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炼石烧金，施醮祭之鲤膻，习神仙之诳诞；入孔门者，志乖淳朴，意尚浮华，骋鹦鹉之狂才，擅蜘蛛之小巧。”[41]与儒道二教对比，延寿认为，佛法如海，无所不包；真俗齐行，愚智一照。“开俗谛也，则劝臣以忠，劝子以孝，劝国以绍，劝家以和。弘善，示天堂之乐；惩非，显地狱之苦。不惟一字以为褒，岂止五刑而作戒
敷真谛也，则是非双泯，能所俱空。收万像为一真，会三乘归圆极。非二谛之所齐，岂百家之所及
”[42]即延寿认为，佛教既“开俗谛”，也“敷真谛”，这是与儒道二教乃至百家最大不同之处。如上延寿指出三教在宗旨方面有所不同，我们既要看到延寿推崇佛教的立场，同时也应该看到他站在儒道二教之外指出了儒道二教某些缺陷和不足。
总之，延寿对三教之本体论、因果论、心性论、宗旨等进行了料简并指出其间细微的差别，这是行者在理论研讨和修行实践中值得留意之处。对於儒道二教的态度，从思想观念上看延寿更倾向於道家、道教。但要说明的是，延寿常借用道家术语诠解“一心”等佛教哲理，只起“移花接木”之用，立场还是佛家的。
二、延寿三教圆融观产生的原因
由上可知，延寿对三教的态度既有融通的一面，又有分析、料简和批判的一面，如下将从三教自身理论、社会背景和延寿自身三个角度考察其产生的因由。
首先，从三教自身理论来看，一方面，三教均以一心为立教之本，以悟一心为目标，由此在本体论、境界论、无常观、平等观等观念和“触物冥一”的整体直观、以镜喻心的形象思维等思维方式以及权实双行、默中说等教化方便等诸多方面皆是一致的，故延寿对其进行了融通汇合；另一方面，三教在本体论、心性论、方法论、因果论、宗旨方面又有一些差异，故延寿又对其进行了分析、料简和批判。
其次，就社会政治文化历史背景而论，延寿三教圆融观的根由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社会方面，唐朝末年，战争频仍，一直延续到五代宋初。战争让人们丧失了生存的安全感，生死问题被凸显出来，对终极关怀的渴求成为当时普遍存在的一种社会心理。面对社会救世与救心双重精神需求，传统三教单凭各自原有的理论体系不可能全面回答当时的现实问题，在时势的驱动下，三教由盛唐时期的纷争对抗又一次走向圆融互摄。只有整合不同的文化资源改造本教的理论体系，才有可能走出各自由现实问题带来的理论困境。正因如此，延寿对三教进行了一定的融通，认为三教在立教根本和教化目标上是一致的，还说三教在世事无常和人生无常等观念上亦具有互通性。儒道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正源，其思想观念深深植根於传统国民心中，成为民族心理基石，外现为中华民族的世界观与方法论，援儒道人佛当然会产生殊胜的社会效应。融通三教亦有利於增强佛教自身理论上的说服力，从而有利於佛教自身宗教组织上的发展。
文化方面，延寿时代中国传统文化进人一个新的历史转型时期，三教在合流的进程中逐渐完成各自的文化转型：儒教由关注敬天保民的天人关系逐渐向关注心性之学的理学发展；道教由黄白之术的外丹修炼日益转向性命双修的内丹之术；佛教则由了生脱死的出世关怀转向世俗化与化世俗并重。其间三教必然相互影响，相互渗透。在这一文化潮流面前，延寿不受到影响是不可能的。事实是，延寿人佛之前，已经受到儒道文化的熏陶。人佛之後，在其著作中广引儒道经论并论述其相通性是可以理解的。当然，延寿作为佛教高僧，他援儒道人佛，目的还是为了佛教弘法方便。他对儒道思想进行化同存异的融汇，给儒道二教套上佛教的外壳，从而在形式上完成会“儒乘”、“道乘”於“佛乘”的“会三归一”。
政治方面，即是与聚集在他周围特殊的信仰群体不无关系。在与延寿问答交流、书信往来的诸多知识分子信徒中，很多是权门贵要，如唐朝时官至宰相的裴休，五代时期的“地方诸侯”吴越忠懿王等。“上所好则下必从之”反映出上层社会对下层社会的价值取向的影响力，佛法要真正深人人心，成为大众之信仰，必须深刻影响上层社会的精神生活，从而极大发挥其化世俗的社会功能。延寿认为三教可以融通，对儒道思想相当程度的认同，这就迎合了儒道出身的社会上层知识分子，就会获得上层精英的支持。事实也证明，社会上层知识分子以其特殊的身份和地位无形中大大扩大了佛教的影响力，延寿法眼宗一度风行天下。
再次，延寿三教圆融观与其自身的经历、学养、立场等密切相关。延寿作为中国僧人，而且人佛以前接受遇中国传统儒道二教的系统学习，自然能够感觉到三教理论相通的地方，在自己的著作中广引儒道经论以说明佛教义理也在情理之中，论述三教融通是顺理成章之事，这一点在前面系统论述延寿圆融观原因的时候亦专门有一节即“延寿自身原因”加以讨论过。据《永明道迹》载，延寿“字冲玄，号抱一子”[43]，“冲玄”、“抱一”皆是道家思想的特有术语，由此可窥见道家思想对其产生的影响，亦反映了其对道家思想的认同及禅道合流的倾向。又，从前面的论述可知，延寿认为儒道二教属於“俗谛”，是不了义之说；佛教属於“真谛”，是了义之说，潜台词是自己所信仰的佛教要高明些。这既是对儒道二教的批判，亦是一种护教思想，极力赞扬自己所信教的高明一方面是表明自己的信仰上的信心，另一方面也有利於吸引其他信众。
