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本文上一頁論道就曾十分普遍。到唐及宋前期，文人寄寓寺院也是常事。如嶽麓書院在正式創辦之前，便是由佛教僧侶主持辦學的。南宋歐陽守道在其所作《贈了敬序》中說：“往年余長嶽麓，山中碑十余，尋其差古者，其一李北海開元中爲僧寺撰，其一記國初建書院志撰者名。碑言書院乃寺地，有二僧，一名智璇，一名某，念唐末五季湖南偏僻，風化陵夷，習俗暴惡。思見儒者之道，乃割地建屋，以居士類，凡所營度，多出其乎。時經籍缺少，又遣其徒市之京師，而負之歸。士得屋以居，得書以讀。其後版圖入職方，而書院因襲增拓至今。”(《巽齋文集》卷七)這裏明確說明嶽麓前身作爲學校的雛形，出自僧人之手。當時文人“得屋以居，得書以讀”而寄寓寺院，嶽麓書院是在此基礎上“因襲增拓”而成。儒佛關系如此密切，儒士又長期受佛教浸染，因此在創建書院之時，能吸取禅林的經驗是十分自然的。況且當時的禅林無論就其體製或講學等等方面都很完善，足以爲書院所借鑒。可以說，書院的興建也是儒佛長期影響和融合的産物，這不僅促進了文化教育、學術思想的繁榮，也促進了書院本身的發展。

　　(2)書院院址的選擇。書院興建，多擇山林勝地，其義趣所旨與佛教亦有些關聯。佛教教育重視禅定，因此佛教徒往往選擇山林名勝之地建立精舍叢林，作爲修禅和講授佛學的處所，以便清靜潛修。俗有稱“天下名山僧占多”，便爲此故。嚴耕望先生在其《唐人多讀書山寺》一文中認爲：“名山古刹既富藏書，又得隨僧齋餐，此予貧士讀書以極大方便。當然政府不重教育，惟以貢獻招攬人才，故士子只得因寺院之便，聚讀山林，蔚爲時風，致名山巨刹，隱然爲教育中心之所在。五代書院製度，蓋亦萌于此欤。”(《大陸雜志》二卷四期)又說：“唐代佛教承南北朝之盛況繼續發展，臻于鼎盛，此亦助長讀書山林之風尚，……寒士出身既微，惟有勤習詩賦以取進士科第，而貧無恃營山居之資，勢必借寓書院靜境以爲習業之所。……由此言之，宋代書院製度，不但其性質由唐代士子讀書山林寺院之風尚演進而來，即“書院”之名稱，亦由此種風尚所形成，宋人承之而大其規製，以爲群居講習之所耳。”(《唐人讀書山林寺院之風尚》，《民主評論》五卷二十二期)觀上所言，書院製度倒也不必全由讀書山林寺院之風而演來；但唐代士人讀書山林，求其清靜潛修卻是事實，這種風氣多少對書院興建有所影響。

　　宋代書院爲了反對科舉，提倡爲教育而教育，要求“潛思進學”。書院環境適宜優美甯靜，以陶冶性情。所以在受佛教禅林建設的啓示下，宋代書院大多擇名勝之區、山林僻靜之地，以創造一個良好的讀書環境、潛心學習的氛圍，如白鹿洞書院在江西廬山五老峰下，嶽麓書院在湖南善化縣西嶽麓山下，石鼓書院在湖南衡陽縣石鼓山回雁峰下，嵩陽書院在河南登封縣太室山(嵩山)下，茅山書院在江甯府叁茅山後。于此，前人均有所記述，朱熹在《衡州石鼓書院記》中述道：“予惟前代庠序之教不修，士病無所于學，往往擇勝地立精舍以爲群居講習之所，而爲政者乃或就而褒美之，若此山、若嶽麓、若白鹿洞之類。”(《朱文公集》卷十九)呂祖謙《白鹿洞書院記》曰：“儒生往往依山林，即閑曠以講授，大師多至數十百人。嵩陽、嶽麓、睢陽及是洞爲尤著。”朱熹于此更是身體力行。他于1170年在距福建建陽縣約12公裏處建寒泉精舍，1183年在武夷山風景區建立武夷精舍。這些精舍在《朱子語類》中稱爲書院。以上事實說明，宋代書院院址的選擇多少是受佛教禅林影響的。

