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论道就曾十分普遍。到唐及宋前期，文人寄寓寺院也是常事。如岳麓书院在正式创办之前，便是由佛教僧侣主持办学的。南宋欧阳守道在其所作《赠了敬序》中说：“往年余长岳麓，山中碑十余，寻其差古者，其一李北海开元中为僧寺撰，其一记国初建书院志撰者名。碑言书院乃寺地，有二僧，一名智璇，一名某，念唐末五季湖南偏僻，风化陵夷，习俗暴恶。思见儒者之道，乃割地建屋，以居士类，凡所营度，多出其乎。时经籍缺少，又遣其徒市之京师，而负之归。士得屋以居，得书以读。其后版图入职方，而书院因袭增拓至今。”(《巽斋文集》卷七)这里明确说明岳麓前身作为学校的雏形，出自僧人之手。当时文人“得屋以居，得书以读”而寄寓寺院，岳麓书院是在此基础上“因袭增拓”而成。儒佛关系如此密切，儒士又长期受佛教浸染，因此在创建书院之时，能吸取禅林的经验是十分自然的。况且当时的禅林无论就其体制或讲学等等方面都很完善，足以为书院所借鉴。可以说，书院的兴建也是儒佛长期影响和融合的产物，这不仅促进了文化教育、学术思想的繁荣，也促进了书院本身的发展。

　　(2)书院院址的选择。书院兴建，多择山林胜地，其义趣所旨与佛教亦有些关联。佛教教育重视禅定，因此佛教徒往往选择山林名胜之地建立精舍丛林，作为修禅和讲授佛学的处所，以便清静潜修。俗有称“天下名山僧占多”，便为此故。严耕望先生在其《唐人多读书山寺》一文中认为：“名山古刹既富藏书，又得随僧斋餐，此予贫士读书以极大方便。当然政府不重教育，惟以贡献招揽人才，故士子只得因寺院之便，聚读山林，蔚为时风，致名山巨刹，隐然为教育中心之所在。五代书院制度，盖亦萌于此欤。”(《大陆杂志》二卷四期)又说：“唐代佛教承南北朝之盛况继续发展，臻于鼎盛，此亦助长读书山林之风尚，……寒士出身既微，惟有勤习诗赋以取进士科第，而贫无恃营山居之资，势必借寓书院静境以为习业之所。……由此言之，宋代书院制度，不但其性质由唐代士子读书山林寺院之风尚演进而来，即“书院”之名称，亦由此种风尚所形成，宋人承之而大其规制，以为群居讲习之所耳。”(《唐人读书山林寺院之风尚》，《民主评论》五卷二十二期)观上所言，书院制度倒也不必全由读书山林寺院之风而演来；但唐代士人读书山林，求其清静潜修却是事实，这种风气多少对书院兴建有所影响。

　　宋代书院为了反对科举，提倡为教育而教育，要求“潜思进学”。书院环境适宜优美宁静，以陶冶性情。所以在受佛教禅林建设的启示下，宋代书院大多择名胜之区、山林僻静之地，以创造一个良好的读书环境、潜心学习的氛围，如白鹿洞书院在江西庐山五老峰下，岳麓书院在湖南善化县西岳麓山下，石鼓书院在湖南衡阳县石鼓山回雁峰下，嵩阳书院在河南登封县太室山(嵩山)下，茅山书院在江宁府三茅山后。于此，前人均有所记述，朱熹在《衡州石鼓书院记》中述道：“予惟前代庠序之教不修，士病无所于学，往往择胜地立精舍以为群居讲习之所，而为政者乃或就而褒美之，若此山、若岳麓、若白鹿洞之类。”(《朱文公集》卷十九)吕祖谦《白鹿洞书院记》曰：“儒生往往依山林，即闲旷以讲授，大师多至数十百人。嵩阳、岳麓、睢阳及是洞为尤着。”朱熹于此更是身体力行。他于1170年在距福建建阳县约12公里处建寒泉精舍，1183年在武夷山风景区建立武夷精舍。这些精舍在《朱子语类》中称为书院。以上事实说明，宋代书院院址的选择多少是受佛教禅林影响的。

　　(3)书院建筑结构。这方面与佛教的禅林建制亦有关系。

　　禅林也称丛林，通常指禅宗寺院而言，但后世教、律各宗也有仿禅林制度而称丛林的。初创制于唐贞元、元和年间江西奉新百丈山怀海。丛林意义，取喻草木之不乱生乱长，以示其有规矩法度(《禅林宝训音义》)。禅林建筑，最始只有方丈、法堂、僧堂和寮舍。百丈怀海不立佛殿，唯建法堂。《传灯录·百丈章禅门规式》云：“不立佛殿，唯树法堂者，表佛祖亲嘱受当代之尊也。”百丈之后，又有树佛殿于禅林。如宋慧洪《信州天宁寺记》说：“入门，层阁相望而起，登普光明殿(佛殿)顾其西则有云会堂(禅堂，即僧堂)，以容四海之来者。为法宝藏(轮藏殿)以大轮载而旋转之，以广摄异根也。顾其东侧有香积厨(厨房)，以办伊蒲塞馔，为职事堂(库房)以料理出纳。特建善法堂(法堂)于中央以演法，开毗耶丈室(方丈)以授道。”(《石门文字禅》卷二十一)可见宋时禅林殿堂已成规制。法堂即讲堂，为演说佛法之处，是仅次于佛殿的主要建筑。始建于晋道安，昙翼在上明东寺所造(《六学僧传·隋罗云传》)，一般位于佛殿后。唐百丈不立佛殿，唯树法堂，故尤为重视。方丈室(住持所居之室)通常同处法堂内。禅堂，古称僧堂或云堂，为僧众自习群居之处所。古时僧堂兼食堂，僧众就堂而食，后世才于禅堂外另设斋堂。明徐一夔《灵谷寺碑》道：“以禅与食，不同混一也，故食堂附于库院。”(《金陵梵刹志》卷三)于是禅堂在西，厨房并设于东，遂为禅林定式。后世又常设藏经阁于法堂后。

