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本文上一頁煉石燒金，施醮祭之鯉膻，習神仙之诳誕；入孔門者，志乖淳樸，意尚浮華，騁鹦鹉之狂才，擅蜘蛛之小巧。”[41]與儒道二教對比，延壽認爲，佛法如海，無所不包；真俗齊行，愚智一照。“開俗谛也，則勸臣以忠，勸子以孝，勸國以紹，勸家以和。弘善，示天堂之樂；懲非，顯地獄之苦。不惟一字以爲褒，豈止五刑而作戒
敷真谛也，則是非雙泯，能所俱空。收萬像爲一真，會叁乘歸圓極。非二谛之所齊，豈百家之所及
”[42]即延壽認爲，佛教既“開俗谛”，也“敷真谛”，這是與儒道二教乃至百家最大不同之處。如上延壽指出叁教在宗旨方面有所不同，我們既要看到延壽推崇佛教的立場，同時也應該看到他站在儒道二教之外指出了儒道二教某些缺陷和不足。
總之，延壽對叁教之本體論、因果論、心性論、宗旨等進行了料簡並指出其間細微的差別，這是行者在理論研討和修行實踐中值得留意之處。對於儒道二教的態度，從思想觀念上看延壽更傾向於道家、道教。但要說明的是，延壽常借用道家術語诠解“一心”等佛教哲理，只起“移花接木”之用，立場還是佛家的。
二、延壽叁教圓融觀産生的原因
由上可知，延壽對叁教的態度既有融通的一面，又有分析、料簡和批判的一面，如下將從叁教自身理論、社會背景和延壽自身叁個角度考察其産生的因由。
首先，從叁教自身理論來看，一方面，叁教均以一心爲立教之本，以悟一心爲目標，由此在本體論、境界論、無常觀、平等觀等觀念和“觸物冥一”的整體直觀、以鏡喻心的形象思維等思維方式以及權實雙行、默中說等教化方便等諸多方面皆是一致的，故延壽對其進行了融通彙合；另一方面，叁教在本體論、心性論、方法論、因果論、宗旨方面又有一些差異，故延壽又對其進行了分析、料簡和批判。
其次，就社會政治文化曆史背景而論，延壽叁教圓融觀的根由主要體現在以下方面：社會方面，唐朝末年，戰爭頻仍，一直延續到五代宋初。戰爭讓人們喪失了生存的安全感，生死問題被凸顯出來，對終極關懷的渴求成爲當時普遍存在的一種社會心理。面對社會救世與救心雙重精神需求，傳統叁教單憑各自原有的理論體系不可能全面回答當時的現實問題，在時勢的驅動下，叁教由盛唐時期的紛爭對抗又一次走向圓融互攝。只有整合不同的文化資源改造本教的理論體系，才有可能走出各自由現實問題帶來的理論困境。正因如此，延壽對叁教進行了一定的融通，認爲叁教在立教根本和教化目標上是一致的，還說叁教在世事無常和人生無常等觀念上亦具有互通性。儒道文化作爲中國傳統文化的正源，其思想觀念深深植根於傳統國民心中，成爲民族心理基石，外現爲中華民族的世界觀與方法論，援儒道人佛當然會産生殊勝的社會效應。融通叁教亦有利於增強佛教自身理論上的說服力，從而有利於佛教自身宗教組織上的發展。
文化方面，延壽時代中國傳統文化進人一個新的曆史轉型時期，叁教在合流的進程中逐漸完成各自的文化轉型：儒教由關注敬天保民的天人關系逐漸向關注心性之學的理學發展；道教由黃白之術的外丹修煉日益轉向性命雙修的內丹之術；佛教則由了生脫死的出世關懷轉向世俗化與化世俗並重。其間叁教必然相互影響，相互滲透。在這一文化潮流面前，延壽不受到影響是不可能的。事實是，延壽人佛之前，已經受到儒道文化的熏陶。人佛之後，在其著作中廣引儒道經論並論述其相通性是可以理解的。當然，延壽作爲佛教高僧，他援儒道人佛，目的還是爲了佛教弘法方便。他對儒道思想進行化同存異的融彙，給儒道二教套上佛教的外殼，從而在形式上完成會“儒乘”、“道乘”於“佛乘”的“會叁歸一”。
政治方面，即是與聚集在他周圍特殊的信仰群體不無關系。在與延壽問答交流、書信往來的諸多知識分子信徒中，很多是權門貴要，如唐朝時官至宰相的裴休，五代時期的“地方諸侯”吳越忠懿王等。“上所好則下必從之”反映出上層社會對下層社會的價值取向的影響力，佛法要真正深人人心，成爲大衆之信仰，必須深刻影響上層社會的精神生活，從而極大發揮其化世俗的社會功能。延壽認爲叁教可以融通，對儒道思想相當程度的認同，這就迎合了儒道出身的社會上層知識分子，就會獲得上層精英的支持。事實也證明，社會上層知識分子以其特殊的身份和地位無形中大大擴大了佛教的影響力，延壽法眼宗一度風行天下。
再次，延壽叁教圓融觀與其自身的經曆、學養、立場等密切相關。延壽作爲中國僧人，而且人佛以前接受遇中國傳統儒道二教的系統學習，自然能夠感覺到叁教理論相通的地方，在自己的著作中廣引儒道經論以說明佛教義理也在情理之中，論述叁教融通是順理成章之事，這一點在前面系統論述延壽圓融觀原因的時候亦專門有一節即“延壽自身原因”加以討論過。據《永明道迹》載，延壽“字沖玄，號抱一子”[43]，“沖玄”、“抱一”皆是道家思想的特有術語，由此可窺見道家思想對其産生的影響，亦反映了其對道家思想的認同及禅道合流的傾向。又，從前面的論述可知，延壽認爲儒道二教屬於“俗谛”，是不了義之說；佛教屬於“真谛”，是了義之說，潛臺詞是自己所信仰的佛教要高明些。這既是對儒道二教的批判，亦是一種護教思想，極力贊揚自己所信教的高明一方面是表明自己的信仰上的信心，另一方面也有利於吸引其他信衆。