　　(3)書院建築結構。這方面與佛教的禅林建製亦有關系。

　　禅林也稱叢林，通常指禅宗寺院而言，但後世教、律各宗也有仿禅林製度而稱叢林的。初創製于唐貞元、元和年間江西奉新百丈山懷海。叢林意義，取喻草木之不亂生亂長，以示其有規矩法度(《禅林寶訓音義》)。禅林建築，最始只有方丈、法堂、僧堂和寮舍。百丈懷海不立佛殿，唯建法堂。《傳燈錄·百丈章禅門規式》雲：“不立佛殿，唯樹法堂者，表佛祖親囑受當代之尊也。”百丈之後，又有樹佛殿于禅林。如宋慧洪《信州天甯寺記》說：“入門，層閣相望而起，登普光明殿(佛殿)顧其西則有雲會堂(禅堂，即僧堂)，以容四海之來者。爲法寶藏(輪藏殿)以大輪載而旋轉之，以廣攝異根也。顧其東側有香積廚(廚房)，以辦伊蒲塞馔，爲職事堂(庫房)以料理出納。特建善法堂(法堂)于中央以演法，開毗耶丈室(方丈)以授道。”(《石門文字禅》卷二十一)可見宋時禅林殿堂已成規製。法堂即講堂，爲演說佛法之處，是僅次于佛殿的主要建築。始建于晉道安，昙翼在上明東寺所造(《六學僧傳·隋羅雲傳》)，一般位于佛殿後。唐百丈不立佛殿，唯樹法堂，故尤爲重視。方丈室(住持所居之室)通常同處法堂內。禅堂，古稱僧堂或雲堂，爲僧衆自習群居之處所。古時僧堂兼食堂，僧衆就堂而食，後世才于禅堂外另設齋堂。明徐一夔《靈谷寺碑》道：“以禅與食，不同混一也，故食堂附于庫院。”(《金陵梵刹志》卷叁)于是禅堂在西，廚房並設于東，遂爲禅林定式。後世又常設藏經閣于法堂後。

　　法堂爲講學中心，僧堂則爲學僧自習齋舍。佛殿則安佛菩薩像以供禮佛祈禱。另設轉輪藏殿或藏經樓，便于僧衆平時習讀之用。在佛殿或法堂兩側，常分建祖師堂(西側)以奉達摩、百丈或當寺開山祖師；伽藍殿(東側)以供守護伽藍(寺廟)土地之神像，故又稱土地堂。這樣，佛教叢林也隱括有講學、供祀、藏書叁方面功用。這種規製、建築對書院的創建頗有影響。

　　北宋書院一般都只有講堂數間、齋舍數十間、生徒百數人，建築規模較小，不很完備。據史料記載，當時的嶽麓書院初創時也僅有講堂五間、齋舍五十二間。至鹹平二年(999年)，潭州太守李允則重加擴建，有了一定的發展。北宋王禹偁《潭州嶽麓山書院記》雲：“公(李允則)詢問黃發，盡獲故書，誘導青衿，肯構舊址。外敞門屋，中開講堂，揭以書樓，序以客次。塑先師十哲之像，畫七十二賢，華衮珠旒，縫掖章甫，畢按舊製，俨然如生。請辟水田，供春秋之釋典；奏頒文疏，備生徒之肄業。”(《小畜集》卷十七)說明李允則的擴建發展使書院頗具規模，形成了基本規製。

