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戲溯源
黎羌
藏戲是流傳至中國青藏高原與毗鄰藏族地區的地方戲劇種，是占代佛教戲劇文化與藏族本土文化交融的産物。因爲西藏與古代印度、西域接壤，故深受其佛教文化之影響。
曆史上由西藏借道尼泊爾通往印度各地的“高原絲綢之路”，亦稱“唐蕃古道”，曾爲傳播印度佛教及梵語古典戲劇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著名的吐蕃王松贊幹布特派大臣土彌·桑布紮前去印度學習梵文與佛法，待大臣返藏後即參照梵文字體創製了藏文及《八種聲明論》，並翻譯了佛經數十部。唐景龍四年新繼位的吐蕃王赤德祖贊迎娶唐朝的金城公主，夫婦倆更是全力促進吐蕃王室發起的佛教社會運動。
赤松德贊于公元755至799年期間，爲振興佛教文化，特派巴·塞囊等人到唐長安去取佛並迎請漢僧，後來又去印度邀請著名僧人寂護(靜命)前來吐蕃傳教。因苯教勢力過大，四個月之後印僧返回。繼而吐蕃王又邀請“白馬桑壩哇”即“蓮花生”入藏，蓮花生當時是印度佛教密宗大師，被當地僧衆稱之爲“烏蔔仗那活佛”。
蓮花生在與苯教鬥爭中采取新策略，使佛教西藏或吐蕃化，把一些苯教中的自然神宣布爲佛教的神靈，把苯教的許多巫術吸收到密宗中來，從而爲以後佛教在西藏的發展鋪平了道路。後來他又與寂護在此地建成了第一座正規的佛教寺廟，即桑耶寺，爲吐蕃人授戒。並相邀一批印度高僧建立了譯經場，使大量佛經由梵文譯爲藏文。同時，將曆史悠久，豐富多彩的印度傳統音樂，舞蹈與戲劇文化介紹至“世界屋脊”。
吐蕃僧人自公元七世紀至十二世紀之間引進翻譯了規模浩繁的印度佛教典籍，逐漸形成了藏傳佛教經律論之叁藏總集。該寶典由“甘珠爾”與“丹珠爾”兩大部分組成。
“甘珠爾”意爲佛語部，由衰噶多吉編訂。據最有權威性的德格版統計，共收書一千一百零八種，其中包括顯密經律，共分爲七類，即戒律、般若、華嚴、寶積、經集、涅架、密乘。
“丹珠爾”意爲論部，由布頓·仁欽朱等藏族學者編訂。據德格版統計，共收書一千四百六十一種，包括經律的闡明和注疏，密教儀軌和印度佛教及梵語古典戲劇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著名的吐蕃王松贊幹布特派大臣土彌·桑布紮前去印度學習梵文與佛法，待大臣返藏後即參照梵文字體創製了藏文及《八種聲明論》，並翻譯了佛經數十部。唐景龍四年新繼位的吐蕃王赤德祖贊迎娶唐朝的金城公主，夫婦倆更是全力促進吐蕃王室發起的佛教社會運動。
五明雜著等，共分爲四大類，即贊頌類、咒釋類、經釋類、目錄類。其中經釋類又分爲十二類，即中觀、經疏、瑜伽、小乘、本生、雜撰、因明、聲明、醫明、巧明、世論、西藏撰述及補遺等。後世曆代不斷補編修訂，使之藏文大藏經共收佛教書籍共四千五百六十九種，其中除佛教經律論外，尚有文法、詩歌、美術、邏輯、天文、曆算、醫藥。工藝，及至音樂、舞蹈、戲劇等內容，均爲研究藏傳佛學及佛教戲劇文化的重要文獻。
