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本文上一頁如法，樂聞應說，七說竟回向，八複作贊呗，九下座禮辭，……最初鳴鍾集衆，總爲十法。今時講導，宣依此法。”由此可見，唐代以降，佛教于講學儀軌上漸成定製。後世均是承繼其製而已，佛教教育在唐代之確立，于此可略見一斑。
中唐以後禅宗逐漸興起，到了宋代已呈一枝獨秀的局面。禅宗教育也成當時中國佛教教育的主流。禅宗寺院稱爲“叢林”。其規模體製始于唐代百丈懷海禅師。按照百丈製定的《叢林清規》，禅堂爲叢林的教育中心。有些禅宗叢林雖也承襲了佛教教育升座說法的傳統教學方式，但其教學活動主要還是在禅堂真參實證。住持和尚隨時說法，指導參禅法門，稱爲“小參”。此外，還有“普說”與“普茶”等教學方式。普茶在朔望舉行，由住持宣布規約，或察問學人見解，或詳論平常行事，類似茶話會。“普說”則近似討論會，學人可以“人人各說”，涉及範圍更廣。總之，禅宗的教育方式較爲自由靈活，其教育特色將在下節作專題論述。宋元以後，佛教教育包括禅宗教育在內部日趨腐敗，及至明代更是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許多禅師不通文字般若，專以打人爲事。如圓悟禅師遇上堂學人問法，他是問也杖，不問也杖，“胡喝亂棒”而已。一講便信口開河，自相矛盾。面對時弊，許多佛教徒起來大聲疾呼。如臨濟宗德寶禅師指出：“大家妄口相傳，情情相繼，襲爲實法，人皆安之，所以個個胡亂一生，到頭只這麼合殺了也。”(《笑岩集·北集上》卷叁)智旭更是幹脆痛罵“法師是烏龜，善知識是忘八”(《靈峰宗論》卷四)!他們爲了挽救頹勢，更張佛教教育，幾乎都不約而同地主張禅教一致，提倡看經，讀經，“以文設教”，恢複佛教教育以往的傳統。但結果“禅教一致”不成，卻歸于以禅入淨，大家皆擠在“解脫”捷徑上。中國進入近代社會之後，佛教徒爲維持佛教教育的延續生存，對其進行了改革。特別是清末民初在寺産興學之爭的刺激下，佛教界創辦了各種新型的僧材學校。如竺雲在長沙創辦的湖南僧學堂，文希在揚州創辦的普通僧學堂，月霞和谛閑在南京創辦的江蘇僧師範學堂，楊文會在南京創辦的祗園精舍以及後來太虛創辦的武昌佛學院，歐陽竟無創辦的支那內學院等。這些佛教學校大多依照近代世俗學校的製度來辦學，增添了不少普遍教育的內容，開創了近代佛教教育。爲培養佛教人材，重振佛教教育，弘揚佛教文化作出了一定的貢獻。
二、獨具特色的禅宗教育
中國佛教禅宗的教育，既有別于儒家的教育傳統，也不同于佛教其他宗派的教育模式。禅宗教育重在啓迪人的智慧。它從現實生活和思想本身出發，揭出矛盾和葛藤，抛棄觀念和範疇，憑悟性的智慧沖破一切執著和障礙，直接領會人生與宇宙的真谛。禅宗教育的傳統最初是不說法、不著書，只是覓取可傳衣缽之人，所謂“各述己意，以憑傳付”。自五祖弘忍以後，雖然也逐漸開山授徒，上堂說法，但從不用長篇大論的說教，而是采用一些異乎尋常的方式接引學人，或拈槌豎拂，棒喝兼施；或揚眉瞬目，機鋒百出；或直指直示，一針見血地表明自己的見地；或互相勘驗，就無可表示中作種種方便，創造了一種生動活潑的學風。
禅宗以“不著語言，不立文字，直指本心，見性成佛”爲宗旨，這同時也是禅宗根本的教育思想。爲什麼“不著語言，不立文字”呢
因爲禅是佛自心自內證，是沒有辦法用語言文字來表達的。能用語言文字表達的充其量只是相似。把相似的東西認作真實就會障礙人的見性，構成人類智慧之眼的一種障礙。因此，禅宗認爲只憑學習經典是不能理解佛法的，他們反對皓首窮經在故紙堆裏討生活，神贊曾說：“世界如許廣闊不肯出，鑽他故紙驢年去。”簡直與蜂子投窗紙一樣愚不可及。因爲有了語言文字，就有了理解，有了理解就有了分別。于是我們日常生活中所遇的一切都成爲二元對立的了。水是水，山是山，黑不是白，白不是黑，它們永遠不會合在一起，這就是人們感官和演繹推理中世界萬物存在的普遍方式。這些觀念和範疇是傳統思維訓練的結果。我們只是接受灌輸到我們心裏的東西，從來不考慮世界是不是還會有另一種存在方式。被動的“接受”既方便又實用，但生命也因此失去了活力，人類與生俱來的智慧之門就這樣被關閉了。在禅宗看來，當體獨立、直悟自性、飛躍一切邏輯的曆程，是湧現智慧的一個契機。智慧與知識不同。人類獲得新知識，必須以已有知識爲基礎，建立假設，然後遵循邏輯程序加以推論，方可有得，其中的過程是必要的。智慧則可以超越邏輯的過程和淩駕觀念的控製，排除一切思考的規則，直達目的。所謂“直指人心”也就是啓迪人的智慧，直截了當地告訴你什麼是永恒的自我，什麼是生命的不變的真實，就是要除去一切謬執和妄念，把蒙蔽生命、操縱人生的障礙統統掃除。這時候，你就能見到生命的基因，人生的本來面目，就能成爲一個真正解脫自在的人。這就是“見性成佛”，就是“開悟”。