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既不成镜，坐禅岂得作佛
”于是道一请求开示。又如钦山一日上堂，竖起拳又放开云：“开即为掌，五指参差。”又握云：“如今为拳，必无高下。还有商量也无
”僧出众竖起拳。钦山云：“只是个无开合汉。”雪窦举此公案，乃竖拳云：“握则为拳，有高有下
”又放开云：“开则成掌，无党无偏。”“且道放开为人好，把定为人好
开也造车，握也合辙。若谓闭门造车，出门合辙，我也知尔向鬼窟里找活计。”仅在拳掌开合之中却包含了那么多层意思。还有一种“默照禅”，更是一语不发，或向虚空，或向地上，画一圆相，或身体绕一圆相，用来表示自悟的境地。他们就是这样通过一些小小动作来勘破我见，接引学人。在禅师们看来，禅道就是生活之道，而生活则是指活、动、行，而不是仅指思想。对禅而言，它的发展应该指向活动，而不是用语言加以说明或表示。在现实生活中并没有什么逻辑，因为生活先于逻辑，人并不完全根据他的观念、推理来进行活动。生活中有比理性更强的东西，也就是冲动、本能或者说意志。在有意志活动的地方便有禅，如果我们要解释禅的话，也应该用动的方式来解释，只有当某种说法本身是一种活动而且不指望借它来表达意义时，这种说法才是禅。
身态语言的另一种意义是给参禅者的心理状态以一种向开悟突变的助力，所谓棒喝的作用即在于此。临济一宗教授学人常用棒喝，以“四喝”着称：有时一喝如金刚王宝剑，有时一喝如踞地狮子，有时一喝如探竿影草，有时一喝不作一喝用。传说临济义玄禅师开悟前三次向师父黄蘖希运问法，三次挨打。又如有僧问睦州：“如何是西来意
”睦州云：“你说!”僧不及答，睦州便挥棒打他。一次水潦和尚问马祖：“如何是西来意”
祖乃当胸踏倒。师大悟，起来拊掌呵呵大笑云：“也大奇，也大奇!百千三昧，无量妙义，只向一毛头上。”一时识得根源去，乃作礼而退，师后告众曰：“自从一吃马祖踏，直到如今笑不休。”另一次，百丈怀海和马祖酬对之间，马祖振威一喝，百丈三日耳聋眼黑，从此心波不起，如醉如痴，直下见道。也许有人会觉得禅师们这些身态语言是荒谬绝伦的。其实，这是充分把握了心理和生理因素互相转化、互相影响的科学道理。“参话头”无非是让人把复杂的心念变成“独头意识”，也就是集中在一个单纯的思想对象上。“参”的过程中，迷惑困扰，寻觅计虑，不断增加心理紧张。当这种被禅师引导的特殊精神紧张状态达到最后阶段时，当胸一脚，当头一棒，或者大喝一声，连独头意识也被粉碎了，生理的刺激就会导致心路的转变。学人的念想之流突然打断，一切心理功能暂时中止，既不会有妄念，也不会有烦恼，刹那间成为有心无意识，此时心的原态就会出现，本心就出来了。一愣之下直起观照，当下见性，产生一种透彻的灵悟，也就实现了禅宗的教育目标。总之，身态语言的运用如飘风疾电，不期而至，使学人猝不及防，不假思索，当下反应。如果运用得当，易于斩断学人的情缰意锁，直下见道。对于学人见地之勘验，直觉之培养，颇有立竿见影的效果。
禅宗教育和传统教育相比较具有许多显着的特色。首先，禅宗教育强调对病施药、随机应变、即事说法、不断创新，决不死守一定之法。法眼宗就标识以“对病施药，相身裁缝，随其器量，扫除情解”为教育原则。临济宗分别学人的基础差异，提出了“四料简”与“四照用”的教学方法。由于学人对法执、我执的程度不同，在教学中应分别对待：对于我执严重者，应先破我执(“夺人不夺境”，或“先用后照”。人指我，境指外物，夺即破，用对我执，照对法执，都是破义)；对于法执严重者，应先破法执(“夺境不夺人”，或“先照后用”)；对“我”、“法”两执都很严重者，就须同时破之(“人境俱夺”或“照用同时”)；而对“我”、“法”都不执者，则不须破除(“人境俱不夺”或“照用不时”)。禅师们运用身态语言也是因时因地，灵活运用。马祖说得好：“我有时教伊扬眉瞬目，有时不教伊扬眉瞬目，有时扬眉瞬目者皆是，有时扬眉瞬目者不是。”临济授徒惯用棒喝，其门下参徒学师喝，师曰：“尔等学我喝，我今问汝：有一人从东堂出，一人从西堂出，两人齐喝一声，这里分得宾主么
汝且作么生分
若分不得，以后不得学老僧喝!”禅师们认为“学我者死”。有位俱胝禅师凡遇学人参问，唯举一指，别无提倡，人称“一指禅”，以为含藏无尽，余味无穷。有一供养童子，每见人问事，亦竖一指应对。俱胝禅师知道后潜袖刀子，问童子曰：“听说你会佛法是吗
”童子曰：“是。”师曰：“如何是佛
”童子竖起指头，师以刀断其指，童子叫痛出走。师召童子，童回首，师曰：“如何是佛
”童子举手不见指头，豁然大悟。可见禅宗教育反对因循守旧，提倡“丈夫自有冲天志，不向如来行处行”。也就是说那些陈腔滥调，那些旧的窠臼，旧的模式，不必去接受，不必去承袭，而应当各自创新，别出手眼。所以禅宗教育始终是活活泼泼地表现着法的生命，活活泼泼地展现着每个禅师自己的教育风格。