在藏文佛教典籍中與戲劇文化有關系的文獻均在“丹珠爾”中，更集中存于此部“聲明”類。在曆史上，吐蕃王松贊幹布專門派遣吞米·桑布紮前去印度學習梵文文法即“聲明學”。後來又有薩迎派大師雄·多吉堅參將印度文人檀丁的詩歌戲劇論著《詩鏡》介紹至西藏佛學界，並與班登西饒合作將印度國王戒日王的梵劇名著《龍喜記》改編爲藏戲《雲乘王子》。
檀丁所撰寫的《詩鏡》是公元七世紀的印度文藝理論名著，系與婆羅多牟尼《舞論》相提並論的古代印度同類文藝理論書籍中現存最早的兩部之一。自譯成藏文傳入吐蕃後有“德本”、“藏本”與“原注”叁種文本。筆者通過漢文譯本內容來判斷認定，此爲當時印度音樂舞蹈與戲劇創作最有指導與代表性的理論專著。-
《詩鏡》中寫道:“詩的形體分別規定爲叁類:韻文體、散文體、混合體。”又寫道:“，(詩文)混合體是正劇”。金克木先生注釋雲:“其戲劇分爲:“正劇”、“副劇”兩大類。此處“正劇”也是戲劇的總名，又是“正劇”的第一種。”並指出“正劇”“只能由主角敘述，而另一種故事則由主角或其他人敘述。”其後者明顯指“副劇”。關于詩歌與戲劇語言要分爲“雅語”、“俗語”、“土語”與“雜語”。“而正劇等(戲劇)則是用雜語的”。
關于古典樂舞，《詩鏡》記載:“藝指有關欲、利的舞蹈音樂等，女舞、男舞、沙利耶舞”，于“藏本”中後者稱之爲“沙彌耶舞”。金克木先生在《詩鏡》“譯本序”中指出該書“其理論則顯然是限于當時作詩人的實際，正如《舞論》限于當時演劇人的實際一樣……若依感覺接受分類，則是供聽的詩和供看的戲兩種體裁”。其“《詩鏡》總結前人，影響後代，代表早期這類理論著作，而且很早就傳人我國，在西藏還有過相當影響，有其厥史意義”。①譯者所述其，”詩人”無疑也包括劇作家，而檀丁的《詩鏡》亦可譯爲“戲劇鏡”，該書在西藏詩學界的影響同樣也包容對藏傳佛教戲劇文化之影響。
如前文所述，戒日王是古代印度的著名帝王，他不僅是一位有遠見卓識的政治軍事家，另外還是一位才華橫溢的詩人與戲劇作家。他曾創作過《妙容傳》、《理路傳》與《龍喜記》等劇本，其代表作五幕梵劇《龍喜記》取材于佛經《持明本生》與《菩薩譬喻如意藤》，佛經描述了雲乘菩薩與摩羅耶婆提戀愛結婚，後來又爲了拯救龍王太子獻身金翅鳥的動人故事，此佛經與“屍毗王割肉飼鷹”、“摩诃薩捶王子舍身飼虎”等傳統佛教故事一脈相承，均是以藝術形象來宣傳佛教舍身求法的教義爲目的。
戒日王所創作的梵劇《龍喜記》其劇情爲，持明國太子雲乘將國家委托給大臣治理，自己則爲給父母尋找隱居地而來到摩羅耶山。在深山密林的高利女神廟裏，他邂逅到美貌動人的悉陀國公主摩羅耶婆提，兩人一見鍾情，經過一番誤會與曲折，男女雙方終于如願以償結爲伉俪。婚後有一天，雲乘去海邊散步，發現山上堆積著一些龍骨，經了解方知，龍王爲了避免龍族毀滅，每天都要主動送一條龍給金翅鳥吃，天長日久，龍骨殘骸漸漸堆積如山。有一天，雲乘親眼目睹龍太子要作犧牲品，龍王後得知哀號協哭，母子難分難舍的場面使雲乘心生憐憫，他毅然決然搶先上山，源主動代替龍王太子獻身于金翅鳥。他在臨終前教誨食用者，以後應行善積德，再別枉殺無辜，金翅鳥深受感化而決心痛改前非。雲乘父母與摩羅耶婆公主見此情景悲痛欲絕，在即將舉行火葬儀式時，法力無邊的高利女神瞬間顯現，並用仙水救活了雲乘王子，同時帝釋天也應金翅鳥之懇求，喜降甘霖，使殉難的群龍死而複生。
