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百)缗，谓之香水钱，聚是以助军须。……群议乃请会主其坛度。于时寺宇宫观，鞠为灰烬，乃权创一院，悉资苫盖，而中筑方坛。所获财帛，顿支军费。代宗郭子仪收复两京，会之济用，颇有力焉」。
当时的度僧，是纳税得度的。纳税得度的情形，如『佛祖历代通载』卷一三(大正四九·五九八中──下)说：
「听白衣能诵经五百纸者度为僧。或纳钱百缗，请牒剃落，亦赐明经出身。及两京平，又于关辅诸州，纳钱度僧道万余人。进纳自此而始」。
『唐书』「食货志」，也说到：「度道士僧尼不可胜计；纳钱百千，赐明经出身」。当时的立坛度僧，对民众来说，免了兵役、劳役。对政府来说，得到了军需的支应。在政府军费的迫切下，神会出来主持号召，获得大量金钱上的供应，当然对神会特别重视起来。神会受到了皇帝的供养，如『宋僧传』说：
「肃宗皇帝诏入内供养。敕将作大匠，并功齐力，为造禅宇于荷泽寺中」。
神会在那时，念念不忘南宗顿教，为南宗做了两件大事。一、由郭子仪出面申请，请为菩提达摩──初祖立谥，如陈宽『再建圆觉塔志』(「唐文拾遗」三一)说：
「司徒中书令汾阳王郭子仪，复东京之明年(七五八)，抗表乞大师谥。代宗皇帝谥曰圆觉，名其塔曰空观」。
二、由广州节度使韦利见启奏，请六祖袈裟入内供养，如『别传』(续一四六·四八七)说：
「上元二年，广州节度韦利见奏，僧行滔及传袈裟入内。孝感皇帝依奏，敕书曰：敕曹溪山六祖传袈裟，及僧行滔并俗弟子，韦利见令水陆给公乘，随中使刘楚江赴上都。上元二年十二月十七日下」(「上元」，应是「乾元」的误写)。
从韶州请得传法袈裟，到宫内去供养，这是付法传衣，慧能为六祖的最好证明。在兵荒马乱中，郭子仪与韦利见，为禅宗奏请，可断论为与当时主持坛度，受到政府崇敬的神会有关。神会是「狂」者，是富有英雄气概的禅僧。支持他的，如兵部侍郎宋鼎，太尉房棺(作「六叶图序」)，郭子仪，韦利见，都是与军队有关的人，也许是气分相投的关系！
神会为曹溪顿教而献身，不避任何艰险，坦然直进，终于达成了：韶州慧能为禅宗六祖，永为后代的定论。神会也该为了圆满所愿而熙怡微笑了！以后的事，如『圆觉经大疏钞』卷三之下所说：
「乾元(应是无元)元年(七六二)……五月十三日示灭，年七十五」。
「二年(七六三)，迁厝于东京龙门，置塔宝应。二年，敕于塔所置宝应寺」。
「大历五年(七七０)，敕赐祖堂额，号真宗般若传法之堂」。
「七年(七七二)，敕赐塔额，号般若大师之塔」。
「贞元十二年(七九六)，敕皇太子集诸禅师，楷定禅门宗旨，遂立神会禅师为第七祖」。
第二节 有关神会的著作
有关神会的作品，过去仅从『传灯录』(卷三０)，知道『显宗记』短篇。直到炖煌所藏的，有关神会作品唐写本的发现，经胡适等校跋而发表出来，神会的禅学，及那个时代的禅宗史，才有较正确的理解。从事神会禅学的研究者，虽不一定能恰当地叙述，或不免偏颇的论断。然从资料的整理公布来说，是不能不表示钦佩的！
现存有关神会的作品，有『南阳和上顿教解脱禅门直了性坛语』；『菩提达磨南宗定是非论』；『南阳和上问答杂徵义』；『顿悟无生般若颂』。在这几部中，虽胡适说『显宗记』为「禅八股」，却可能为神会所作；其余都是门下的记录或编集。早期的禅宗大德，很少有自己著述的。
南阳和上顿教解脱禅门直了性坛语
胡适依巴黎国家图书馆所藏伯希和二０四五号第二件为底本，对勘日本贞木铃太郎校刊的，国立北平图书馆所藏的炖煌写本，发表于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二十九本。现又附入『神会和尚遗集』。文中说到：「登此坛场，学修般若波罗蜜」。这是在「坛场」中，开法传禅(般若)的一项记录。对神会的禅学来说，最为体系完整。『历代法宝记』(大正五一·一八五中)说到：
「东京荷泽寺神会和上，每月作檀场，为人说法，破清净禅，立如来禅，立知见，立言说。为戒定慧不破言说，云：正说之时即是戒，正说之时即是定，正说之时即是慧。说无念法，立见性」。
这是神会在坛场所说的主要内容。『坛语』虽没有具备，而重要的也都在了。特别是「立知见」，如『坛语』(神会集二三七、二三八)说：
「心有是非不？答：无。心有来去处不？答：无。心有青黄赤白不？答：无。心有住处不？答：心无住处。和上言：心既无住，知心无住不？答：知。知不知？答：知」。「今推到无住处立知，作没？……无住心不离知，知不离无住。知心无住，更无余知。……无所住者，今推知识无住心是。而生其心者，知心无住是」。
神会以启发式的问答，层层推诘，推到「知心无住」。这就是「自本空寂心」；「知之一字，众妙之门」的知；「唯指佛心，即心是佛」的心。