总之，延寿三教圆融观产生的原因主要有三：一是三教理论本身既有相通又有不同之处，二是社会政治文化历史根源，三是与延寿本人的经历学养及其宗派性立场密切相关。
三、延寿三教圆融观简评及其他
如下将对延寿三教圆融观做一个简单评价，另外，若从广义而论，其三教圆融观应属於内外教圆融思想中的内容，所言“外教”除了中国儒道二教以外还有更广泛的内涵，故以下还将兼论其他方面，并继续对延寿引论《周易》的情况著重进行说明。
(一)延寿三教圆融观简评
延寿对儒道二教的分析、料简和批判不排除有误读误解之处，如说儒道二教仅开俗谛等，前面亦指出此跟延寿的宗派性护教立场密切关联而使其有失客观理性的判断。一方面，我们应对其抱有同情之理解，因为护教护法是作为出家人的一种值得尊敬的宗教责任；另一方面，我们也应看到他的批评还是有一定道理和说服力的，因为儒道二教在理论和实践上并非完美无缺。延寿时代是一种战争失序的社会状态，人们所体验到的是信仰与文化的双重背离，人心思安成为当时一种普遍的社会心理。面对这样的社会现实，儒道二家的理论存在缺陷和不足。儒家对鬼神世界存而不论，让生活在朝不保夕之中的人们精神没有寄托；以德配天命、以仁为礼内涵的人文精神似乎更适用於升平治世，而於离经叛道的战乱社会无能马力。道教以丹术飞升羽化以求全真保命、长生久视，这种离世的倾向对现实社会是置之度外的，在战火纷飞的时代，生存都成问题，哪裹有一片净土可以容身
道教的长生理论显然无法对治乱世人们心灵的失落感与恐惧感。鉴於此，延寿说佛教从理论上高於儒道二教并进行论证说明，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基於佛教立场对当时动荡不安的社会现实的契机回向，是对佛教理论体系契理地进行自我完善与更新，以期发挥佛法在乱世中救世与救心的双重功效。延寿力图从宗教的思想内涵上“偏赞佛教”，突出在三教合流的过程中佛教的主体性地位，确保佛教在文化转型时期高扬宗风，续慧传灯。还有值得注意的是，佛教理论对於解决当时社会存在的精神和心理问题确实具有一定的作用。首先，佛教“诸行无常”的思想蕴含了人生无常和社会无常等多重含义，这告诉人们生逢乱世和社会的治乱兴衰都应以平常心对待之。儒道二教也讲“无常”，但是“有我”的“无常”，因为儒家是“重生”而且“人世”的，道教注重身体的“长生”，而佛教是主张“无我”的“无常”，能够从根本上化解战乱社会造成的人生苦痛感。其次，业报轮回说可以解释人们之所以饱受战乱之苦，均是无始以来历劫作业之果报，同时，人们後世是受福报还是苦报取决於自己今世行善还是作恶，发动不义战争是最大的恶业，必将饱受地狱之苦，从业报的角度对当时参战各方予以警示，对维护和平起到一定的作用。中国传统儒道二家的报应观建立在“一身、一生”基础上，延寿认为非“兼济之道”，非“大觉”。最後，佛教般若空观向人们指明了最终解脱之道，证悟我法二空，获得涅槃寂静的大智慧，才能永离业报轮回之苦，从而也获得了终极意义上的解脱和自由。佛教以自己特有的理论对当时的社会人生作出了符合大众心理需要的解释，起到了一定的开启民智，抚慰人心的作用。
在中国佛教史上，持三教圆融思想的有很多典型的高僧，延寿之前有唐朝宗密，之後有北宋契嵩。可以说，延寿是一个继往开来的人物，他直接继承了宗密的三教圆融思想，从他大量、大段直引宗密的著作原文可以看出；延寿三教圆融观对後来的契嵩等倡导三教一致说亦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延寿在倡导三教圆融方面不同於契嵩的地方在於没有契嵩那麽积极和明显，因为撰写《辅教编》等著作倡导三教圆融是契嵩一生致力於从事的两件大事之一，[44]也就是说，契嵩在倡导三教圆融思想时，强调三教一致的倾向更多一些，这跟当时三教融合论潮流等社会政治文化因素密切相关。
延寿三教圆融思想是对三教合流文化生态的一种回应，这一理论在三教合流过程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历史作用，反映了佛教在文化转型时期的一种自觉顺应，显示了佛教理论生生不息的理论张力。三教既有融通又有料简的圆融观从哲理的高度阐明了唐末五代宋初儒道佛三教合流思潮中佛教如何融合儒道二教的方法论，同时也向众多儒道出身的佛教信徒提供了在乱世中的修行指归，保持了佛教在文化转型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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