　　從書院建築來看，李允則擴建時“中開講堂”，這確定了講堂在書院的中心地位。並正式建立了藏書樓，基本上安置于講堂之後的中軸線上，其爲書院唯一樓閣建築。又設置“孔殿”(或稱“孔子堂”)，“塑先師十哲之像，畫七十二賢”，爲以後“諸賢祠”、“崇道祠”、“六君子堂”所沿襲，成爲頗具規模的書院祭祀設置。張(左木右式)《嶽麓書院記》記邵穎重建之事曰：“大抵悉還舊觀。肖阙裏先聖像于殿中，列繪七十子，而加藏書于堂之北。”以後朱熹也曾有所興複擴建，但據《朱子年譜考異》卷四第七頁注：“未有改建之議。”可見李允則的擴建基本成爲定製，以後只是在這基礎上的擴充而已。

　　講堂作爲教學活動的中心，設在書院的中心部位，這在以後基本如此。藏書樓在講堂之後。齋舍則是學生自習場所，也是學生住宿、生活區域。禮殿等祭祀場所雖沒明確標位，但據記載，朱熹重建後，“書院前有宣聖殿五間，……殿後堂室(講堂)二層……”(明楊茂元：《重修嶽麓書院記》)。元延佑元年(1314年)善化主簿潘必大重修書院，更轍而新。“前禮殿，旁四齋，左諸賢祠，右百泉軒，後講堂，堂之後閣曰尊經”(吳澄：《嶽麓書院記》)。由此推論，禮殿可能在講堂之前，正巧構成講堂的中心地位。

　　從李允則的擴建看，這時書院的建築群落結構，本身已標志書院講學、藏書、供祀叁個組成部分的規製已基本形成。因此我們可以說書院的講學、藏書、供祀爲叁大事業的重要特色在北宋已經出現，由于嶽麓書院出現得較早，故爲以後其他書院所仿效，尤其在南宋得以成爲書院的主要特征。

　　比較佛教寺院與儒家書院建築結構，其來源都是來自中國傳統的院落布局，中國的宮殿也是這種布局，如有正殿、後殿，兩側爲配殿等。中國佛教的寺院與印度不同，就在于它采用了中國式的宮殿結構，但從近源上說，書院的建築則更多地是受佛教禅林的影響與啓示。禅林內講學、藏書及宗教活動于一院，還包括衣食住行等等。從其性質上看，既是一座宗教廟宇，又是一所佛教學校，它的建築結構正是這樣設立的。書院的建築類型與以往的學校是不同的，但與佛教禅林相比較，卻十分相似，這就絕非偶然了。由此，可以設想從書院建築特點上反映出的講學、藏書、供祀的書院基本規製也許與禅林製度亦有一定的聯系，這點也是值得研究的。

　　現在，我們再來考察一下寺院與書院在管理體製上的關系。

　　中國自魏晉以降，各地紛紛建立寺廟，僧侶猛增。一般較大的寺院都具有集徒講學、傳經授道的佛教學校性質，多則擁有學侶二叁千人。爲了便于管理，建立了一定的叢林製度。以前寺院的最高管理階層爲叁綱：即上座、寺主、維那。上座一般以年德俱高者，由朝廷任命，處衆僧之上，位居寺主、維那之上；寺主，主管一寺事務；維那(或稱都維那)，管理僧衆庶務，位處上座、寺主之下。

　　唐末江西百丈懷海禅師整肅規製，建立“清規”，號爲“百丈清規”。至此後，禅宗寺院職位繁多，于寺院的管理上有了詳盡的分工。有了長老、首座、殿主、藏主、莊主、典座、維那、監院、侍者等等名目。北宋宗赜的《龜鏡文》(《禅林備用清規》卷七稱爲《百丈龜鏡文》)對各職事有個簡略的概括，現據《禅苑清規》卷八之文茲錄如下：

　　“叢林之設要之本爲衆僧，是以開示衆僧故有長老，表儀衆僧故有首座，荷負衆僧故有監院，調和衆僧故有維那，供養衆僧故有典座，爲衆僧作務故有直歲，爲衆僧出納故有…

《中國佛教文化論稿 第四章 中國佛教教育》全文未完，請進入下頁繼續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