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本文上一頁五０·八叁四下──八叁五中)，『傳燈錄』卷四有傳(大正五一·二二九上──中)，事迹一致。慧忠是神龍元年(七０五)，二十叁歲出家的。後到牛頭山參智威，智威一見，就說「山主來矣」，爲說頓悟無上法門。慧忠在山四十年，到天寶初年(七四二──)，應請出山，住莊嚴寺，因而重修了莊嚴寺。大曆四年(七六九)去世，年八十七歲。據『傳燈錄』，得法弟子卅四人，各化一方。
傳說中的牛頭宗，六代相承。但真有師承關系的，最早也只能從慧方傳法持開始。從法持到智威，才逐漸興起。到了智威以下，出了牛頭慧忠，鶴林玄素，而法門才大大的興盛起來，成爲與南宗、北宗並立的牛頭宗。時代與荷澤神會相當；比南嶽懷讓、青原行思，要遲二十年；比道
一、希遷，卻又早二十年。
牛頭宗的形成
從史實的觀點，道信與法融，法融與智岩，智岩與慧方，都不可能有師承的關系，那爲什麼要傳說牛頭六代呢？道信傳法融，是黃梅的傳說，還是牛頭山的傳說？這一傳說，包含些什麼意義呢？六代相承，盡管不完全真實，而牛頭宗的一時興盛，卻是事實。所以牛頭六代相承，是不能不加以研究的！
牛頭六代相承，有顯著的區域色彩。不但傳說中的六代，都在牛頭山弘化，而六代祖師也屬于同一區域的人。如法融、慧方，玄素，都是潤州延陵人，爲今江蘇省丹陽縣的延陵鎮。法持、智威，是潤州的江甯人；慧忠是潤州上元人，都是現在的江甯縣。玄素的弟子徑山法欽是昆山(今江蘇昆山縣)人。慧忠的弟子佛窟遺則，是金陵(即江甯)人。牛頭六代及慧忠、玄素的大弟子，都生于這一地區──長江下流的南岸，稱爲「江東」與「江左」的地方。這裏，是南朝(叁一七──五八八)二七二年的中心地區；金陵是首都的所在地。
這一地區的南朝佛教，是都市的佛教，以「興福」──造寺、造像、布施；及「義學」──宣揚經論爲主的。當時的「義學」極盛，主要爲「四經」──『維摩』、『大品』、『法華』、『涅槃』；「叁論」──『中』、『百』、『十二門論』，形成廣義的南朝學統。那個時代，禅慧的修證，不是沒有，而是並不興盛的。因爲禅慧修證，是適宜于山林的(這不是「十字街頭好參禅」之類的動聽詞句，所能改變這一形勢的)。這一地區，以南京(當時名建康)爲中心來說，東北二十八裏有攝山(又稱棲霞山)，南二十五裏有牛頭山(青山)，在都市附近而遠一些，正是修禅的好道場。如洛陽南的嵩山，長安南的終南山一樣。還有句容縣的茅山，比較遠一些。禅，就在這叁處，孕育而成長起來。
在南朝──都市佛教時代，遼東僧朗在齊建武(四九四──四九七)年間，到江南來，住在攝山。『高僧傳』卷八「法度傳」(大正五０·叁八０下)說：
「朗，本遼東人。爲性廣學，思力該普，凡厥經律，皆能講說。華嚴、叁論，最所命家。今上(梁武帝)深見器重，敕諸義士受業于山」。
當時，粱武帝派了十人上山去學，而修學有成就的，僅「止觀僧诠」一人。僧朗與僧诠，都在山禅講兼修，不出外弘化的。攝山的學風，如『續僧傳』卷七「法朗傳」(大正五０·四七七下)說：
