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虚云和尚丛林营为思想与实践
——兼谈继承佛教制度传统与构建和谐社会之现实意义
王仲尧
内容摘要：虚云和尚一生在继承传统基础上的寺院经营及相应制度文化建设，是对近代中国佛教的巨大贡献与影响之一方面。本文以虚云和尚重兴鼓山、南华二寺为案例，谈了一些作者学习的心得体会，并对佛教制度传统之继承发扬与构建和谐社会的特定意义展开一些讨论。
关键词：虚云和尚 寺院经营 制度意义
作者浙江工商大学宗教研究所教授
“营为”类似今天之“经济经营”概念，宋元诸清规中皆用很大篇幅细述丛林营为之思想依据、体制规章、实践方式、制度保障等内容，表明对此问题的特殊重视与关注。虚云和尚传奇式的一生行履在历史上留下不思议贡献，其中丛林营为思想与实践值得后人深思和学习，对理解佛教在构建和谐社会之现代意义方面也深有启发。
一．丛林经营与制度文化传统
中国佛教的生存观是自立自强，因此能始终能保持一定独立性。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至唐武宗之“三武法难”事件，无非也是当佛教生存方式未被纳入统一的封建制度体系中时，因具有一定的经济独立性，可能导致一定程度上偏离主流政治及经济运行系统，这足以使封建王朝的“天下一统”观念受到挑战，因此引发社会性的不安全感。历史上几次“法难”后禅宗兴起，特定意义上即佛教对自身与本土文化不够和谐的部分并主要是与现实封建政治经济的不协调部分自我调整的结果。
寺院营为，早有传统，历史案例很多。如唐代五台山有一位“十寺僧长”智頵(777-853)，“元和(806-820)中，众辟为五台山都检校守僧长”，后因“华严寺是大圣栖真之所，巡游者颇众，供施稀踈；院宇伦巡，例称不迨，众请为华严寺都供养主”；智頵担任的“都供养主”主要是经营无尽藏，当时正值华严宗大师澄观(737-838，一说738-839)在寺讲其名著《华严经疏》，智頵任“讲主”(主持人，类似班主任)，负责料理一应相关事务，“日供千僧，十有余禩，食无告乏，皆云有无尽藏之米面也，岁久颇见丰盈”，可知其经营极为成功。“有邻院僧义圆，亦当代之硕德也，谓(智)頵久知常住，私有谤言，非平等心，是贪饕者也。夜有神人报(义)圆曰：汝发轻言，若不悔过，当坠恶道。圆乃诘朝鸣足忏谢”。智頵经营成功，利润丰厚，日供千僧，仍然“丰盈”，结果引起邻寺僧人妒忌，流言中伤。但最后发现智頵作为，规范严谨，并无贪饕，于是悔过，“鸣足忏谢”。[[1]] 这个案例还表明，寺院弘法等活动需要依赖于经济基础，但是“营为”(经济经营)却是相当敏感并极易引起非议的特殊领域。
禅宗的发展，从达摩到僧璨时代，禅修者从个别修行渐次发展到共住同修并自力更生地创造出一种丛林经济模式，道信在湖北黄梅双峰山创建的东山法门，“于时山中五百余人，并诸州道俗”共修，[[2]] 之后弘忍主持东山法门时“会下七百余僧”，[[3]] 人数更多。慧能归宝林寺时，“时印宗与缁白千余人送师归宝林寺”，“转妙*轮”，“雨大法雨，学者不下千数。” [[4]] 当时各地形成千人禅僧教团的情况已不少，如：
洪諲：“至(唐)咸通六年(865)上径山觐本师，明年无上大师迁神，众请諲嗣其法位。”于是住持杭州名寺径山，“始唯百许僧，后盈千数。于时四众共居，肃然无过。”[[5]] 径山寺规模可观，共住寺僧，超过千人，日常管理，必须以制度规范。
义存：住福州雪峰寺，“行化四十余年，四方之僧，争趋法席者，不可胜算矣，冬夏不减一千五百。”“冬夏”即每年，丛林规模，比径山更巨。[[6]]
道膺：唐昭宗时(889-904在位)住江西云居山，“所化之徒，寒暑相交，不下一千余众。牛头香树围绕者，皆是栴檀；金翅鸟王轩翔者，不齐尺鷃；四方馈供，千里风从，如荆南帅成汭，遣赍檀施，动盈钜万。”[[7]] 情况类似。
常住僧众千余，管理上自然会对制度规章提出很高要求。如南宋五山十刹体系之制度要素之一，即是建立起在传统“檀施”之外的经济基础据以为自生性制度保障。在封建时代农业经济运行系统中，土地是最重要的生产资料，南宋寺院拥有寺田数额颇大，《建炎以来朝野杂记》载：“今明州育王、临安径山等寺常住膏腴多至数万亩，其间又有特旨免支移科配者”。[[8]] 这些名刹巨寺，常住僧众动辄千数，南宋刘昌诗《芦浦笔记》(卷六《四明寺》)曰：“天童日饭千僧，育王亦不下七、八百人……要皆有足食之道”，认为维持之要在于是否有“足食之道”。
中国寺院因本土传统不鼓励僧尼出门乞食，而由寺院供给常住食宿，除去过午不食戒制，正常情况下，维持本寺僧众每天一日三餐，是寺院管理的一个大题目。这是与印度佛教僧伽体制的一个显著不同点。