據古代西藏佛教大師布頓于公元1322年統計的“西藏所譯出的佛經和論典目錄”中所知，西藏佛教界曾翻譯並流傳的佛教經典文學中有“嘎尾拉(歡喜天)著、多傑绛稱(金剛幢)譯《諸龍喜曲雲乘菩薩本生史劇》若幹卷”。此爲印度梵劇《龍喜記》另一種藏文戲劇《雲乘王子》的改編本。此亦可視之爲曆史最早，形式與內容較爲完善的藏戲，或稱吐蕃戲劇本。
可與《雲乘王子》互爲印證的還有布頓記載的另一部劇作:“真紮峨彌(月宮)著，紮巴绛稱(名稱幢)譯《一切世間所悅舞曲頂寶童子史劇”。②此劇的問世亦可進一步證實古代印度戲劇輸入西藏之曆史事實。另外在布頓大師的《佛教史大寶藏論》中還記載著一批與戲劇文化有關聯的佛教文獻如《本生如意樹》、《字緣二十頌釋》、《詩鑒》、《大黑天女贊》《金剛歌舞》、《摩诃摩耶難義釋具幻化論》、《菩薩本生正法鍵褪音論》等以及印度梵語詩人與劇作家“阿閣黎達央(馬鳴)著，比丘洛卓嘉補(智王)譯，《佛所行贊》若幹卷”。③
既然印度著名佛教詩人與梵劇作家馬鳴的佛教長詩《佛所行贊》已傳入西藏，那麼他的佛教戲劇劇作是否也輸人此地，這是一個有待于我們進一步學術考察與解決的重要學術課題，據中國藏戲文化研究專家劉志群考證;“西藏宗教前弘期、後弘期的形成，都與印度傳入大量佛教經藏有關。隨著印度文化的流傳，印度古典戲劇也影響了藏族戲劇，使藏戲故事多數來源于印度。在藏戲藝術形式和風格上，也有印度古典梵劇中“宗教宣傳劇”、概念人物戲夕的影響”。④
劉志群先生在另一篇論文中還明確指出藏戲“受到印度古典梵劇中“宗教宣傳劇”如馬鳴菩薩的《舍利弗》的影響，以及還有一種與此並存的戲劇發展程度更高的梵劇“概念人物戲”的影響”。⑤由此可見藏戲受其印度馬鳴式“宗教宣傳劇”與“概念人物戲”影響確爲曆史的現實與情理中的事。
關于藏傳佛教戲劇的起源，有人認爲始自公元八世紀印度佛學大師蓮花生在西藏桑耶寺依照“瑜伽部金剛舞”所組織的“跳神法會”。據《蓮花生傳》載:“譯經師在桑耶寺“慈氏洲”譯經完後，由長者持譯經繞“務孜夕殿叁周，排成行列，戴上假面具，擊鼓跳舞，爲所譯經典開光”。⑥對此中國藏族學者赤烈曲紮發表觀點認爲“關于藏戲的起源問題，有人竟與八世紀時蓮花生在桑耶寺開創的“跳神夕聯系在一起，其實這兩者是風馬牛不相及的”。⑦
筆者認爲此種持否定態度的學術結論未免有些絕對而失之偏頗。實際上戲劇起源與形成並非同一概念，另外藏戲也並不可截然與佛教儀式表演與跳神樂舞相分離。根據有關古典文獻資料所獲悉，蓮花生在主持桑耶寺開光典禮儀式中，有機地揉合佛教人物與故事與跳神樂舞渾然一體，其嶄新的表演藝術形式實爲印度古典梵劇之藝術流變，以及藏傳佛教戲劇雛型文化之分支。
蓮花生之所以能在西藏立住腳，並得以在異土鄰國發展其印度佛教，其重要的一點是他接受了先驅者的經驗，積極吸收當地原始苯教的合理文化成分，同時在中印音樂舞蹈與戲劇藝術兼容上也采取了同樣明智的態度。對此劉志群先生富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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