「初攝山僧诠，受業朗公，玄旨所明，唯存中觀。自非心會析理，何能契此清言！而頓迹幽林，禅味相得。及後四公(朗、勇、辯、布)往赴，叁業資承；爰初誓不涉言，及久乃爲敷演。故诠公命曰：此法精妙，識者能行，無使出房，辄有開示。故經雲：計我見者，莫說此經。深樂法者，不爲多說。良由藥病有以，不可徒行」。
僧朗與僧诠的時代(約五０五──五五五)，教禅並重，不到都市去，顯出了山林佛教的特色。僧诠門下有四大弟子──興皇法朗，禅衆慧勇，長幹僧辯，棲霞慧布。朗、勇、辯──叁位，在僧诠去世後，都出山而重于義學的宣揚，促成了陳代叁論宗的興盛。但「禅味相得」的攝山精神，不免沖淡了。被稱爲「得意布」的慧布，仍舊住在攝山，繼承了僧诠的門風。慧布不反對向外宣揚經論，而自己卻「攝心奉律，威儀無玷。常樂坐禅，遠離喧囂。誓不講說，護持爲務」。他曾一再到北方去，見到了(二祖)「可禅師」，「思禅師」(那時還在北方，就是南嶽慧思)；還有與慧思齊名的慧命的師長「邈禅師」，互相論道，受到了可、思、邈師的尊重。如『續僧傳』卷七「慧布傳」(大正五０·四八０下──四八一上)說：
「末遊北邺，更涉未聞。于可禅師所暫通名見，便以言悟其意。可曰：法師所述，可謂破我除見，莫過此也」！
「嘗造思禅師，與論大義，連徹日夜，不覺食息，理致彌密，言勢不止。思以鐵如意打案曰：萬裏空矣，無此智者！坐中千余人，同聲歎悅」。
「又與邈禅師論義，即命公之師也。聯綿往還，叁日不絕。邈止之，歎其慧悟遐舉，而卑身躬行，不顯其美」。
這是般若師匠，與禅宗、天臺宗先輩的接觸。慧可是楞伽印心的禅；慧思是『般若』與『法華』並重，推重龍樹論的禅者；與重般若叁論的慧布(談論「連徹日夜」，有濃厚的清談玄學風格)，原有相互契合處，而不是相互拒斥的。江東般若學與楞伽學的關涉，慧布是第一人(不能說誰從誰學)。後來，慧布邀保恭禅師，在攝山成立禅院：「結淨練衆，江表所推」，這可見叁論宗本不是單純的義學。
興皇法朗雖將叁論宗引入「義學」一流，但還是重于慧悟(得意)的。繼承興皇法席的，是茅山(或作「苞山」，或誤作「荊州茅山」)大明法師(對蘇州永定寺小明法師說)。明師的傳記不詳，略見于『續僧傳』卷一叁「慧□傳」，卷一四「慧棱傳」等。關于當時付囑的情形，如卷一五「法敏傳」(大正五０·五叁八下)說：
「明即興皇之遺屬也。……明居此席，不移八載。口無談述，身無妄涉，衆目疑明。(受付囑後)……即日辭朗，領門人入茅山，終身不出，常弘此論。故興皇之宗，或舉山門之致者是也」。
明法師，是一位大智若愚的人。他終身住在茅山，茅山成爲攝山精神的繼承者。茅山，就是牛頭初祖法融出家修學的道場！法融是由此而到牛頭山的；慧方將法門付囑法持後，又由牛頭回到茅山。牛頭宗的形成，是繼承了茅山的禅風。
興盛了二百多年的江東佛教，終于受了挫折，那就是陳代的覆亡(五八八)。這裏，不再是政治中心(經濟當然也衰退了)，而只是大中國的一個區域。起初，炀帝(那時還是晉王)出鎮楊州，天臺宗受到護持而盛極一時(天臺宗的中心在浙東)。天臺的教觀並重，也引發了禅觀的重視。但不久，隋又解體(六一七)而統一于大唐。江東有名的大法師，如嘉祥吉藏，慧日智炬，莊嚴慧因，慈恩義褒，連攝山的保恭禅師，都被隋唐的帝王徵召到長安。這裏的義學，急劇的衰落下來。尤其是武德七年(六二四)，江東的五千僧衆，被政府限令：每州僅留一寺，每寺限叁十僧。江東的都市佛教，急劇的衰落，這才在固有的『般若』(融合『維摩』、『法華』、『涅槃』)學統上，漸形成重禅的佛教。從法融到慧忠，都是在山中修行，領導修學，到晚年才出山來(南京)弘化，表顯了重心在山林的特色。
