禅門，「共爭名利」的現象。這對于服膺曹溪禅風，堅信一代一人付法製的，充滿了護法真誠的神會，實有不能不大聲疾呼的苦心。神會是慧能門下的「狂」者，「狂者有所進取」。『證道歌』說：「圓頓教，勿人情，有疑不決直須爭。不是山僧爭人我，修行恐落斷常坑」。神會的「爲天下學道者定宗旨，爲天下學道者辨是非」，正是那種爲佛法、爲衆生的真誠。如以世俗眼光，看作形式的法統之爭，那是與事實相去遠了！
爲法的挫折與成功
從神秀入京(七０一)以來，經普寂等繼踵弘揚，到天寶初年(七四二)，在當時的政教中心──洛陽、長安，以及大河南北，已有深廣的基礎。神會北上，發表震動當時，批評北宗的宏論，當然是不能沒有阻礙的。在滑臺大雲寺召開大會，就有人臨時「拆破場」了。『圓覺經大疏鈔』卷叁之一說：
「俠客沙灘五臺之事，縣官白馬。衛南盧鄭二令文事，叁度幾死。商旅□服，曾易服執秤負歸。百種艱難，具如祖傳。達摩懸絲之記，驗于此矣！因淮上祈瑞，感炭生芝草，士庶鹹睹，乃盡今(命？)建立無退屈心」。
所說的這些艱難，是在到洛陽以前的。文字過于簡略，不能完全明了當時的情形。「縣官白馬」，是爲白馬的官府所拘系(縣與懸同)。白馬在滑臺東，當時滑臺是屬于白馬縣的；起因是「俠客沙灘五臺之事」。「叁度幾死」，是爲了「衛南盧鄭二令文事」。盧、鄭，是二位縣令。「衛南」，應是衛河(又名南運河)以南，不知是那二縣的縣令。上是武俠的牽累，這裏是文字引起了麻煩。「商旅□服」以下，似乎是受到處分，脫去僧衣而服勞役！神會在滑臺、邢州一帶，已遭遇種種的打擊。但並不氣餒，進一步的到了洛陽──北宗的中心地帶。敢說敢爲，終于遭遇了更大的挫折，如『宋僧傳』「神會傳」說：
「天寶中，禦史盧奕阿比于寂，誣奏會聚徒，疑萌不利。玄宗召赴京，時駕幸昭應，湯池得對，言理允惬。敕移住均部；二年，敕徙荊州開元寺般若院住焉」。
關于神會的被徙移，『圓覺經大疏鈔』卷叁之一，說得更爲分明：
「天寶十二年，被谮聚衆。敕黜弋陽郡，又移武當郡。十叁載，恩命量移襄州。至七月，又敕移荊州開元寺，皆北宗門下之所致也」。
這一次的問題，極爲嚴重。天寶十二年(七五叁)，神會六十六歲，禦史盧奕奏神會聚衆，怕有不利于國家的企圖。盧奕是北宗的護持者，對神會運用了政治的力量。神會的門下多了，分子就可能複雜。當時曾在湯池，面見玄宗，接受詢問。但結果，被貶放到弋陽郡(今江西弋陽縣)。又移到武當郡(今湖北均縣)。第二年(十叁年)，又移住襄州(今湖北襄陽)。到七月裏，又移住荊州開元寺。不到二年，就遷徙了四次，艱困是可以想像的！在神會再回洛陽以前，就住在荊州。
時局的突然變亂，神會得到了再起的機會。天寶十四年(七五五)十一月，安祿山反了。第二年(七五六)，洛陽、長安淪陷，玄宗去了四川，太子在靈武即位(即肅宗)。到至德二年(七五七)，郭子儀等恢複了東西兩京。這時候，神會出來了，被公推來主持開壇度僧的事，如『宋僧傳』說：
「副元帥郭子儀率兵平殄，然于飛挽索然。用右仆射裴冕權計，大府各置戒壇度僧，僧稅…
《中國禅宗史 下(印順法師)》全文未完，請進入下頁繼續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