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经处又创办祇洹精舍。辛亥革命后，佛教各类院校再度勃兴，其中较著名的有1914年创办于上海的华严大学，1918年创办于浙江宁波观宗寺的观宗学社(后改名弘法研究社)，1922年创办于武昌的武昌佛学院，1925年创办于福建厦门南普陀寺的闽南佛学院，还有1922年成立于南京的支那内学院，1927年创办于北京的三时学会，以及1932年成立于重庆缙云山的汉藏教理院等等。虽然这些院校大都先后停办，然学院化的佛教教育氛围，为近现代中国佛教培养了无数弘法利生的精英人才。
僧学堂和佛学院等僧教育机构的开设，在民国时期蔚然成风。上面只是提到了全部相关机构中的冰山一角。据东初老人在《近代中国佛教史》中的统计，民国时期的僧教育机构多达55所。然而，他的统计是否完全呢？笔者近年来配合黄夏年先生编辑整理民国时期的佛教报刊，欣喜地发现，在民国时期短短三十多年的历史中，各类僧教育机构多达至少70处。实在是不容忽视。
(二)杨仁山等人的教育发硎
近代中国佛教复兴之父杨仁山认为当今“为人佛法入支那后第一堕坏之时，欲求振兴，唯有开设释氏学堂，始有转机。”1895年，锡兰(今斯里兰卡)佛教复兴运动领导人达磨波罗来华，鼓励中国佛教徒也到印度去传教。杨文会在新教传教士李摩提太帮助下，会晤了达磨波罗，并相约由杨文会负责在中国培训一批弘扬佛教的人才，以便去印度协助达磨波罗恢复佛教。此前，杨文会也早就感到国内僧尼素质低下，导致佛教衰败，如教育不能改进，不但贻笑邻邦，亦恐为本国权势所夺。因而谋求创办佛教学校，以造就僧材，昌明佛教。为了这双重目的，经过了长期的准备，在倾向维新的陈三立、沈曾植等人的大力赞助下，1908年秋天，祗洹精舍终于创立。杨文会认为佛教教育主要为培养僧材，振兴佛教，因而学堂既要兴佛学，也应兼习新法(指西学与维新之学)，同时还可借鉴日本佛教教育和欧洲基督教教育的成功经验。他主张学堂分内、外两班，外班以普通学为主，兼学佛，为佛教寺院主办的社会教育，旨在扩大影响；内班则明确是为了提高僧尼素质而兴办的僧教育，仿照小学、中学、大学之例分三等，初等的学文理及浅近佛经，三年后准受比丘戒；高等的学深奥佛经与都、律、禅、净专门之学，三年后能讲解如流者，准受菩萨戒，换牒。照此设想，天资聪慧者，九年学院，具受三坛大戒，可作方丈，开堂说法，登坛传戒。而仅受初等或中等僧教育者只能充任寺院一般职事，至于未受僧教育者不准出家，现有僧徒全不能学者仍令还俗。
杨仁山的弟子太虚大师和欧阳竟无后来都成了佛门的巨擘。他们也毫不例外的进行了教育的实践。
(三)太虚大师一脉的教育思想与实践
太虚大师早年求学于祗洹精舍，受到新式教育的启蒙。这奠定了大师一生追求新教育思想的基础。太虚先后创办了武昌佛学院、闽南佛学院、汉藏教理院、岭东佛学院等多处佛学院，培养出一大批佛门栋梁。
1922年9月，，武昌佛学院正式开学。太虚创办武院的最初梦想主要是培养僧师范人才。学生毕业后，出家者从事任教及整理僧伽工作；在家者则组织正信会，在社会上推广、宣扬佛教。在对学生的管理上，基本上按中国禅林规范，并借鉴日本佛教教育的一些做法。每天安排5～6小时的课堂学习，以及3～4小时的自习时间，此外还规定学生每天必须早晚各诵经或坐禅一小时。对于学院的课程安排，太虚计划第一期三年毕业，而第一学期主要是讲授佛学常识，以培养学生对佛法的基本信仰。主要课程有：佛学、中印佛教史、哲学、国文、英、日文等。太虚亲自还讲授《八啭声义》、《六离合释》等。除了太虚编写讲义外，各课教材大多是史一如翻译的日本佛学界研究成果如《小乘佛学概论》、《印度佛教史》等。为了加强教学效果，先前由李隐尘等出资办了正信印书馆，专门负责印刷流通佛教典籍与佛学院讲义，而《海潮音》亦迁到武昌，这样又为佛学院增添了两大舆论阵地，也给师生提供了学习研究成果发表的园地。武昌佛学院的办学实践初步体现了太虚的僧教育思想，即走传统与现代相结合的道路，培养具有现代意识的能够推动佛教革新事业的僧材。
1925年，太虚接任闽南佛学院院长。他要求学僧明确：发扬佛法真谛，适应现代社会，建设新中国的奠基于人间的僧伽制度，是佛教教育的基本目标。为达此目标，学僧既要对佛法有深切的认识和信仰，也要对现代世界潮流的状况与新思潮的地位、价值深刻的了解和体验。这样，才能站在佛法的立场上观察社会，适应社会。毕业以后，才可担当大事业。在校则要以深沉的毅力读书求知，生活要劳动化、群众化。他还提出，僧教育与一般教育不同之处在律仪。学僧为学的重心在于佛学。佛学的宗旨在于究竟的自利利他，闽南佛学院的学生要把闽院的精神推广到社会，使佛教革新的理想变为人间净土的现实。
