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神会在南阳，住了一段较长时期，所以大家都称他为「南阳和上」。从刘澄所集的『南阳和上问答杂徵义』(近人称之为「神会语录」)，见到神会与南阳太守王弼，内乡县令张万顷的问答。王赵公──王琚，问三车义。应侍御史王维的请求，在临湍驿，与同寺的慧澄禅师共话禅理。神会发扬南宗顿教的运动，从此逐渐的展开。到了开元二十年(七三二)，神会四十五岁，在滑台(今河南滑县)大云寺，开无遮大会。现存『南宗定是非论』，叙录当时论议的情形。神会当时向大众宣告(神会集二六七)：
「神会今设无遮大会，兼庄严道场，不为功德，为天下学道者定(宗)旨，为天下学道(者)辨是非」。
这是公开的，僧尼道俗都来参加的大会。神会召开大会的目的，是针对当时以嵩洛为中心的，推神秀为六祖的，得王家崇奉的北宗而发。神秀的弟子──义福、普寂、降魔藏等，继承神秀的禅门，盛极一时，如『圆觉经大疏钞』卷三之一说：
「能大师灭后二十年中，曹溪顿旨，沈废于荆吴；嵩岳渐门，炽盛于秦洛。普寂禅师，秀弟子也，谬称七祖。二京法主，三帝门师，朝臣归崇，敕使监卫」。
面对这样盛极一时的北宗，神会出来指证：在菩提达摩法系中，神秀是旁支；真正受五祖付法传衣的，是韶州曹溪的慧能，慧能才是六祖。论到法门，神秀是渐门，不是祖祖相承的顿教。这一切，如『南宗定是非论』(神会集二八一、二八五──二八八)说：
「从上已来，具有相传付嘱。……唐朝忍禅师在东山，将袈裟付嘱于能禅师。经今六代，内传法契以印证心，外传袈裟以定宗旨。从上相传，一一皆与达摩袈裟为信。其袈裟今见在韶州，更不与人」。
「今言不同者，为秀禅师教人凝心入定，住心看净，起心外照，摄心内证。……从上六代以来，无有一人凝心入定，住心看净，起心外照，摄心内证，是以不同。……我六代大师，一一皆言单刀直入，直了见性，不言阶渐。夫学道者，须顿见佛性，渐修因缘，不离是生而得解脱。……今言坐者，念不起为坐；今言禅者，见本性为禅」。
滑台在洛阳的东北，神会到这里来召开无遮大会，论定佛法宗旨，一定是由于多年来在南阳的宣扬顿教，得到(曾来南阳的)滑台大云寺僧的同情，邀到那边去召开大会的。如不得当地僧众的有力支持，任何有名的大德，都不可能在别处别寺，召开这样的大会。在这次大会的进行中，不是没有阻碍的，如『南宗定是非论』(神会集二六四──二六五)说：
「即时(？)人侣，刈卷屏风，称有官客，拟将着侍。和上言：此屏风非常住家者，何乃拆破场，将用只承官客」！
庄严会场的屏风，并非常住公物，而是私人的(可能向信徒借来)。到了临时，有人以招待官客的名义，将屏风带去，这是故意的「拆破场」(拆台)。可见当时大云寺内，也有反对的力量存在，但神会终于完成了这一次庄严的盛会。从此，南顿北渐，显著的对立起来。慧能为六祖，「是的的相传付嘱人」，更普遍的传扬开来。
神会在滑台召开的大会，不止一次，二十年是最成功的一次。此后，神会大概以南阳(洛阳之南)为根本，而往来于滑台(洛阳东北)一带。神会也到过邢州(今河北钜鹿县)开元寺。天宝七年，神会请宋鼎作『唐曹溪能大师碑』(『金石录』卷七)，就立在邢州。直到天宝四年(七四五)，神会五十八岁，应兵部侍郎宋鼎的礼请，到洛阳，住荷泽寺，这才进入北宗的教化中心。如『圆觉经大疏钞』卷三说：
「天宝四载，兵部侍郎宋鼎，请入东都。然正道易申，谬理难固。于是曹溪了义，大播于洛阳；荷泽顿门，派流于天下」。
神会到了洛阳，也曾召开定两宗是非的大会。据宗密的传说，是天宝四年(『历代法宝记』，作「天宝八年」)。神会不断的评论两宗的傍正。当北宗普寂在世时(七三九去世)，曾「在嵩山竖碑铭，立七祖堂，修法宝纪，排七代数」(神会集二八九)。神会也就立祖堂，立碑记，如『宋僧传』卷八「慧能传」(大正五０·七五五中)说：
「会于洛阳荷泽寺，崇树能之真堂；兵部侍郎宋鼎为碑焉。会序宗脉，从如来下西域诸祖外，震旦凡六祖，尽图缋其影。太尉房棺作六叶图序」。
宋鼎作碑，是天宝十一年。立六代祖师的影堂，作六叶图，当时的北宗、南宗，都是重祖师(甚至比佛更重要)，也就是重传承的宗派。在神会这样的弘传下，南宗顿教──曹溪禅在洛阳，大大的传开了。『宋僧传』说：「普寂之门，盈而后虚」；胡适说神会是「北宗禅的毁灭者」，不免夸大失实！大历七年(七七二)，独孤及等上表，为三祖僧璨乞谥并塔额，肃宗赐谥为镜智禅师，塔名觉寂。独孤及为北宗信徒，撰『舒州山谷寺觉寂塔隋镜智禅师碑铭并序』(全唐文卷三九０)，说到弘忍传法于神秀、慧能。「能公退而老曹溪，其嗣无闻焉」。而秀公法嗣普寂门下万人，升堂者六十三人，得自在慧者宏正。宏正门下的龙象，比普寂更多。独孤及撰碑时，神会、普寂都已去世了。独孤及漠视神会学系的存在，夸张普寂及其弟子宏正门下的兴盛。至少，当时的北宗，并没有衰落，毁灭。不过神会来洛阳后，由于神会政治上的成功(如下说)，跃居禅门主流；而普寂门下，失去了领导的地位，倒是事实。至于北宗的衰落，从史传所见，是与神会禅系──荷泽宗的命运相同。那就是经历武宗的灭法(八四五)，晚唐及五代的军政混乱，民生凋敝，引起中原文化的全面(不但是佛教)衰落。北宗与荷泽宗，也就渐归于泯灭，独让南方的禅者盛行中国。