般若南宗，根源于攝山，經茅山而移到牛頭山。法融從茅山來，有弘護佛教的熱忱。精通四經、叁論，又通世間學問；不以聞思的「義學」爲滿足，而求禅心的自證。生活恬淡，慈悲柔忍，能馴伏毒蛇猛獸(慈悲柔忍，成爲牛頭的特色。如智岩的爲病人服役；法持與智威的以遺體飼鳥獸；智威、慧忠，法融弟子僧瑗，智岩弟子善伏，都有馴伏猛虎的傳說)。法融爲江東佛教樹立了新的典型；牛頭禅風，對江東佛教留下了偉大的感召力。『宋僧傳』卷八說：「融醇懿瑰雄，東夏之達摩欤」(大正五０·七五七中)，可見後人是怎樣的尊仰了！法融的弟子僧瑗，本從常樂寺聰法師學叁論，後「詣江甯融禅師，求學心法，攝念坐禅，衆魔斯伏」(大正五０·七叁一上)。昙璀也在博通大經以後，師事法融：「晦迹锺山，斷其漏習，養金剛定，趣大能位。納衣空林，多曆年所」(大正五０·七五七中)。法融的弟子，多在通達經教的基礎上，轉向禅心的自證。
智岩是在舒州□公山，從寶月禅師出家修學的。『傳法寶紀』說：
「釋僧璨……至開皇初，與同學定禅師，隱居□公山。……山西麓有寶月禅師，居之已久，時謂神僧。聞璨至止，遽越岩嶺相見，欣若疇昔。月公即岩禅師之師也」。
寶月禅師早在□公山西麓，不一定屬于達摩禅系(『寶林傳』才說寶月是慧可弟子)。寶月與僧璨相往來，『神會語錄』及『曆代法寶記』，都這樣說。那末長期追隨寶月禅師的智岩，也就必然的有機會接近僧璨了。岩禅師的禅學，可以略見大概。他曾對獵者說：「吾本無生，安能避死」(大正五０·六０二中)？曾從法流水寺璧法師「聽四經叁論」；從(大明法師弟子)法敏「周流經教，頗涉幽求」；從道信學「入道方便」的善伏，來親近智岩，智岩「示以無生觀」(大正五０·六０叁上)：智岩應該是重于「無生觀」的禅者。還有，曾在法敏門下二十五年，被譽爲「衆侶千僧，解玄第一」的慧明，也來「谘請禅法」，而且是「一經十年」。親近智岩十年的慧明，「誦思益經，依經作業」。『思益經』與『楞伽經』，禅師們是作爲同一性質的(不立階漸)。道宣曾親見慧明，「與其言論，無得爲先」(大正五０·六０六下)。從這些來推論，智岩的禅法，與當時融冶了『法華』、『涅槃』的般若學(還有『思益』。大明的弟子慧□，也講『楞伽經』)，是非常接近的。順便說到法聰，這是僧瑗、善伏所親近的法師，事迹如『續僧傳』卷二五「法聰傳」(大正五０·六六四下)說：
「法聰，姓陳，住蘇州常樂寺」。
「往金陵攝山□霞寺，觀顧泉石僧衆清嚴，一見發心，思從解發。時遇善友，依言度脫。遂誦大品，不久便通。又往會稽，聽一音慧敏法師講…
《中國禅宗史 上(印順法師)》全文未完，請進入下頁繼續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