總之，延壽叁教圓融觀産生的原因主要有叁：一是叁教理論本身既有相通又有不同之處，二是社會政治文化曆史根源，叁是與延壽本人的經曆學養及其宗派性立場密切相關。
叁、延壽叁教圓融觀簡評及其他
如下將對延壽叁教圓融觀做一個簡單評價，另外，若從廣義而論，其叁教圓融觀應屬於內外教圓融思想中的內容，所言“外教”除了中國儒道二教以外還有更廣泛的內涵，故以下還將兼論其他方面，並繼續對延壽引論《周易》的情況著重進行說明。
(一)延壽叁教圓融觀簡評
延壽對儒道二教的分析、料簡和批判不排除有誤讀誤解之處，如說儒道二教僅開俗谛等，前面亦指出此跟延壽的宗派性護教立場密切關聯而使其有失客觀理性的判斷。一方面，我們應對其抱有同情之理解，因爲護教護法是作爲出家人的一種值得尊敬的宗教責任；另一方面，我們也應看到他的批評還是有一定道理和說服力的，因爲儒道二教在理論和實踐上並非完美無缺。延壽時代是一種戰爭失序的社會狀態，人們所體驗到的是信仰與文化的雙重背離，人心思安成爲當時一種普遍的社會心理。面對這樣的社會現實，儒道二家的理論存在缺陷和不足。儒家對鬼神世界存而不論，讓生活在朝不保夕之中的人們精神沒有寄托；以德配天命、以仁爲禮內涵的人文精神似乎更適用於升平治世，而於離經叛道的戰亂社會無能馬力。道教以丹術飛升羽化以求全真保命、長生久視，這種離世的傾向對現實社會是置之度外的，在戰火紛飛的時代，生存都成問題，哪裹有一片淨土可以容身
道教的長生理論顯然無法對治亂世人們心靈的失落感與恐懼感。鑒於此，延壽說佛教從理論上高於儒道二教並進行論證說明，從某種意義上說是基於佛教立場對當時動蕩不安的社會現實的契機回向，是對佛教理論體系契理地進行自我完善與更新，以期發揮佛法在亂世中救世與救心的雙重功效。延壽力圖從宗教的思想內涵上“偏贊佛教”，突出在叁教合流的過程中佛教的主體性地位，確保佛教在文化轉型時期高揚宗風，續慧傳燈。還有值得注意的是，佛教理論對於解決當時社會存在的精神和心理問題確實具有一定的作用。首先，佛教“諸行無常”的思想蘊含了人生無常和社會無常等多重含義，這告訴人們生逢亂世和社會的治亂興衰都應以平常心對待之。儒道二教也講“無常”，但是“有我”的“無常”，因爲儒家是“重生”而且“人世”的，道教注重身體的“長生”，而佛教是主張“無我”的“無常”，能夠從根本上化解戰亂社會造成的人生苦痛感。其次，業報輪回說可以解釋人們之所以飽受戰亂之苦，均是無始以來曆劫作業之果報，同時，人們後世是受福報還是苦報取決於自己今世行善還是作惡，發動不義戰爭是最大的惡業，必將飽受地獄之苦，從業報的角度對當時參戰各方予以警示，對維護和平起到一定的作用。中國傳統儒道二家的報應觀建立在“一身、一生”基礎上，延壽認爲非“兼濟之道”，非“大覺”。最後，佛教般若空觀向人們指明了最終解脫之道，證悟我法二空，獲得涅槃寂靜的大智慧，才能永離業報輪回之苦，從而也獲得了終極意義上的解脫和自由。佛教以自己特有的理論對當時的社會人生作出了符合大衆心理需要的解釋，起到了一定的開啓民智，撫慰人心的作用。
在中國佛教史上，持叁教圓融思想的有很多典型的高僧，延壽之前有唐朝宗密，之後有北宋契嵩。可以說，延壽是一個繼往開來的人物，他直接繼承了宗密的叁教圓融思想，從他大量、大段直引宗密的著作原文可以看出；延壽叁教圓融觀對後來的契嵩等倡導叁教一致說亦産生了很大的影響。延壽在倡導叁教圓融方面不同於契嵩的地方在於沒有契嵩那麽積極和明顯，因爲撰寫《輔教編》等著作倡導叁教圓融是契嵩一生致力於從事的兩件大事之一，[44]也就是說，契嵩在倡導叁教圓融思想時，強調叁教一致的傾向更多一些，這跟當時叁教融合論潮流等社會政治文化因素密切相關。
延壽叁教圓融思想是對叁教合流文化生態的一種回應，這一理論在叁教合流過程中起到了推波助瀾的曆史作用，反映了佛教在文化轉型時期的一種自覺順應，顯示了佛教理論生生不息的理論張力。叁教既有融通又有料簡的圓融觀從哲理的高度闡明了唐末五代宋初儒道佛叁教合流思潮中佛教如何融合儒道二教的方法論，同時也向衆多儒道出身的佛教信徒提供了在亂世中的修行指歸，保持了佛教在文化轉型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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