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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興·原道·意境——論虛雲詩歌的藝術特征(陳潔)

  托興·原道·意境——論虛雲詩歌的藝術特征

  陳潔(北京理工大學)

  內容摘要:虛雲是近代著名的詩僧,其詩歌的藝術特征主要表現爲叁點,其一,重“托興”、“緣情”而非“言志”、“正得失”,避免了禅詩容易犯的“主題先行”的毛病,其二,詩作雖然重性情,卻又以佛理禅意爲主旨,在客觀上起到了原道、弘法的社會功效,其叁,藝術手段高明,詩歌的整體意境超然脫俗,尤其體現在煉字之精妙和能避五俗。

  關鍵詞:虛雲 詩歌 托興 原道 意境

  在中國近代佛教史上,虛雲是與弘一、蘇曼殊齊名的詩僧,詩名甚至在“洞庭波送一僧來”的八指頭陀寄禅(敬安)之上。虛雲和尚作詩,並非偶爾爲之,而是費心研習,也頗有會心,曾自稱“生平性癖拙于詩,每遇詩人又學詩”(《贈性慧上人》[[1]])、“詩苦未谙工與拙”(《因護法居士過訪夜話》)、“四壁蕭然獨有詩”(《雞山大王廟》),並勸人“細讀寒山百首詩”(《在緬甸仰光贈高萬邦居士》)。

  虛雲一生創作的詩歌和偈贊,據《虛雲和尚法彙》的收錄,有叁百九十首之多,以七言居多,間有五言、叁言、四言等。被譽爲“詩思飄然總不群”[[2]],王世昭在《記虛雲和尚及其詩》中也說,“虛雲和尚詩上品甚多,頗難遍錄。”總之,虛雲詩歌的藝術特征,頗值得探討。

  一

  中國的詩論,一貫有“言志”和“緣情”的對立。王闿運曾說:“古之詩以正得失,今之詩以養性情,雖仍詩名,其用異矣”、“古以教谏爲本,專爲人做,今以托興爲本,乃爲己做。”[[3]]

  “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4]]可謂是中國最早的文論,尤其經過儒家“詩教”的提倡之後,強調詩歌的道德倫理教化功能,孔子論詩便主張“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遠之事君。”主流觀念認爲“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爲志,發言爲詩”、“先王以是經夫妻、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5]]。但是另一方面,《毛詩序》也說“情動于中而行于言”、“吟詠情性,以風其上”,雖然還是以情爲“變風”,而且強調要“發乎情、止乎禮義”,但畢竟提到了情感在詩歌創作中的作用,所謂“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詩。”[[6]]雖然還是以“正得失”爲第一要義,但也沒有偏廢“動天地、感鬼神”的一面。

  魏晉之後,隨著社會風氣和文化主流意識的變化,對于詩歌的起始與功用之認識也爲之一變,第一次有了“詩賦欲麗”、“文以氣爲主”[[7]]、“詩緣情而绮靡”[[8]]一類的論調。文人們普遍認同“人禀七情,應物斯感”[[9]]才是文學創作的主要動機和根本目的。鍾嵘更是直言:“氣之動物,物之感人,故搖蕩性情,行諸舞詠。照燭叁才,晖麗萬有,靈祇待之以致飨,幽微藉之以昭告,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感蕩心靈,非陳詩何以展其義;非長歌何以騁其情?”“使窮賤易安,幽居靡悶,莫尚於詩矣。故詞人作者,罔不愛好。”[[10]]也就是說,詩歌更重要的不是理性的教化,而是真情實感的表達和抒發。

  此後,“言志”和“緣情”便一直是中國詩歌文章創作的兩大源泉。雖然孔穎達在《毛詩序正義》和《左傳》昭公二十五年的正義中都說,志和情本不對立,“在己爲情,情動爲志,情、志一也”,但在詩歌創造和詩話中,“言志”和“緣情”終究還是重要的分野。

