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本文上一頁經處又創辦祇洹精舍。辛亥革命後，佛教各類院校再度勃興，其中較著名的有1914年創辦于上海的華嚴大學，1918年創辦于浙江甯波觀宗寺的觀宗學社(後改名弘法研究社)，1922年創辦于武昌的武昌佛學院，1925年創辦于福建廈門南普陀寺的閩南佛學院，還有1922年成立于南京的支那內學院，1927年創辦于北京的叁時學會，以及1932年成立于重慶缙雲山的漢藏教理院等等。雖然這些院校大都先後停辦，然學院化的佛教教育氛圍，爲近現代中國佛教培養了無數弘法利生的精英人才。
僧學堂和佛學院等僧教育機構的開設，在民國時期蔚然成風。上面只是提到了全部相關機構中的冰山一角。據東初老人在《近代中國佛教史》中的統計，民國時期的僧教育機構多達55所。然而，他的統計是否完全呢？筆者近年來配合黃夏年先生編輯整理民國時期的佛教報刊，欣喜地發現，在民國時期短短叁十多年的曆史中，各類僧教育機構多達至少70處。實在是不容忽視。
(二)楊仁山等人的教育發硎
近代中國佛教複興之父楊仁山認爲當今“爲人佛法入支那後第一墮壞之時，欲求振興，唯有開設釋氏學堂，始有轉機。”1895年，錫蘭(今斯裏蘭卡)佛教複興運動領導人達磨波羅來華，鼓勵中國佛教徒也到印度去傳教。楊文會在新教傳教士李摩提太幫助下，會晤了達磨波羅，並相約由楊文會負責在中國培訓一批弘揚佛教的人才，以便去印度協助達磨波羅恢複佛教。此前，楊文會也早就感到國內僧尼素質低下，導致佛教衰敗，如教育不能改進，不但贻笑鄰邦，亦恐爲本國權勢所奪。因而謀求創辦佛教學校，以造就僧材，昌明佛教。爲了這雙重目的，經過了長期的准備，在傾向維新的陳叁立、沈曾植等人的大力贊助下，1908年秋天，祗洹精舍終于創立。楊文會認爲佛教教育主要爲培養僧材，振興佛教，因而學堂既要興佛學，也應兼習新法(指西學與維新之學)，同時還可借鑒日本佛教教育和歐洲基督教教育的成功經驗。他主張學堂分內、外兩班，外班以普通學爲主，兼學佛，爲佛教寺院主辦的社會教育，旨在擴大影響；內班則明確是爲了提高僧尼素質而興辦的僧教育，仿照小學、中學、大學之例分叁等，初等的學文理及淺近佛經，叁年後准受比丘戒；高等的學深奧佛經與都、律、禅、淨專門之學，叁年後能講解如流者，准受菩薩戒，換牒。照此設想，天資聰慧者，九年學院，具受叁壇大戒，可作方丈，開堂說法，登壇傳戒。而僅受初等或中等僧教育者只能充任寺院一般職事，至于未受僧教育者不准出家，現有僧徒全不能學者仍令還俗。
楊仁山的弟子太虛大師和歐陽竟無後來都成了佛門的巨擘。他們也毫不例外的進行了教育的實踐。
(叁)太虛大師一脈的教育思想與實踐
太虛大師早年求學于祗洹精舍，受到新式教育的啓蒙。這奠定了大師一生追求新教育思想的基礎。太虛先後創辦了武昌佛學院、閩南佛學院、漢藏教理院、嶺東佛學院等多處佛學院，培養出一大批佛門棟梁。
1922年9月，，武昌佛學院正式開學。太虛創辦武院的最初夢想主要是培養僧師範人才。學生畢業後，出家者從事任教及整理僧伽工作；在家者則組織正信會，在社會上推廣、宣揚佛教。在對學生的管理上，基本上按中國禅林規範，並借鑒日本佛教教育的一些做法。每天安排5～6小時的課堂學習，以及3～4小時的自習時間，此外還規定學生每天必須早晚各誦經或坐禅一小時。對于學院的課程安排，太虛計劃第一期叁年畢業，而第一學期主要是講授佛學常識，以培養學生對佛法的基本信仰。主要課程有：佛學、中印佛教史、哲學、國文、英、日文等。太虛親自還講授《八啭聲義》、《六離合釋》等。除了太虛編寫講義外，各課教材大多是史一如翻譯的日本佛學界研究成果如《小乘佛學概論》、《印度佛教史》等。爲了加強教學效果，先前由李隱塵等出資辦了正信印書館，專門負責印刷流通佛教典籍與佛學院講義，而《海潮音》亦遷到武昌，這樣又爲佛學院增添了兩大輿論陣地，也給師生提供了學習研究成果發表的園地。武昌佛學院的辦學實踐初步體現了太虛的僧教育思想，即走傳統與現代相結合的道路，培養具有現代意識的能夠推動佛教革新事業的僧材。
1925年，太虛接任閩南佛學院院長。他要求學僧明確：發揚佛法真谛，適應現代社會，建設新中國的奠基于人間的僧伽製度，是佛教教育的基本目標。爲達此目標，學僧既要對佛法有深切的認識和信仰，也要對現代世界潮流的狀況與新思潮的地位、價值深刻的了解和體驗。這樣，才能站在佛法的立場上觀察社會，適應社會。畢業以後，才可擔當大事業。在校則要以深沈的毅力讀書求知，生活要勞動化、群衆化。他還提出，僧教育與一般教育不同之處在律儀。學僧爲學的重心在于佛學。佛學的宗旨在于究竟的自利利他，閩南佛學院的學生要把閩院的精神推廣到社會，使佛教革新的理想變爲人間淨土的現實。