神会努力于慧能为六祖正统的鼓吹，不只是为了争法门正统。神会代表了一代一人的付嘱制，反对分灯普化的付法制，在禅宗史中，有深远的意义，而不是捏造的。从代表曹溪禅风的『坛经』来看，与『大乘无生方便门』等北宗禅，显有重大的区别。神会立顿教(如来禅)而斥渐教(清净禅)，不能说没有自己的见地，而只是争一法统。神会在『南宗定是非论』(神会集二八三、二九一)说：
「(和)上答：从秀禅(师)……说禅教人……。以下有数百余人说禅教人，并无大小，无师资情，共争名利，元无禀承，乱于正法，惑诸学道者，此灭佛法相也」。
「和上告远法师及诸人等：莫怪作如此说，见世间教禅者多，于学禅者极其缭乱。恐天魔波旬及诸外道入在其中，惑诸学道者，灭于正法，故如此说」。
从这段文看出，禅门大启以来，人人自称得法，处处开法立宗。从来一系相承的禅法，显然陷于分化，分化为形形色色。尤其是神秀一系，受到国家尊重，自不免有依傍禅门，「共争名利」的现象。这对于服膺曹溪禅风，坚信一代一人付法制的，充满了护法真诚的神会，实有不能不大声疾呼的苦心。神会是慧能门下的「狂」者，「狂者有所进取」。『证道歌』说：「圆顿教，勿人情，有疑不决直须争。不是山僧争人我，修行恐落断常坑」。神会的「为天下学道者定宗旨，为天下学道者辨是非」，正是那种为佛法、为众生的真诚。如以世俗眼光，看作形式的法统之争，那是与事实相去远了！
为法的挫折与成功
从神秀入京(七０一)以来，经普寂等继踵弘扬，到天宝初年(七四二)，在当时的政教中心──洛阳、长安，以及大河南北，已有深广的基础。神会北上，发表震动当时，批评北宗的宏论，当然是不能没有阻碍的。在滑台大云寺召开大会，就有人临时「拆破场」了。『圆觉经大疏钞』卷三之一说：
「侠客沙滩五台之事，县官白马。卫南卢郑二令文事，三度几死。商旅□服，曾易服执秤负归。百种艰难，具如祖传。达摩悬丝之记，验于此矣！因淮上祈瑞，感炭生芝草，士庶咸睹，乃尽今(命？)建立无退屈心」。
所说的这些艰难，是在到洛阳以前的。文字过于简略，不能完全明了当时的情形。「县官白马」，是为白马的官府所拘系(县与悬同)。白马在滑台东，当时滑台是属于白马县的；起因是「侠客沙滩五台之事」。「三度几死」，是为了「卫南卢郑二令文事」。卢、郑，是二位县令。「卫南」，应是卫河(又名南运河)以南，不知是那二县的县令。上是武侠的牵累，这里是文字引起了麻烦。「商旅□服」以下，似乎是受到处分，脱去僧衣而服劳役！神会在滑台、邢州一带，已遭遇种种的打击。但并不气馁，进一步的到了洛阳──北宗的中心地带。敢说敢为，终于遭遇了更大的挫折，如『宋僧传』「神会传」说：
「天宝中，御史卢奕阿比于寂，诬奏会聚徒，疑萌不利。玄宗召赴京，时驾幸昭应，汤池得对，言理允惬。敕移住均部；二年，敕徙荆州开元寺般若院住焉」。
关于神会的被徙移，『圆觉经大疏钞』卷三之一，说得更为分明：
「天宝十二年，被谮聚众。敕黜弋阳郡，又移武当郡。十三载，恩命量移襄州。至七月，又敕移荆州开元寺，皆北宗门下之所致也」。
这一次的问题，极为严重。天宝十二年(七五三)，神会六十六岁，御史卢奕奏神会聚众，怕有不利于国家的企图。卢奕是北宗的护持者，对神会运用了政治的力量。神会的门下多了，分子就可能复杂。当时曾在汤池，面见玄宗，接受询问。但结果，被贬放到弋阳郡(今江西弋阳县)。又移到武当郡(今湖北均县)。第二年(十三年)，又移住襄州(今湖北襄阳)。到七月里，又移住荆州开元寺。不到二年，就迁徙了四次，艰困是可以想像的！在神会再回洛阳以前，就住在荆州。
时局的突然变乱，神会得到了再起的机会。天宝十四年(七五五)十一月，安禄山反了。第二年(七五六)，洛阳、长安沦陷，玄宗去了四川，太子在灵武即位(即肃宗)。到至德二年(七五七)，郭子仪等恢复了东西两京。这时候，神会出来了，被公推来主持开坛度僧的事，如『宋僧传』说：
「副元帅郭子仪率兵平殄，然于飞挽索然。用右仆射裴冕权计，大府各置戒坛度僧，僧税…
《中国禅宗史 下(印顺法师)》全文未完，请进入下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