『坛语』是神会在洛阳，开法传禅的记录。开元二十年(七三二)在滑台召开无遮大会，责神秀门下，人人开法，然后(神会集二八三)说：
「能禅师是的的相传付嘱人。已下门徒道俗，近有数(应缺一字)余人，无有一人敢滥开禅门。纵有一人得付嘱者，至今未说」。
「纵有一人得付嘱者」，当然指神会自己，但那时神会还没有立宗旨，开禅门。后来在洛阳，「每月作坛场」开法。『圆觉经大疏钞』说：「便有难起，开法不得」，可见洛阳「开法」，主要是天宝乱后的事。胡适见标题为「南阳和上」，而推论为：「这是滑台定宗旨以前的讲义」，是不对的。这是开法传禅，不可能是南阳时代的记录。神会僧籍在南阳龙兴寺，所以被称为「南阳和尚」。
菩提达摩南宗定是非论
这部论的炖煌写本，已发见的，有巴黎国家图书馆所藏的伯希和本三０四七号第一件，又三四八八号，又二０四五号第一件──三本。胡适校定，收为『神会和尚遗集』卷二，卷三；及『新校定的炖煌写本神会和尚遗著两种』的一种。散在三处的论文，经胡适的校定配合，恰为『南宗定是非论』的全部。论题「独孤沛撰」，独孤沛的经历不明，依论文，自称「弟子」；「叨陪学侣，滥预门徒」，这是一位神会的在家弟子。这部论，起初是记录当时滑台召开大会的情形；但后来，显然利用了这一出名的会议，造成一部论，作为荷泽宗的宣传资料。如论末赞偈(神会集三一七)说：
「大乘大论，流行四方，法幢再建，慧日重光。爱河舟楫，苦海津梁。闻者见者，咸悟真常」！
这部论，可分为「序说」，「本论」，「结赞」──三部分。现存的论本，不是当时大会的忠实记录。分析全论的内容，可见曾一再的附加，所以有头上安头，脚下添脚，身内有身的现象。
什么是「头上安头」？佛法的一般常例，论文以归敬(三宝)及叙述造论意趣开端。本论(神会集二六０──二六四)说：
「归命三宝法，法性真如藏，……出世破邪宗」。
「问曰：有何因缘而造此论？……所以修论」。
这是「归敬叙造论意」部分。但在「归命三宝」以前，又附上一段说：
「弟子于会和尚法席下，见与崇远法师论义，便修。从开元十八，十九，廿年，其论本并不定；为修未成，言论不同。今取廿载一本为定。后有师资血脉传，亦在世流行」。
这不是论文，是后来附加的造论经过，等于一般书籍的「自序」。说到「后有师资血脉传」，显见这一段是后来附加的。
什么是「脚下添脚」呢？论的末后部分(神会集三一二──三一四)说：
「(崇远)法师既得此语，结舌无对。非论一己屈词，抑亦诸徒失志。胜负既分，道俗嗟散焉」。
「和上慧池春水……故得入讲论处，邪幢必摧。定是非端，胜幡恒建。……谨录所闻，藏之箧笥」。
「发心毕竟二不别，如是二心先心难」八句。
「胜负既分，道俗嗟散」，大会的论议，到此结束了，也就是「本论」的结束。「和上慧池春水」以下，是结赞。到「谨录所闻，藏之箧笥」，「结赞」部分也完毕了。「发心毕竟二不别」八句，出于『大般涅槃经』「迦叶菩萨品」。对这部论来说，是不必要的附录(『坛语』也附有这八句)。论文应该就此完结，但此下又接着「言菩提达摩南宗定是非论者」一段，序赞这部论；末了又有十五赞偈。这不是论文，正如一部书的后跋、后叙一样。在末后的长行、偈颂中，有这样的话(神会集三一六──三一八)：
「去开元二十年正月十五日，共远法师论议」。
「论之兴也，开元二十。比日陵迟，今年法立」。
「德超河洛，芳流京邑」。
「去开元二十」，是从前开元二十年的意思。「比日陵迟，今年法立」，显然是由于神会的被贬逐，大法一时衰落，到今年才重行建立起来。这是至德二年(七五七)，神会出来主持「坛度」以后的事。「芳流京邑」，是受到京中皇家的尊重。这一部分，是后来追加的，附于「结赞」以下，约与「归敬三宝」前一段同时。
什么是「身内有身」呢？这部论，以神会与崇远法师共论──滑台大云寺召开的大会为主体的。「先陈激扬问答之事，……后叙师资传授之言」──这二大段，就是「本论」。『论』〔(神会集二九六──三一二)〕说：
「远法师问曰：禅师修何法，行何行？和上答：修般若波罗蜜法，行般若波罗蜜行。……修学般若波罗蜜(法)，能摄一切法。行般若波罗蜜行，是一切行根本。(如说)：金刚般若波罗蜜，最尊最上最第一，无生无灭无去来，一切诸佛从中出」。
「和上言：告诸知识：……获无所得，一时成佛」。
「和上问远法师言：……胜负既分，道俗嗟散焉」。
崇远法师问神会，「修何法，行何行」？神会告诉他：修般若法，行般若行。并引『坛经』的四句，以说明般若能摄一切法门，为一切行根本。后来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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