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如法，乐闻应说，七说竟回向，八复作赞呗，九下座礼辞，……最初鸣钟集众，总为十法。今时讲导，宣依此法。”由此可见，唐代以降，佛教于讲学仪轨上渐成定制。后世均是承继其制而已，佛教教育在唐代之确立，于此可略见一斑。
中唐以后禅宗逐渐兴起，到了宋代已呈一枝独秀的局面。禅宗教育也成当时中国佛教教育的主流。禅宗寺院称为“丛林”。其规模体制始于唐代百丈怀海禅师。按照百丈制定的《丛林清规》，禅堂为丛林的教育中心。有些禅宗丛林虽也承袭了佛教教育升座说法的传统教学方式，但其教学活动主要还是在禅堂真参实证。住持和尚随时说法，指导参禅法门，称为“小参”。此外，还有“普说”与“普茶”等教学方式。普茶在朔望举行，由住持宣布规约，或察问学人见解，或详论平常行事，类似茶话会。“普说”则近似讨论会，学人可以“人人各说”，涉及范围更广。总之，禅宗的教育方式较为自由灵活，其教育特色将在下节作专题论述。宋元以后，佛教教育包括禅宗教育在内部日趋腐败，及至明代更是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许多禅师不通文字般若，专以打人为事。如圆悟禅师遇上堂学人问法，他是问也杖，不问也杖，“胡喝乱棒”而已。一讲便信口开河，自相矛盾。面对时弊，许多佛教徒起来大声疾呼。如临济宗德宝禅师指出：“大家妄口相传，情情相继，袭为实法，人皆安之，所以个个胡乱一生，到头只这么合杀了也。”(《笑岩集·北集上》卷三)智旭更是干脆痛骂“法师是乌龟，善知识是忘八”(《灵峰宗论》卷四)!他们为了挽救颓势，更张佛教教育，几乎都不约而同地主张禅教一致，提倡看经，读经，“以文设教”，恢复佛教教育以往的传统。但结果“禅教一致”不成，却归于以禅入净，大家皆挤在“解脱”捷径上。中国进入近代社会之后，佛教徒为维持佛教教育的延续生存，对其进行了改革。特别是清末民初在寺产兴学之争的刺激下，佛教界创办了各种新型的僧材学校。如竺云在长沙创办的湖南僧学堂，文希在扬州创办的普通僧学堂，月霞和谛闲在南京创办的江苏僧师范学堂，杨文会在南京创办的祗园精舍以及后来太虚创办的武昌佛学院，欧阳竟无创办的支那内学院等。这些佛教学校大多依照近代世俗学校的制度来办学，增添了不少普遍教育的内容，开创了近代佛教教育。为培养佛教人材，重振佛教教育，弘扬佛教文化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二、独具特色的禅宗教育
中国佛教禅宗的教育，既有别于儒家的教育传统，也不同于佛教其他宗派的教育模式。禅宗教育重在启迪人的智慧。它从现实生活和思想本身出发，揭出矛盾和葛藤，抛弃观念和范畴，凭悟性的智慧冲破一切执着和障碍，直接领会人生与宇宙的真谛。禅宗教育的传统最初是不说法、不着书，只是觅取可传衣钵之人，所谓“各述己意，以凭传付”。自五祖弘忍以后，虽然也逐渐开山授徒，上堂说法，但从不用长篇大论的说教，而是采用一些异乎寻常的方式接引学人，或拈槌竖拂，棒喝兼施；或扬眉瞬目，机锋百出；或直指直示，一针见血地表明自己的见地；或互相勘验，就无可表示中作种种方便，创造了一种生动活泼的学风。
禅宗以“不着语言，不立文字，直指本心，见性成佛”为宗旨，这同时也是禅宗根本的教育思想。为什么“不着语言，不立文字”呢
因为禅是佛自心自内证，是没有办法用语言文字来表达的。能用语言文字表达的充其量只是相似。把相似的东西认作真实就会障碍人的见性，构成人类智慧之眼的一种障碍。因此，禅宗认为只凭学习经典是不能理解佛法的，他们反对皓首穷经在故纸堆里讨生活，神赞曾说：“世界如许广阔不肯出，钻他故纸驴年去。”简直与蜂子投窗纸一样愚不可及。因为有了语言文字，就有了理解，有了理解就有了分别。于是我们日常生活中所遇的一切都成为二元对立的了。水是水，山是山，黑不是白，白不是黑，它们永远不会合在一起，这就是人们感官和演绎推理中世界万物存在的普遍方式。这些观念和范畴是传统思维训练的结果。我们只是接受灌输到我们心里的东西，从来不考虑世界是不是还会有另一种存在方式。被动的“接受”既方便又实用，但生命也因此失去了活力，人类与生俱来的智慧之门就这样被关闭了。在禅宗看来，当体独立、直悟自性、飞跃一切逻辑的历程，是涌现智慧的一个契机。智慧与知识不同。人类获得新知识，必须以已有知识为基础，建立假设，然后遵循逻辑程序加以推论，方可有得，其中的过程是必要的。智慧则可以超越逻辑的过程和凌驾观念的控制，排除一切思考的规则，直达目的。所谓“直指人心”也就是启迪人的智慧，直截了当地告诉你什么是永恒的自我，什么是生命的不变的真实，就是要除去一切谬执和妄念，把蒙蔽生命、操纵人生的障碍统统扫除。这时候，你就能见到生命的基因，人生的本来面目，就能成为一个真正解脱自在的人。