悟是禅的生命，悟可以解釋爲對事物本性的一種直覺的觀照。一般教育只是培養人的形象思維和邏輯思維能力，禅宗教育則要使人獲得那種直覺思維能力。直覺是人類心智能力的高度表現。具有了這種能力的人，無論是論古還是道今，都能使它活生生呈現在眼前，他能從舊事物中發現新意義，也能從新事物中再現舊價值；他能從平淡中見神奇，再化神奇爲平淡。具有高度智慧的禅悟者能用一種意料不到的感覺角度去看整個世界。在他們的眼裏，盡管它還是一個有流水熱火的世界，但決不再是同一個世界。青原惟信曾經說過：學人未悟前，情生智隔，知有而不知空，“見山是山，見水是水”。當他經過良師的教導而見色明空時，就會“見山不是山，見水不是水”。既悟之後，通體是慧，心光流布，無物無我，性相融通，“見山又是山，見水又是水”了。禅宗教育的目標即在于達到這樣的境界，而不是要培養那種言端筆下、通玄入妙、口若懸河、辯才無礙、談禅論道、如雲如雨的知解宗徒。禅宗把這類好像是禅實際不是禅的東西，包括口頭禅、文字禅、野狐禅、葛藤禅一概斥之爲“禅稗”。認爲他們只是欺世盜名、誤人誤己而已。
圍繞這樣一種教育目的，禅宗創造了一些異乎尋常的教學方式。參話頭是禅宗最常用的教學方式。所謂參，就是研究、商量；就話頭而言，大致不離“如何是佛法大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哪個是你的本來面目”等等。參話頭就是要找到一切事、一切理、一切衆生的根源或原態，把這個話頭參透了，人的本心也就顯現出來了，也就是開悟了。禅宗語言形式多種多樣，常有反诘、暗示、意在言外等。在師徒往複參問時，往往是答非所問、問非所答、答在問中、問在答中，後人把許多禅師生平用“參話頭”方式授徒弘法的事迹記載下來即爲公案，如問：“如何是佛法大意
”或答“廬陵米作麼價”(青原語)，或答“長空不礙白雲飛”(石頭語)；如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
”或說“麻叁斤”(洞山語)，或說“庭前柏樹子”(趙州)，或說“山上有鯉魚，海底有蓬塵”(徑山道欽語)；如問：“萬法歸一，一歸何處
”趙州答：“我在青州做一件布衫重七斤。”再如黃龍派的“叁轉語”即遇學人來參，常問：“人人盡有生緣，上座生緣在何處
”慧南禅師正當和學人往複答辯時，忽伸出手來說：“我手何似佛手
”又向前來參學者問其所得時，卻垂下腳說：“我腳何似驢腳
”這些都是答非所問、問非所答的著名公案。還有答在問中，如僧問九峰禅師：“如何是祖師西來意
”師答曰：“一寸龜毛重九斤。”問在答中，如趙州問：“般若以何爲體
”大慈寰中禅師答曰：“般若以何爲體
”趙州大笑而出。在這裏不容有理性解釋的余地，要想運用我們受過邏輯訓練的理性去打開禅宗公案的秘密是不可能的。因爲公案不是邏輯命題。例如，在“祖師西來意”和“麻叁斤”之間，或者在“佛法”和“布衫重七斤”之間根本不存在任何邏輯聯系。“參話頭”正是要把理性逼到絕境，讓理性看看自身能發揮多大作用，讓理性了解有一個自身永遠無法進入的領域。理性是禅悟的最大敵人，它強調主體與客體的分裂，使人們起分別心，落入二元對立的邏輯公式。但人們又總是迷信理性是無所不能的，參話頭、看公案的目的就是要“使計慮之心滅絕”，恢複心的原態，達到當下覺悟的現量境地，並引導學人直接從現實世界中去認清宇宙的本來面目。禅師們爲讓學人的注意力集中在他想要抓住的東西上而不受任何意識蔔度的幹擾，常常避免使用那種可以用邏輯方法來理解的語言，乃繞路說禅，說而無說，不說而說，不沾不滯，不向不背，以免學人依言取義，望文解義，泥言執句，住境迷心，落入文字葛藤，不能直起覺觀，自見本性。對禅師們說來，語言只是一種直接來自內心精神體驗的呼喊。它本身不具備任何意義，意義要在人們自己內心去找，因爲人們內心也能生起同樣的體驗，所以公案的解決並非是了解語言的觀念意義，也不是了解所體驗的感情，而是對人們本心自性的了解。公案是不會輕易解決的，但是一旦解決了，人們的智慧之門打開了，公案也就不再有絲毫用處。就像一塊敲門磚，門敲開了，磚就被丟棄了。因此，見道就要忘言，而不能執著于語言文字。
禅宗還時常訴諸一種不用文字媒介的更直接的教學方式，就是運用身態語言，如擎拳、豎指、揚眉、瞬目、揮棒、執拂、腳踏、手斫、掀倒禅床、踏翻淨瓶等接引學人。這些身態語言的運用有兩種意義：一種是代替語言文字對學人進行暗示啓發，表達體驗的境地。如馬祖道一開悟前常日坐禅，其師南嶽懷讓問他坐禅圖作什麼
道一曰：“圖作佛。”懷讓乃取一磚在石上磨，道一問曰：“磨作什麼
”懷讓曰：“磨作鏡。”道一驚曰：“磨磚豈得成鏡邪
”懷讓反問：“磨磚…
《中國佛教文化論稿 第四章 中國佛教教育》全文未完，請進入下頁繼續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