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五０·八三四下──八三五中)，『传灯录』卷四有传(大正五一·二二九上──中)，事迹一致。慧忠是神龙元年(七０五)，二十三岁出家的。后到牛头山参智威，智威一见，就说「山主来矣」，为说顿悟无上法门。慧忠在山四十年，到天宝初年(七四二──)，应请出山，住庄严寺，因而重修了庄严寺。大历四年(七六九)去世，年八十七岁。据『传灯录』，得法弟子卅四人，各化一方。
传说中的牛头宗，六代相承。但真有师承关系的，最早也只能从慧方传法持开始。从法持到智威，才逐渐兴起。到了智威以下，出了牛头慧忠，鹤林玄素，而法门才大大的兴盛起来，成为与南宗、北宗并立的牛头宗。时代与荷泽神会相当；比南岳怀让、青原行思，要迟二十年；比道
一、希迁，却又早二十年。
牛头宗的形成
从史实的观点，道信与法融，法融与智岩，智岩与慧方，都不可能有师承的关系，那为什么要传说牛头六代呢？道信传法融，是黄梅的传说，还是牛头山的传说？这一传说，包含些什么意义呢？六代相承，尽管不完全真实，而牛头宗的一时兴盛，却是事实。所以牛头六代相承，是不能不加以研究的！
牛头六代相承，有显著的区域色彩。不但传说中的六代，都在牛头山弘化，而六代祖师也属于同一区域的人。如法融、慧方，玄素，都是润州延陵人，为今江苏省丹阳县的延陵镇。法持、智威，是润州的江宁人；慧忠是润州上元人，都是现在的江宁县。玄素的弟子径山法钦是昆山(今江苏昆山县)人。慧忠的弟子佛窟遗则，是金陵(即江宁)人。牛头六代及慧忠、玄素的大弟子，都生于这一地区──长江下流的南岸，称为「江东」与「江左」的地方。这里，是南朝(三一七──五八八)二七二年的中心地区；金陵是首都的所在地。
这一地区的南朝佛教，是都市的佛教，以「兴福」──造寺、造像、布施；及「义学」──宣扬经论为主的。当时的「义学」极盛，主要为「四经」──『维摩』、『大品』、『法华』、『涅槃』；「三论」──『中』、『百』、『十二门论』，形成广义的南朝学统。那个时代，禅慧的修证，不是没有，而是并不兴盛的。因为禅慧修证，是适宜于山林的(这不是「十字街头好参禅」之类的动听词句，所能改变这一形势的)。这一地区，以南京(当时名建康)为中心来说，东北二十八里有摄山(又称栖霞山)，南二十五里有牛头山(青山)，在都市附近而远一些，正是修禅的好道场。如洛阳南的嵩山，长安南的终南山一样。还有句容县的茅山，比较远一些。禅，就在这三处，孕育而成长起来。
在南朝──都市佛教时代，辽东僧朗在齐建武(四九四──四九七)年间，到江南来，住在摄山。『高僧传』卷八「法度传」(大正五０·三八０下)说：
「朗，本辽东人。为性广学，思力该普，凡厥经律，皆能讲说。华严、三论，最所命家。今上(梁武帝)深见器重，敕诸义士受业于山」。
当时，粱武帝派了十人上山去学，而修学有成就的，仅「止观僧诠」一人。僧朗与僧诠，都在山禅讲兼修，不出外弘化的。摄山的学风，如『续僧传』卷七「法朗传」(大正五０·四七七下)说：
「初摄山僧诠，受业朗公，玄旨所明，唯存中观。自非心会析理，何能契此清言！而顿迹幽林，禅味相得。及后四公(朗、勇、辩、布)往赴，三业资承；爰初誓不涉言，及久乃为敷演。故诠公命曰：此法精妙，识者能行，无使出房，辄有开示。故经云：计我见者，莫说此经。深乐法者，不为多说。良由药病有以，不可徒行」。
僧朗与僧诠的时代(约五０五──五五五)，教禅并重，不到都市去，显出了山林佛教的特色。僧诠门下有四大弟子──兴皇法朗，禅众慧勇，长干僧辩，栖霞慧布。朗、勇、辩──三位，在僧诠去世后，都出山而重于义学的宣扬，促成了陈代三论宗的兴盛。但「禅味相得」的摄山精神，不免冲淡了。被称为「得意布」的慧布，仍旧住在摄山，继承了僧诠的门风。慧布不反对向外宣扬经论，而自己却「摄心奉律，威仪无玷。常乐坐禅，远离喧嚣。誓不讲说，护持为务」。他曾一再到北方去，见到了(二祖)「可禅师」，「思禅师」(那时还在北方，就是南岳慧思)；还有与慧思齐名的慧命的师长「邈禅师」，互相论道，受到了可、思、邈师的尊重。如『续僧传』卷七「慧布传」(大正五０·四八０下──四八一上)说：
「末游北邺，更涉未闻。于可禅师所暂通名见，便以言悟其意。可曰：法师所述，可谓破我除见，莫过此也」！
「尝造思禅师，与论大义，连彻日夜，不觉食息，理致弥密，言势不止。思以铁如意打案曰：万里空矣，无此智者！坐中千余人，同声叹悦」。
「又与邈禅师论义，即命公之师也。联绵往还，三日不绝。邈止之，叹其慧悟遐举，而卑身躬行，不显其美」。