《续高僧传》载，隋开皇六年(586)长安一带发生旱灾，原北周僧统昙延(516-588)时居长安延兴寺，有很多僧众来投奔该寺：
(昙)延虚怀物我，不滞客主为心，凡有资财，散给悲敬。故四远飘寓，投造偏多，一时粮粒将尽。寺主道睦告云：“僧料可支两食，意欲散众。”延曰：“当使都尽方散耳。”明旦(隋)文帝果送米二十车，大众由是安堵。惑者谓延有先见之明，故停众待供。未几，帝又遗米五百石。于时年属饥荐，赖此僧侣无改。[[9]]
因为昙延所在的延兴寺日常生活供应情况较好，远近僧人来投奔者众多，以至寺内粮食将尽，无法继续维持，寺主道睦不得已准备散伙。但是昙延建议等存米全部吃光再散不迟。幸好次日隋文帝送来二十车米，不久又送米五百石，于是寺院又得维持正常。
这个案例表明中国寺院的一个重要特征：寺院依赖供饭制度而维持生存，如不能供给饭食，也就意味着整个僧团不能维持下去，寺院就会面临关门大吉。
但是中国佛教史上，佛教从来不满足于任何从皇室、贵胄、各级官僚、民间百姓得到的供养馈赠，在佛教发展高峰期的唐代，这个特点反而表现得更加显著。正是在那个帝皇及上层社会供养达到极尽奢华的时代(法门寺地宫中的供养物可证)，从佛教社会(Buddhist society)最底层诞生出了自力更生的农禅，很快蔚为大观，以特立独行风格，演变为中国佛教基本生存方式。再进一步看，丛林经济意义决不仅限于“自养”，更在于从物质文化层面创建自生性生存机制作为立足基石，将生存和发展的主要动能调整到以自生性生命机制为汲取外部能源的平台。
祖师大德，筚路褴缕，以启山林。约唐宪宗时期(806-820)始，形式上散布于中国南北无数浅山深壑之中，实质上内部严谨细密的丛林制度体系，稳健地确立起来。根据佛陀制定的菩萨戒与僧制，因时代需求和环境变化，以中国佛教方式，形成中国式戒律制度——丛林清规，“一日不作，一日不食”，成为千古训戒，以自立品格，生生不息，成为佛教发扬光大，走向现代化、融进当代世界文化潮流的途径。
寺院经济多元化发展促使构成要素复杂化，僧团面临实际问题增加，寺院管理要素变动，需要导入新的管理方式，在集体分工合作前提下组织协调与控制，使资源合理配置以保证健康发展。住持作为管理系统主要负责人，成为维持丛林生存发展的制度文化核心，绝非同世俗荣耀高位，地位与一般僧众相比并无高下，“所褒学众，无多少，无高下，尽入僧堂，以夏次安排，”僧堂中“设长连床，施椸架挂褡道具”，行住坐卧，“具四威仪”，“卧必斜枕床唇，谓之带刀睡。为其坐禅既久，唯偃息而已。”[[10]] 日常行事，以修行为要：“合院大众，朝参夕聚，长者上堂升座，主事徒众，雁立侧聆。宾主问酬，激扬宗要”；“除入室请益，任学者勤怠，或上或下，不拘常准”，“凡有犯于此规者，悉由维那检举，集众公议，令其自悔，乃至摈弃出院。”[[11]] 对住持而言，“至于作务，犹与众均其劳，常曰：一日不作一日不食，乌有庾廪之富、舆仆之安哉？”[[12]] 住持地位虽尊，只是尊在“与众均其劳”。
《禅林象器笺》引
《根本说一切有部毘奈耶杂事》云：“如世尊说，若扫地时有五胜利”；并引《毘柰耶杂事》释“五胜利”曰：“世尊在逝多林，见地不净，欲令彼乐福众生于胜田中植净业故，即自执篲欲扫林中。时舍利子、大目乾连、大迦叶波、阿难陀等诸大声闻，见是事已，悉皆执篲共扫园林。时佛世尊及圣弟子遍扫除已，入食堂中就座而坐，佛告诸苾刍：“凡扫地者有五胜利。云何为五？一者自心清净；二者令他心净；三者诸天欢喜；四者植端正业；五者命终之后当生天上。””[[13]] 佛说可通过普请作务，“植端正业”，表明这是佛教特有的价值观。
《禅林象器笺》引《清拙澄禅师录》曰：“除夜小参云：“爆竹已催残年去，明朝普请贺新年””，僧众全体出动，参加体力劳动，喜迎新年，“如佛言：“随要当扫，若月八日或十五日，应鸣犍稚，总集众僧，共为洒扫埽。”古德以此鸣犍稚，集众作务，为丛林普请之据。”[[14]] 作务劳动，是个人行为；普请则是僧团大众共同规范，尊卑上下，一律平等，参与丛林营为。
二．虚云营为思想与实践——鼓山、南华二寺行履为例
在继承传统基础上的寺院经营及相应制度文化建设，是虚云对近代中国佛教的巨大贡献与影响之一方面。大师重建并经营、建设鼓山涌泉寺、韶州南华寺是一生行履中重要阶段，下撷此二案为例，展开一些讨论。
(一)福州鼓山涌泉寺之重振与经营
民国十七年(1928)夏，虚云为募华亭寺重塑佛像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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