这就是“见性成佛”，就是“开悟”。悟是禅的生命，悟可以解释为对事物本性的一种直觉的观照。一般教育只是培养人的形象思维和逻辑思维能力，禅宗教育则要使人获得那种直觉思维能力。直觉是人类心智能力的高度表现。具有了这种能力的人，无论是论古还是道今，都能使它活生生呈现在眼前，他能从旧事物中发现新意义，也能从新事物中再现旧价值；他能从平淡中见神奇，再化神奇为平淡。具有高度智慧的禅悟者能用一种意料不到的感觉角度去看整个世界。在他们的眼里，尽管它还是一个有流水热火的世界，但决不再是同一个世界。青原惟信曾经说过：学人未悟前，情生智隔，知有而不知空，“见山是山，见水是水”。当他经过良师的教导而见色明空时，就会“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既悟之后，通体是慧，心光流布，无物无我，性相融通，“见山又是山，见水又是水”了。禅宗教育的目标即在于达到这样的境界，而不是要培养那种言端笔下、通玄入妙、口若悬河、辩才无碍、谈禅论道、如云如雨的知解宗徒。禅宗把这类好像是禅实际不是禅的东西，包括口头禅、文字禅、野狐禅、葛藤禅一概斥之为“禅稗”。认为他们只是欺世盗名、误人误己而已。
围绕这样一种教育目的，禅宗创造了一些异乎寻常的教学方式。参话头是禅宗最常用的教学方式。所谓参，就是研究、商量；就话头而言，大致不离“如何是佛法大意”、“如何是祖师西来意”、“师唱谁家曲，宗风嗣阿谁”、“哪个是你的本来面目”等等。参话头就是要找到一切事、一切理、一切众生的根源或原态，把这个话头参透了，人的本心也就显现出来了，也就是开悟了。禅宗语言形式多种多样，常有反诘、暗示、意在言外等。在师徒往复参问时，往往是答非所问、问非所答、答在问中、问在答中，后人把许多禅师生平用“参话头”方式授徒弘法的事迹记载下来即为公案，如问：“如何是佛法大意
”或答“庐陵米作么价”(青原语)，或答“长空不碍白云飞”(石头语)；如问：“如何是祖师西来意
”或说“麻三斤”(洞山语)，或说“庭前柏树子”(赵州)，或说“山上有鲤鱼，海底有蓬尘”(径山道钦语)；如问：“万法归一，一归何处
”赵州答：“我在青州做一件布衫重七斤。”再如黄龙派的“三转语”即遇学人来参，常问：“人人尽有生缘，上座生缘在何处
”慧南禅师正当和学人往复答辩时，忽伸出手来说：“我手何似佛手
”又向前来参学者问其所得时，却垂下脚说：“我脚何似驴脚
”这些都是答非所问、问非所答的着名公案。还有答在问中，如僧问九峰禅师：“如何是祖师西来意
”师答曰：“一寸龟毛重九斤。”问在答中，如赵州问：“般若以何为体
”大慈寰中禅师答曰：“般若以何为体
”赵州大笑而出。在这里不容有理性解释的余地，要想运用我们受过逻辑训练的理性去打开禅宗公案的秘密是不可能的。因为公案不是逻辑命题。例如，在“祖师西来意”和“麻三斤”之间，或者在“佛法”和“布衫重七斤”之间根本不存在任何逻辑联系。“参话头”正是要把理性逼到绝境，让理性看看自身能发挥多大作用，让理性了解有一个自身永远无法进入的领域。理性是禅悟的最大敌人，它强调主体与客体的分裂，使人们起分别心，落入二元对立的逻辑公式。但人们又总是迷信理性是无所不能的，参话头、看公案的目的就是要“使计虑之心灭绝”，恢复心的原态，达到当下觉悟的现量境地，并引导学人直接从现实世界中去认清宇宙的本来面目。禅师们为让学人的注意力集中在他想要抓住的东西上而不受任何意识卜度的干扰，常常避免使用那种可以用逻辑方法来理解的语言，乃绕路说禅，说而无说，不说而说，不沾不滞，不向不背，以免学人依言取义，望文解义，泥言执句，住境迷心，落入文字葛藤，不能直起觉观，自见本性。对禅师们说来，语言只是一种直接来自内心精神体验的呼喊。它本身不具备任何意义，意义要在人们自己内心去找，因为人们内心也能生起同样的体验，所以公案的解决并非是了解语言的观念意义，也不是了解所体验的感情，而是对人们本心自性的了解。公案是不会轻易解决的，但是一旦解决了，人们的智慧之门打开了，公案也就不再有丝毫用处。就像一块敲门砖，门敲开了，砖就被丢弃了。因此，见道就要忘言，而不能执着于语言文字。
禅宗还时常诉诸一种不用文字媒介的更直接的教学方式，就是运用身态语言，如擎拳、竖指、扬眉、瞬目、挥棒、执拂、脚踏、手斫、掀倒禅床、踏翻净瓶等接引学人。这些身态语言的运用有两种意义：一种是代替语言文字对学人进行暗示启发，表达体验的境地。如马祖道一开悟前常日坐禅，其师南岳怀让问他坐禅图作什么
道一曰：“图作佛。”怀让乃取一砖在石上磨，道一问曰：“磨作什么
”怀让曰：“磨作镜。”道一惊曰：“磨砖岂得成镜邪
”怀让反问：“磨砖…
《中国佛教文化论稿 第四章 中国佛教教育》全文未完，请进入下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