　　法堂为讲学中心，僧堂则为学僧自习斋舍。佛殿则安佛菩萨像以供礼佛祈祷。另设转轮藏殿或藏经楼，便于僧众平时习读之用。在佛殿或法堂两侧，常分建祖师堂(西侧)以奉达摩、百丈或当寺开山祖师；伽蓝殿(东侧)以供守护伽蓝(寺庙)土地之神像，故又称土地堂。这样，佛教丛林也隐括有讲学、供祀、藏书三方面功用。这种规制、建筑对书院的创建颇有影响。

　　北宋书院一般都只有讲堂数间、斋舍数十间、生徒百数人，建筑规模较小，不很完备。据史料记载，当时的岳麓书院初创时也仅有讲堂五间、斋舍五十二间。至咸平二年(999年)，潭州太守李允则重加扩建，有了一定的发展。北宋王禹偁《潭州岳麓山书院记》云：“公(李允则)询问黄发，尽获故书，诱导青衿，肯构旧址。外敞门屋，中开讲堂，揭以书楼，序以客次。塑先师十哲之像，画七十二贤，华衮珠旒，缝掖章甫，毕按旧制，俨然如生。请辟水田，供春秋之释典；奏颁文疏，备生徒之肄业。”(《小畜集》卷十七)说明李允则的扩建发展使书院颇具规模，形成了基本规制。

　　从书院建筑来看，李允则扩建时“中开讲堂”，这确定了讲堂在书院的中心地位。并正式建立了藏书楼，基本上安置于讲堂之后的中轴线上，其为书院唯一楼阁建筑。又设置“孔殿”(或称“孔子堂”)，“塑先师十哲之像，画七十二贤”，为以后“诸贤祠”、“崇道祠”、“六君子堂”所沿袭，成为颇具规模的书院祭祀设置。张(左木右式)《岳麓书院记》记邵颖重建之事曰：“大抵悉还旧观。肖阙里先圣像于殿中，列绘七十子，而加藏书于堂之北。”以后朱熹也曾有所兴复扩建，但据《朱子年谱考异》卷四第七页注：“未有改建之议。”可见李允则的扩建基本成为定制，以后只是在这基础上的扩充而已。

　　讲堂作为教学活动的中心，设在书院的中心部位，这在以后基本如此。藏书楼在讲堂之后。斋舍则是学生自习场所，也是学生住宿、生活区域。礼殿等祭祀场所虽没明确标位，但据记载，朱熹重建后，“书院前有宣圣殿五间，……殿后堂室(讲堂)二层……”(明杨茂元：《重修岳麓书院记》)。元延佑元年(1314年)善化主簿潘必大重修书院，更辙而新。“前礼殿，旁四斋，左诸贤祠，右百泉轩，后讲堂，堂之后阁曰尊经”(吴澄：《岳麓书院记》)。由此推论，礼殿可能在讲堂之前，正巧构成讲堂的中心地位。

　　从李允则的扩建看，这时书院的建筑群落结构，本身已标志书院讲学、藏书、供祀三个组成部分的规制已基本形成。因此我们可以说书院的讲学、藏书、供祀为三大事业的重要特色在北宋已经出现，由于岳麓书院出现得较早，故为以后其他书院所仿效，尤其在南宋得以成为书院的主要特征。

　　比较佛教寺院与儒家书院建筑结构，其来源都是来自中国传统的院落布局，中国的宫殿也是这种布局，如有正殿、后殿，两侧为配殿等。中国佛教的寺院与印度不同，就在于它采用了中国式的宫殿结构，但从近源上说，书院的建筑则更多地是受佛教禅林的影响与启示。禅林内讲学、藏书及宗教活动于一院，还包括衣食住行等等。从其性质上看，既是一座宗教庙宇，又是一所佛教学校，它的建筑结构正是这样设立的。书院的建筑类型与以往的学校是不同的，但与佛教禅林相比较，却十分相似，这就绝非偶然了。由此，可以设想从书院建筑特点上反映出的讲学、藏书、供祀的书院基本规制也许与禅林制度亦有一定的联系，这点也是值得研究的。

　　现在，我们再来考察一下寺院与书院在管理体制上的关系。

　　中国自魏晋以降，各地纷纷建立寺庙，僧侣猛增。一般较大的寺院都具有集徒讲学、传经授道的佛教学校性质，多则拥有学侣二三千人。为了便于管理，建立了一定的丛林制度。以前寺院的最高管理阶层为三纲：即上座、寺主、维那。上座一般以年德俱高者，由朝廷任命，处众僧之上，位居寺主、维那之上；寺主，主管一寺事务；维那(或称都维那)，管理僧众庶务，位处上座、寺主之下。

　　唐末江西百丈怀海禅师整肃规制，建立“清规”，号为“百丈清规”。至此后，禅宗寺院职位繁多，于寺院的管理上有了详尽的分工。有了长老、首座、殿主、藏主、庄主、典座、维那、监院、侍者等等名目。北宋宗赜的《龟镜文》(《禅林备用清规》卷七称为《百丈龟镜文》)对各职事有个简略的概括，现据《禅苑清规》卷八之文兹录如下：

　　“丛林之设要之本为众僧，是以开示众僧故有长老，表仪众僧故有首座，荷负众僧故有监院，调和众僧故有维那，供养众僧故有典座，为众僧作务故有直岁，为众僧出纳故有…

《中国佛教文化论稿 第四章 中国佛教教育》全文未完，请进入下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