1932年8月20日，世界佛学苑汉藏教理院正式开学，太虚任院长，他亲飞重庆主持开学典礼，制订院训：“澹宁明敏”。在此期间，太虚提出以建立菩萨学处为中心的僧制与教育新构想。在对汉院学僧的几次训词中，太虚提出：将来担任复兴中国佛教大任的学僧要从四方面学习锻炼，即修行、讲学、用人、办事。对内，每个人都要时时反省所短而取人之长，扬长避短，以这种精神共一，机缘一到，许多佛教大事必成。对外，要摄受各方人才，“无论什么人，都有他的用处的”。据不完全统计，20－40年代，仅太虚及其弟子主持或任教育骨干的佛学院至少有四、五十所。
(四)以欧阳竟无为代表的居士办学理念与支那内学院
内学院于1992年在南京正式成立，管理方面设学、事两科及学务、事务、编校流通三处。其事科下设阅经社、经像图书馆、讲演所、行持堂、传教团等。教育方面分中学、大学、研究、游学四级，大学中又分补习班、预科、特科、本科。其研究部分设正班与试学班。内院在开办之初拟设法相、法性、真言三大学，以学理性质划分，囊刮中国佛教各宗派，真是规模弘大。后因师资与财力跟不上，仅于1923年成立了法相大学。内院中学部规定修业年限4年，大学部补习科1年，特科、预科均2年，本科3年，研究部不定年限。可见内院学制相当系统而灵活，避免了武院开办之初的弊病。内院曾直接呈报教育部备案，其各科毕业生资格同于国立中学、大学。这是欧阳为吸引高素质的考生报考，极力与当时教育部长章士钊(行严)交涉争取到的有利条件。大学本科毕业成绩优异者，经院长认可，派往印度、西藏深造，或留院内事科服务。其课程设置，中学部修身与佛学课约占三分之一，国文、英文、史地与自然科学课占三分之二；大学部与研究部课程重心在法相唯识学，并设各宗要义、因明、律学、佛教心理学、佛教艺术、佛教史及中外哲学、中国古文字、梵、藏、英、日语言文学等。与当时一般佛学院不一样，内院确实达到了并在某些方面超过了相应普通中学、大学水准。
同样继承杨文会“造就佛学导师”思想，太虚创办的武昌佛学院旨在培养一代新僧，强调造就住持佛教的通才一面。内院的重点则在设居士道场，造就佛学研究的专门人才一面。欧阳对其师有关这方面的思想主张大加发挥、引伸，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佛教教育理念，在《法相大学特科开学讲演》、《支那内学院院训释》中，他提出：1.佛教教育的出发点是“哀正法灭，立西域学宗旨”；“悲众生苦，立为人学宗旨”。 2.支那内学院院训“师、悲、教、戒”。 3.“为真是真非之所寄，为法事光大，为居士道场，为精神所寄”。4.佛法为一切教育之极，当世应重舍生取义的豪杰之教。5.“教育不以兴国为的，而以民能充其所以为人之量为的。”
在欧阳的教育理念指导下，内院的教育方法也独具一格，即“教授以诱进阅藏，开启心思为鹄的”。其大学与研究部的教学以讲演、讨论和指导自习、研究为主，彻底改变了传统的注入式，收到甚佳效果，接着出吕澂、汤用彤、熊十力等一代学术大师，王恩洋、姚柏年、梁启超、梁漱溟、陈铭枢等也先后来院深造，曾在院研究佛教的学者达到200余人，就读学生的总数数以千计。内院也是20世纪前期中国佛学研究的主要基地，其佛学研究水准实为当时的巅峰。
四、虚云老和尚僧教育思想的独特之处
虚云老和尚同时代的达人相比，在僧教育思想上有自己独特的理念。他既不像太虚一样大谈改革，也不像欧阳竟无一样专门立足于学术。后世有人评说，虚老和太虚相比，算是保守派。或言太虚重入世，虚云重实修。这些观念都没有切中虚老思想的精髓。事实上，虚云老和尚既不是保守派，也不是躲在深山中的苦修派。他几十年的僧才培育之路，向我们展示了一个气魄宏大的佛教教育家，令人高山仰止的教育思想。这在近现代佛教教育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一)提倡佛教教育与中国传统儒家思想的结合。
儒家所提倡的“忠孝仁义”思想，直接渗透到虚老对弟子的日常教育中。他认为 “以度一切众生为“忠”，以事一切众生为“孝””，这显示了虚云大师慈悲广大的胸怀。虚老很赞同康有为的大同思想，认为实现此大同的和乐精神就是“义”。虚老还引用孙中山先生的话说：“佛教乃救世之仁，佛学是哲学之母，宗教是造成民族和维持民族一种最雄大之自然力。人民不可无宗教之思想。研究佛学可补科学之偏。”[[5]]这种认识不仅在当时，即便是在当下，依然是有相当的高度的。正是因为有了儒家思想的支撑，才使得他的教育观念呈现出特有的胸怀。
(二)以不立文字而不离文字为教育原则。
也就是达摩祖师所说的“籍教悟宗”原则。师在《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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