其次，禅宗教育不同于传统教育，它不但不追求知识的积累，相反却要求人们抛弃头脑中已有的知识。所谓“为学日益，为道日损”，说的正是这种情况。传统教育总是希望学生在学问上天天有进步，天天有收获。禅宗教育则要求学生天天抛弃一些东西，天天有损失。固有的概念丢掉了，某些执着放弃了，自以为是的观念破除了，才能跳出原先盲目遵循的思维定势。禅师们喜用的一句话就是“驱耕夫之牛，夺饥者之食”，只有否定了人们平时以为是天经地义的东西，他才会产生一种追求事物本质的心理饥渴，才会愿意把整个身心都投入到参禅上面去。为此禅师们经常说一些自相矛盾的话，如说“张三喝酒李四醉”，说“空手把锄头，步行骑水牛，人在桥上过，桥流水不流”等等。这类话听起来完全不合理，但事实上禅却充满着这种生动而不合理的话，毫不犹豫地明确否定人们所最熟习的事实和经验，使学人感到困扰和迷惑，走进理性的死胡同。
第三，禅宗教育不离生活实际，强调把教学渗透到日常生活中去，以生活中种种随处可见的现象来启发学人自悟其心。当赵州从稔到南泉普愿那里参禅时，他问南泉：“什么是道
”南泉答：“平常心是道。”在禅师们看来，“山河并大地齐露法五身”，禅“无所不在，所在皆无”。日常生活中的担水、砍柴、种菜、锄草、吃饭、睡觉、泡茶……无不是禅道。在禅里面没有什么超自然、不平常或高度抽象性的东西，饥来吃饭夜来眠，就像天上的飞鸟和地上的花草一样，不担心你的生活，不担心吃喝和穿衣，一切听其自然，一切服从本心自性，这就是禅的精神。传说龙潭崇信作天皇道悟的侍者，有一天对天皇说：“自我来到这里至今，未蒙老师指示心要。”师曰：“自你到我这里以来，我一直在向你指示心要。”龙潭又问：“何处指示
”师曰：“你拿茶来，我没有接茶吗
你送饭来，我没有受你的饭吗
你对我行礼时，我没有答礼吗
何处不指示心要
”龙潭低首沉思良久，天皇便说：“如果你想见，便直下见，假若用心思，便差错了。”于是龙潭当下开悟。禅宗认为禅是一个活生生的事实，所以只有在我们把握活生生的事实时才是禅，任何理论上的分析都不能用在参禅上。禅师们总是将开导学人的过程带到一切日常生活中的细节上来，要求学人在行住坐卧处、言谈语默处、回头转脑处、日用应缘处，时刻不忘参禅，注意力始终放在公案上面，不要间断。如宝积禅师出门听到幕下孝子哭声哀哀，顿时身心踊跃。德山宣鉴行路见卖饼婆子问：“上座要点哪个心
”师无语，至龙潭抽灭纸烛当下猛省。总之，只要在日常生活里持之以恒地训练直觉思维，就会瓜熟蒂落，豁然贯通，打破疑团，自然见道，获得禅悟智慧。
独具特色的禅宗教育曾经吸引了古代中国许多知识分子，张方平曾指出：古时人才因“儒门淡泊，收拾不住，皆归释氏”(《扪虱新话》)，这是因为禅宗给当时死气沉沉的中国知识界带来了新思想、新作风。朱熹也说：“达摩未到中国之前，如远肇法师之类只是谈庄老，后来亦以庄老助禅。达摩入来，遂被他一切扫除，不立文字，直造人心。……人材聪明遂被他诱得收去。”(《朱子语类》)可见连朱熹这样的儒学宗师也不得不承认禅宗教育的显着成功。禅宗教育为中国传统教育输入了新的血液，丰富了中国古代传统教育的思想方法，它在中国教育史上的地位是不可忽略的。
三、禅林与书院
在中国教育史上，佛教教育对儒家教育产生了重要影响。特别是中国佛教禅宗教育对书院讲学制度的形成和发展，更是具有直接影响。考察禅林与书院的关系，有利于了解佛教教育在中国教育发展史上的地位和作用。
书院正式兴起是在宋初，由于历唐末五代数十年之乱，官学凋敝。宋朝刚立，暂无力办学，而士子思学，于是一批由私人创建的书院出现，满足了社会上下对文化教育的需求，书院得到了官方的扶植与资助，形成了以讲学为主、颇具规模的白鹿洞、岳麓、应天府、石鼓、嵩阳、茅山等宋初六大书院。在南宋，书院日趋发达，正式成了以讲学、藏书、供祀为特征的新型的教育组织，从此书院讲学便成为后世教育中独具特色、具有重要地位的教育形式。然而历史的事实说明，无论从组织形式、学规制度以及教学活动上来分析，书院教育都与中国佛教的禅林制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l．禅林与书院的组织形式
首先，从书院兴建来看。这包括三方面问题，即兴建的原因、院址的选择和书院的建筑与佛教的关系。
(1)书院兴建的原因。前面曾提到北宋初书院出现是由于宫学凋敝、学士失学所致，但还有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佛教的影响。从魏晋南北朝始，名士与名僧的交往…
《中国佛教文化论稿 第四章 中国佛教教育》全文未完，请进入下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