  若以此論,則虛雲和尚的詩歌,明顯地屬于托興、緣情、主性情一路。虛雲作詩,相當一部分是合爲事情而做,比如與朋友會面等,總是有情動于中,才發而爲詩,如《還鼓山訪古月師》:

  卅載他鄉客,一筇故國春。

  寒煙籠細雨,疏竹伴幽人。

  乍見疑爲夢,談深覺倍親。

  可堪良夜月,緒緒話前因。

  又如《于蒲漂旅店遇唐猷生赴任騰沖年二十一歲吾鄉人也夜話敘別》:

  寂寂滇南道,何緣遇故知。

  羨君爲宦早,愧我學禅遲。

  煮茗聯新句,挑燈話舊詩。

  一窗風月好,重聚又何時。

  記錄與友人會面、聊天、喝茶的情形,“疑爲夢”的驚喜,“慕君”和“愧我”的感慨,不知何日重聚的怅惋,無不生機靈動。

  “緣情”和“言志”之分,牽涉到創作論和文學思維論中一個重要的問題:“意在筆先”。柏拉圖在“高爾吉亞篇”中指出,作家在開始創作時,首先要有一個中心思想,再爲這個思想尋找合適的材料和形式。“意先象後”(沈德潛)“運意爲先”(李重華)“題後有詩”(顧炎武)一類的論述固然有道理,但分寸把握不當,過于強調先行之意,便容易陷入“主題先行”的創造誤區,造成概念大于形象的偏差。宋詩較之唐詩枯澀,就在于受宋明理學的影響,宋代詩作偏于理。宋代的嚴羽批評“近代諸公乃作奇特,解會遂以文字爲詩,以才學爲詩,以議論爲詩,夫豈不工?終非古人之詩也。蓋于一唱叁歎之音有所歉焉。”[[11]],針對的正是這個現象。

  毋庸諱言,佛詩禅詩,便容易走入“主題先行”、“意在筆先”的一路。因爲出家人已然對宇宙、人生有了正解、正見,不免願意在詩作中表達。而佛教史上自來又有詩說佛理的傳統,很多開示、燈錄、語錄、機鋒、偈子,都是以詩歌韻句的形式出現。這就使得佛詩禅詩習慣于爲理而作,忽略了情性和意向,部分禅詩佛詩讀來詩意不足,也是因爲這個原因。

  而虛雲和尚的詩作之所以卓然不群,就在于其詩合爲情爲事而作,非爲理而作。他深切明白“詩有別材,非關書也;詩有別趣,非關理也”[[12]]的道理,其很多作品,

  無論是“幾樹寒鴉迷古道,一聲羌笛動新愁。遺詩每誦心先碎,墓草成荒淚暗流。”(《寄禅和尚逝世經年雪中重過湘溪寺》)還是“一臥溪山數十秋,不知白發已盈頭。詩能入骨情應碎,話到離群淚自流。”(《贈一全上人》)都充滿了真情實感,表現得情真意切,令人動容。試舉數例,以資說明,如《天臺華頂茅廬久雨伴融鏡法師夜坐》:

  苦雨積薪微,寒燈夜不輝。濕雲霾石室,劃藓掩柴扉。

  溪水湍無厭,人言聽更稀。安心何所計,趺坐覆禅衣。

  《別鼓山四十余載至光緒丁未歲襄蓮公葬事始回山感賦》:

  久與家山別,今來發已斑。院荒頻易主,石瘦半成頑。

  舊友不相識,幽禽自往還。思前還想後,不覺淚潸潸。

  《送友行腳》

  少負淩霄志,老爲行腳翁。滿腔雲水調,一杖雪霜風。

  翰墨傳當代,聲名動上公。住山如得意,爲我寄征鴻。

  《初春與友過村墅》

  乘興過山岡,不須載酒漿。崖花初解笑,岸柳漸生光。

  雨細村煙合,風微樹色涼。隔林驚犬吠,應識主人忙。

  無不感物生情、觸景起興,其中最突出的例子是虛雲有一系列的《山居》詩:

  山居意何遠, 放曠了無涯。 松根聊作枕, 睡起自烹茶。

  山居道者家, 淡薄度歲華。 竈底燒青菜, 铛內煮黃牙。

  山居無客到, 竹徑鎖煙霞。 門前清淺水, 風飄幾片花。

  山居饒野興, 柱杖任橫斜。 閑情消未盡, 過嶺采藤花。

  山居春獨早, 甚處見梅花。 暗香侵鼻觀, 窗外一枝斜。

  稍得清幽處,頭頭總自然。一間茅草屋,半畝藕花田。

  好鳥來青嶂,閑雲挂碧巅。紅塵飛不到,淡雅過神仙。

  誰信山中樂,山中樂最多。松篁演梵呗,鳥語弄笙歌。

  樹上猿攀果,池中鴨戲荷。藉茲逃世俗,歲月任消磨。

  不向名場立,山中夢亦微。身同雲自在,心與世相違。

  愛月疏松徑,引泉繞竹扉。自然成妙處,豈肯羨輕肥。

  山間無個事,不夢熟黃粱。性懶多愁暑,身輕不畏涼。

  菊栽叁徑古,梅種一園香。自是營謀少,閑中滋味長。

  草堂午睡醒,曳杖任逍遙。撫石看雲起,栽松聽水潮。

  林深無過客,路險有來樵。一念純真處,何愁慮不消。

  人畏山居苦,甯非意昧賒。泥爐焚柏子,石鼎煮龍芽。

  才采叁秋菊,又看二月花。更憐今古月,夜夜伴山家。

  山中行, 踏破嶺頭雲。 回光照, 大地無寸塵。

  山中住, 截斷生死路。 睜眼看, 千聖也不顧。

  山中坐, 終日只這個。 碎蒲團, 沒教話兒墮。

  山中臥, 騎驢騎馬過。 主人翁, 無夢也爍破。

  正是“遵四時之歎逝,瞻萬物而思紛,悲落葉于勁秋,喜柔條于芳春”[[13]],“歲有其物,物有其容”,而虛雲和尚則“情以物遷,辭以情發”,詩情文意,感物而生,搖蕩性情,行諸筆端,讀來令人動容,真正做到了“形立則章成矣,聲發則文生矣”[[14]]“詩有六義,其四爲興。興者,因事發(揣-手),托物寓意,隨時成詠……異于風雅,亦以自發情性,與人無幹,雖足以風上化下,而非爲人作,或亦情賦景,要取自適,與風雅絕異,與騷賦同名”[[15]]虛雲和尚的詩作,正是這樣“要取自適”“與騷賦同名”的佳作。

  虛雲無時無刻不留意于詩作,甚至遭劫時也不例外。丁亥冬月朔,他“陪林鴻超居士至南華禮祖畢,初叁日回雲門,由韶乘車”,中途遇到強盜土匪,“迫衆下車,跪地俯首,不准仰視”,然後將衆人財物“洗劫一空,即衣褲鞋襪稍好者即令剝去”。虛雲因爲是出家人的緣故,被土匪命令站在路邊,“未加劫掠”。他雖然幸免,但“時當嚴寒,風雪徹骨”,他眼見被掠的同車人赤身裸體,“不忍漠視。即脫卸衣物及包衣分衆,遮其羞冷。”在這種情況下,他還能慨然寫下《遇盜說偈叁首》在“打開包袱分僧衣”之余思索“良民何以變爲盜,主者治者須分明”,並發出“水過石激古所歎,天寒露重鶴有聲”的歎息。這便是“詩歌合爲時而作”的精神。

  二

  雖然說“詩者,吟詠情性也。”[[16]],但實際上,中國古代詩論的情性說仍然是以“情以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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