1932年8月20日，世界佛學苑漢藏教理院正式開學，太虛任院長，他親飛重慶主持開學典禮，製訂院訓：“澹甯明敏”。在此期間，太虛提出以建立菩薩學處爲中心的僧製與教育新構想。在對漢院學僧的幾次訓詞中，太虛提出：將來擔任複興中國佛教大任的學僧要從四方面學習鍛煉，即修行、講學、用人、辦事。對內，每個人都要時時反省所短而取人之長，揚長避短，以這種精神共一，機緣一到，許多佛教大事必成。對外，要攝受各方人才，“無論什麼人，都有他的用處的”。據不完全統計，20－40年代，僅太虛及其弟子主持或任教育骨幹的佛學院至少有四、五十所。
(四)以歐陽竟無爲代表的居士辦學理念與支那內學院
內學院于1992年在南京正式成立，管理方面設學、事兩科及學務、事務、編校流通叁處。其事科下設閱經社、經像圖書館、講演所、行持堂、傳教團等。教育方面分中學、大學、研究、遊學四級，大學中又分補習班、預科、特科、本科。其研究部分設正班與試學班。內院在開辦之初擬設法相、法性、真言叁大學，以學理性質劃分，囊刮中國佛教各宗派，真是規模弘大。後因師資與財力跟不上，僅于1923年成立了法相大學。內院中學部規定修業年限4年，大學部補習科1年，特科、預科均2年，本科3年，研究部不定年限。可見內院學製相當系統而靈活，避免了武院開辦之初的弊病。內院曾直接呈報教育部備案，其各科畢業生資格同于國立中學、大學。這是歐陽爲吸引高素質的考生報考，極力與當時教育部長章士钊(行嚴)交涉爭取到的有利條件。大學本科畢業成績優異者，經院長認可，派往印度、西藏深造，或留院內事科服務。其課程設置，中學部修身與佛學課約占叁分之一，國文、英文、史地與自然科學課占叁分之二；大學部與研究部課程重心在法相唯識學，並設各宗要義、因明、律學、佛教心理學、佛教藝術、佛教史及中外哲學、中國古文字、梵、藏、英、日語言文學等。與當時一般佛學院不一樣，內院確實達到了並在某些方面超過了相應普通中學、大學水准。
同樣繼承楊文會“造就佛學導師”思想，太虛創辦的武昌佛學院旨在培養一代新僧，強調造就住持佛教的通才一面。內院的重點則在設居士道場，造就佛學研究的專門人才一面。歐陽對其師有關這方面的思想主張大加發揮、引伸，形成了自己獨特的佛教教育理念，在《法相大學特科開學講演》、《支那內學院院訓釋》中，他提出：1.佛教教育的出發點是“哀正法滅，立西域學宗旨”；“悲衆生苦，立爲人學宗旨”。 2.支那內學院院訓“師、悲、教、戒”。 3.“爲真是真非之所寄，爲法事光大，爲居士道場，爲精神所寄”。4.佛法爲一切教育之極，當世應重舍生取義的豪傑之教。5.“教育不以興國爲的，而以民能充其所以爲人之量爲的。”
在歐陽的教育理念指導下，內院的教育方法也獨具一格，即“教授以誘進閱藏，開啓心思爲鹄的”。其大學與研究部的教學以講演、討論和指導自習、研究爲主，徹底改變了傳統的注入式，收到甚佳效果，接著出呂澂、湯用彤、熊十力等一代學術大師，王恩洋、姚柏年、梁啓超、梁漱溟、陳銘樞等也先後來院深造，曾在院研究佛教的學者達到200余人，就讀學生的總數數以千計。內院也是20世紀前期中國佛學研究的主要基地，其佛學研究水准實爲當時的巅峰。
四、虛雲老和尚僧教育思想的獨特之處
虛雲老和尚同時代的達人相比，在僧教育思想上有自己獨特的理念。他既不像太虛一樣大談改革，也不像歐陽竟無一樣專門立足于學術。後世有人評說，虛老和太虛相比，算是保守派。或言太虛重入世，虛雲重實修。這些觀念都沒有切中虛老思想的精髓。事實上，虛雲老和尚既不是保守派，也不是躲在深山中的苦修派。他幾十年的僧才培育之路，向我們展示了一個氣魄宏大的佛教教育家，令人高山仰止的教育思想。這在近現代佛教教育史上是絕無僅有的。
(一)提倡佛教教育與中國傳統儒家思想的結合。
儒家所提倡的“忠孝仁義”思想，直接滲透到虛老對弟子的日常教育中。他認爲 “以度一切衆生爲“忠”，以事一切衆生爲“孝””，這顯示了虛雲大師慈悲廣大的胸懷。虛老很贊同康有爲的大同思想，認爲實現此大同的和樂精神就是“義”。虛老還引用孫中山先生的話說：“佛教乃救世之仁，佛學是哲學之母，宗教是造成民族和維持民族一種最雄大之自然力。人民不可無宗教之思想。研究佛學可補科學之偏。”[[5]]這種認識不僅在當時，即便是在當下，依然是有相當的高度的。正是因爲有了儒家思想的支撐，才使得他的教育觀念呈現出特有的胸懷。
(二)以不立文字而不離文字爲教育原則。
也就是達摩祖師所說的“籍教悟宗”原則。師在《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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