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習虛雲和尚叢林營爲思想與實踐
——兼談繼承佛教製度傳統與構建和諧社會之現實意義
王仲堯
內容摘要：虛雲和尚一生在繼承傳統基礎上的寺院經營及相應製度文化建設，是對近代中國佛教的巨大貢獻與影響之一方面。本文以虛雲和尚重興鼓山、南華二寺爲案例，談了一些作者學習的心得體會，並對佛教製度傳統之繼承發揚與構建和諧社會的特定意義展開一些討論。
關鍵詞：虛雲和尚 寺院經營 製度意義
作者浙江工商大學宗教研究所教授
“營爲”類似今天之“經濟經營”概念，宋元諸清規中皆用很大篇幅細述叢林營爲之思想依據、體製規章、實踐方式、製度保障等內容，表明對此問題的特殊重視與關注。虛雲和尚傳奇式的一生行履在曆史上留下不思議貢獻，其中叢林營爲思想與實踐值得後人深思和學習，對理解佛教在構建和諧社會之現代意義方面也深有啓發。
一．叢林經營與製度文化傳統
中國佛教的生存觀是自立自強，因此能始終能保持一定獨立性。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至唐武宗之“叁武法難”事件，無非也是當佛教生存方式未被納入統一的封建製度體系中時，因具有一定的經濟獨立性，可能導致一定程度上偏離主流政治及經濟運行系統，這足以使封建王朝的“天下一統”觀念受到挑戰，因此引發社會性的不安全感。曆史上幾次“法難”後禅宗興起，特定意義上即佛教對自身與本土文化不夠和諧的部分並主要是與現實封建政治經濟的不協調部分自我調整的結果。
寺院營爲，早有傳統，曆史案例很多。如唐代五臺山有一位“十寺僧長”智頵(777-853)，“元和(806-820)中，衆辟爲五臺山都檢校守僧長”，後因“華嚴寺是大聖棲真之所，巡遊者頗衆，供施稀踈；院宇倫巡，例稱不迨，衆請爲華嚴寺都供養主”；智頵擔任的“都供養主”主要是經營無盡藏，當時正值華嚴宗大師澄觀(737-838，一說738-839)在寺講其名著《華嚴經疏》，智頵任“講主”(主持人，類似班主任)，負責料理一應相關事務，“日供千僧，十有余禩，食無告乏，皆雲有無盡藏之米面也，歲久頗見豐盈”，可知其經營極爲成功。“有鄰院僧義圓，亦當代之碩德也，謂(智)頵久知常住，私有謗言，非平等心，是貪饕者也。夜有神人報(義)圓曰：汝發輕言，若不悔過，當墜惡道。圓乃诘朝鳴足忏謝”。智頵經營成功，利潤豐厚，日供千僧，仍然“豐盈”，結果引起鄰寺僧人妒忌，流言中傷。但最後發現智頵作爲，規範嚴謹，並無貪饕，于是悔過，“鳴足忏謝”。[[1]] 這個案例還表明，寺院弘法等活動需要依賴于經濟基礎，但是“營爲”(經濟經營)卻是相當敏感並極易引起非議的特殊領域。
禅宗的發展，從達摩到僧璨時代，禅修者從個別修行漸次發展到共住同修並自力更生地創造出一種叢林經濟模式，道信在湖北黃梅雙峰山創建的東山法門，“于時山中五百余人，並諸州道俗”共修，[[2]] 之後弘忍主持東山法門時“會下七百余僧”，[[3]] 人數更多。慧能歸寶林寺時，“時印宗與缁白千余人送師歸寶林寺”，“轉妙*輪”，“雨大法雨，學者不下千數。” [[4]] 當時各地形成千人禅僧教團的情況已不少，如：
洪諲：“至(唐)鹹通六年(865)上徑山觐本師，明年無上大師遷神，衆請諲嗣其法位。”于是住持杭州名寺徑山，“始唯百許僧，後盈千數。于時四衆共居，肅然無過。”[[5]] 徑山寺規模可觀，共住寺僧，超過千人，日常管理，必須以製度規範。
義存：住福州雪峰寺，“行化四十余年，四方之僧，爭趨法席者，不可勝算矣，冬夏不減一千五百。”“冬夏”即每年，叢林規模，比徑山更巨。[[6]]
道膺：唐昭宗時(889-904在位)住江西雲居山，“所化之徒，寒暑相交，不下一千余衆。牛頭香樹圍繞者，皆是栴檀；金翅鳥王軒翔者，不齊尺鷃；四方饋供，千裏風從，如荊南帥成汭，遣赍檀施，動盈钜萬。”[[7]] 情況類似。
常住僧衆千余，管理上自然會對製度規章提出很高要求。如南宋五山十刹體系之製度要素之一，即是建立起在傳統“檀施”之外的經濟基礎據以爲自生性製度保障。在封建時代農業經濟運行系統中，土地是最重要的生産資料，南宋寺院擁有寺田數額頗大，《建炎以來朝野雜記》載：“今明州育王、臨安徑山等寺常住膏腴多至數萬畝，其間又有特旨免支移科配者”。[[8]] 這些名刹巨寺，常住僧衆動辄千數，南宋劉昌詩《蘆浦筆記》(卷六《四明寺》)曰：“天童日飯千僧，育王亦不下七、八百人……要皆有足食之道”，認爲維持之要在于是否有“足食之道”。
中國寺院因本土傳統不鼓勵僧尼出門乞食，而由寺院供給常住食宿，除去過午不食戒製，正常情況下，維持本寺僧衆每天一日叁餐，是寺院管理的一個大題目。這是與印度佛教僧伽體製的一個顯著不同點。