这是般若师匠，与禅宗、天台宗先辈的接触。慧可是楞伽印心的禅；慧思是『般若』与『法华』并重，推重龙树论的禅者；与重般若三论的慧布(谈论「连彻日夜」，有浓厚的清谈玄学风格)，原有相互契合处，而不是相互拒斥的。江东般若学与楞伽学的关涉，慧布是第一人(不能说谁从谁学)。后来，慧布邀保恭禅师，在摄山成立禅院：「结净练众，江表所推」，这可见三论宗本不是单纯的义学。
兴皇法朗虽将三论宗引入「义学」一流，但还是重于慧悟(得意)的。继承兴皇法席的，是茅山(或作「苞山」，或误作「荆州茅山」)大明法师(对苏州永定寺小明法师说)。明师的传记不详，略见于『续僧传』卷一三「慧□传」，卷一四「慧棱传」等。关于当时付嘱的情形，如卷一五「法敏传」(大正五０·五三八下)说：
「明即兴皇之遗属也。……明居此席，不移八载。口无谈述，身无妄涉，众目疑明。(受付嘱后)……即日辞朗，领门人入茅山，终身不出，常弘此论。故兴皇之宗，或举山门之致者是也」。
明法师，是一位大智若愚的人。他终身住在茅山，茅山成为摄山精神的继承者。茅山，就是牛头初祖法融出家修学的道场！法融是由此而到牛头山的；慧方将法门付嘱法持后，又由牛头回到茅山。牛头宗的形成，是继承了茅山的禅风。
兴盛了二百多年的江东佛教，终于受了挫折，那就是陈代的覆亡(五八八)。这里，不再是政治中心(经济当然也衰退了)，而只是大中国的一个区域。起初，炀帝(那时还是晋王)出镇杨州，天台宗受到护持而盛极一时(天台宗的中心在浙东)。天台的教观并重，也引发了禅观的重视。但不久，隋又解体(六一七)而统一于大唐。江东有名的大法师，如嘉祥吉藏，慧日智炬，庄严慧因，慈恩义褒，连摄山的保恭禅师，都被隋唐的帝王徵召到长安。这里的义学，急剧的衰落下来。尤其是武德七年(六二四)，江东的五千僧众，被政府限令：每州仅留一寺，每寺限三十僧。江东的都市佛教，急剧的衰落，这才在固有的『般若』(融合『维摩』、『法华』、『涅槃』)学统上，渐形成重禅的佛教。从法融到慧忠，都是在山中修行，领导修学，到晚年才出山来(南京)弘化，表显了重心在山林的特色。
般若南宗，根源于摄山，经茅山而移到牛头山。法融从茅山来，有弘护佛教的热忱。精通四经、三论，又通世间学问；不以闻思的「义学」为满足，而求禅心的自证。生活恬淡，慈悲柔忍，能驯伏毒蛇猛兽(慈悲柔忍，成为牛头的特色。如智岩的为病人服役；法持与智威的以遗体饲鸟兽；智威、慧忠，法融弟子僧瑗，智岩弟子善伏，都有驯伏猛虎的传说)。法融为江东佛教树立了新的典型；牛头禅风，对江东佛教留下了伟大的感召力。『宋僧传』卷八说：「融醇懿瑰雄，东夏之达摩欤」(大正五０·七五七中)，可见后人是怎样的尊仰了！法融的弟子僧瑗，本从常乐寺聪法师学三论，后「诣江宁融禅师，求学心法，摄念坐禅，众魔斯伏」(大正五０·七三一上)。昙璀也在博通大经以后，师事法融：「晦迹锺山，断其漏习，养金刚定，趣大能位。纳衣空林，多历年所」(大正五０·七五七中)。法融的弟子，多在通达经教的基础上，转向禅心的自证。
智岩是在舒州□公山，从宝月禅师出家修学的。『传法宝纪』说：
「释僧璨……至开皇初，与同学定禅师，隐居□公山。……山西麓有宝月禅师，居之已久，时谓神僧。闻璨至止，遽越岩岭相见，欣若畴昔。月公即岩禅师之师也」。
宝月禅师早在□公山西麓，不一定属于达摩禅系(『宝林传』才说宝月是慧可弟子)。宝月与僧璨相往来，『神会语录』及『历代法宝记』，都这样说。那末长期追随宝月禅师的智岩，也就必然的有机会接近僧璨了。岩禅师的禅学，可以略见大概。他曾对猎者说：「吾本无生，安能避死」(大正五０·六０二中)？曾从法流水寺璧法师「听四经三论」；从(大明法师弟子)法敏「周流经教，颇涉幽求」；从道信学「入道方便」的善伏，来亲近智岩，智岩「示以无生观」(大正五０·六０三上)：智岩应该是重于「无生观」的禅者。还有，曾在法敏门下二十五年，被誉为「众侣千僧，解玄第一」的慧明，也来「谘请禅法」，而且是「一经十年」。亲近智岩十年的慧明，「诵思益经，依经作业」。『思益经』与『楞伽经』，禅师们是作为同一性质的(不立阶渐)。道宣曾亲见慧明，「与其言论，无得为先」(大正五０·六０六下)。从这些来推论，智岩的禅法，与当时融冶了『法华』、『涅槃』的般若学(还有『思益』。大明的弟子慧□，也讲『楞伽经』)，是非常接近的。顺便说到法聪，这是僧瑗、善伏所亲近的法师，事迹如『续僧传』卷二五「法聪传」(大正五０·六六四下)说：
「法聪，姓陈，住苏州常乐寺」。
「往金陵摄山□霞寺，观顾泉石僧众清严，一见发心，思从解发。时遇善友，依言度脱。遂诵大品，不久便通。又往会稽，听一音慧敏法师讲…
《中国禅宗史 上(印顺法师)》全文未完，请进入下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