《續高僧傳》載，隋開皇六年(586)長安一帶發生旱災，原北周僧統昙延(516-588)時居長安延興寺，有很多僧衆來投奔該寺：
(昙)延虛懷物我，不滯客主爲心，凡有資財，散給悲敬。故四遠飄寓，投造偏多，一時糧粒將盡。寺主道睦告雲：“僧料可支兩食，意欲散衆。”延曰：“當使都盡方散耳。”明旦(隋)文帝果送米二十車，大衆由是安堵。惑者謂延有先見之明，故停衆待供。未幾，帝又遺米五百石。于時年屬饑薦，賴此僧侶無改。[[9]]
因爲昙延所在的延興寺日常生活供應情況較好，遠近僧人來投奔者衆多，以至寺內糧食將盡，無法繼續維持，寺主道睦不得已准備散夥。但是昙延建議等存米全部吃光再散不遲。幸好次日隋文帝送來二十車米，不久又送米五百石，于是寺院又得維持正常。
這個案例表明中國寺院的一個重要特征：寺院依賴供飯製度而維持生存，如不能供給飯食，也就意味著整個僧團不能維持下去，寺院就會面臨關門大吉。
但是中國佛教史上，佛教從來不滿足于任何從皇室、貴胄、各級官僚、民間百姓得到的供養饋贈，在佛教發展高峰期的唐代，這個特點反而表現得更加顯著。正是在那個帝皇及上層社會供養達到極盡奢華的時代(法門寺地宮中的供養物可證)，從佛教社會(Buddhist society)最底層誕生出了自力更生的農禅，很快蔚爲大觀，以特立獨行風格，演變爲中國佛教基本生存方式。再進一步看，叢林經濟意義決不僅限于“自養”，更在于從物質文化層面創建自生性生存機製作爲立足基石，將生存和發展的主要動能調整到以自生性生命機製爲汲取外部能源的平臺。
祖師大德，筚路褴縷，以啓山林。約唐憲宗時期(806-820)始，形式上散布于中國南北無數淺山深壑之中，實質上內部嚴謹細密的叢林製度體系，穩健地確立起來。根據佛陀製定的菩薩戒與僧製，因時代需求和環境變化，以中國佛教方式，形成中國式戒律製度——叢林清規，“一日不作，一日不食”，成爲千古訓戒，以自立品格，生生不息，成爲佛教發揚光大，走向現代化、融進當代世界文化潮流的途徑。
寺院經濟多元化發展促使構成要素複雜化，僧團面臨實際問題增加，寺院管理要素變動，需要導入新的管理方式，在集體分工合作前提下組織協調與控製，使資源合理配置以保證健康發展。住持作爲管理系統主要負責人，成爲維持叢林生存發展的製度文化核心，絕非同世俗榮耀高位，地位與一般僧衆相比並無高下，“所褒學衆，無多少，無高下，盡入僧堂，以夏次安排，”僧堂中“設長連床，施椸架挂褡道具”，行住坐臥，“具四威儀”，“臥必斜枕床唇，謂之帶刀睡。爲其坐禅既久，唯偃息而已。”[[10]] 日常行事，以修行爲要：“合院大衆，朝參夕聚，長者上堂升座，主事徒衆，雁立側聆。賓主問酬，激揚宗要”；“除入室請益，任學者勤怠，或上或下，不拘常准”，“凡有犯于此規者，悉由維那檢舉，集衆公議，令其自悔，乃至擯棄出院。”[[11]] 對住持而言，“至于作務，猶與衆均其勞，常曰：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烏有庾廪之富、輿仆之安哉？”[[12]] 住持地位雖尊，只是尊在“與衆均其勞”。
《禅林象器箋》引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雜事》雲：“如世尊說，若掃地時有五勝利”；並引《毘柰耶雜事》釋“五勝利”曰：“世尊在逝多林，見地不淨，欲令彼樂福衆生于勝田中植淨業故，即自執篲欲掃林中。時舍利子、大目乾連、大迦葉波、阿難陀等諸大聲聞，見是事已，悉皆執篲共掃園林。時佛世尊及聖弟子遍掃除已，入食堂中就座而坐，佛告諸苾刍：“凡掃地者有五勝利。雲何爲五？一者自心清淨；二者令他心淨；叁者諸天歡喜；四者植端正業；五者命終之後當生天上。””[[13]] 佛說可通過普請作務，“植端正業”，表明這是佛教特有的價值觀。
《禅林象器箋》引《清拙澄禅師錄》曰：“除夜小參雲：“爆竹已催殘年去，明朝普請賀新年””，僧衆全體出動，參加體力勞動，喜迎新年，“如佛言：“隨要當掃，若月八日或十五日，應鳴犍稚，總集衆僧，共爲灑掃埽。”古德以此鳴犍稚，集衆作務，爲叢林普請之據。”[[14]] 作務勞動，是個人行爲；普請則是僧團大衆共同規範，尊卑上下，一律平等，參與叢林營爲。
二．虛雲營爲思想與實踐——鼓山、南華二寺行履爲例
在繼承傳統基礎上的寺院經營及相應製度文化建設，是虛雲對近代中國佛教的巨大貢獻與影響之一方面。大師重建並經營、建設鼓山湧泉寺、韶州南華寺是一生行履中重要階段，下撷此二案爲例，展開一些討論。
(一)福州鼓山湧泉寺之重振與經營
民國十七年(1928)夏，虛雲爲募華亭寺重塑佛像款，…
《學習虛雲和尚叢林營爲思想與實踐——兼談繼承佛教製度傳統與構建和諧社會之現實意義(王仲堯)》全文未完，請進入下頁繼續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