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戏溯源
黎羌
藏戏是流传至中国青藏高原与毗邻藏族地区的地方戏剧种，是占代佛教戏剧文化与藏族本土文化交融的产物。因为西藏与古代印度、西域接壤，故深受其佛教文化之影响。
历史上由西藏借道尼泊尔通往印度各地的“高原丝绸之路”，亦称“唐蕃古道”，曾为传播印度佛教及梵语古典戏剧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著名的吐蕃王松赞干布特派大臣土弥·桑布扎前去印度学习梵文与佛法，待大臣返藏后即参照梵文字体创制了藏文及《八种声明论》，并翻译了佛经数十部。唐景龙四年新继位的吐蕃王赤德祖赞迎娶唐朝的金城公主，夫妇俩更是全力促进吐蕃王室发起的佛教社会运动。
赤松德赞于公元755至799年期间，为振兴佛教文化，特派巴·塞囊等人到唐长安去取佛并迎请汉僧，后来又去印度邀请著名僧人寂护(静命)前来吐蕃传教。因苯教势力过大，四个月之后印僧返回。继而吐蕃王又邀请“白马桑坝哇”即“莲花生”入藏，莲花生当时是印度佛教密宗大师，被当地僧众称之为“乌卜仗那活佛”。
莲花生在与苯教斗争中采取新策略，使佛教西藏或吐蕃化，把一些苯教中的自然神宣布为佛教的神灵，把苯教的许多巫术吸收到密宗中来，从而为以后佛教在西藏的发展铺平了道路。后来他又与寂护在此地建成了第一座正规的佛教寺庙，即桑耶寺，为吐蕃人授戒。并相邀一批印度高僧建立了译经场，使大量佛经由梵文译为藏文。同时，将历史悠久，丰富多彩的印度传统音乐，舞蹈与戏剧文化介绍至“世界屋脊”。
吐蕃僧人自公元七世纪至十二世纪之间引进翻译了规模浩繁的印度佛教典籍，逐渐形成了藏传佛教经律论之三藏总集。该宝典由“甘珠尔”与“丹珠尔”两大部分组成。
“甘珠尔”意为佛语部，由衰噶多吉编订。据最有权威性的德格版统计，共收书一千一百零八种，其中包括显密经律，共分为七类，即戒律、般若、华严、宝积、经集、涅架、密乘。
“丹珠尔”意为论部，由布顿·仁钦朱等藏族学者编订。据德格版统计，共收书一千四百六十一种，包括经律的阐明和注疏，密教仪轨和印度佛教及梵语古典戏剧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著名的吐蕃王松赞干布特派大臣土弥·桑布扎前去印度学习梵文与佛法，待大臣返藏后即参照梵文字体创制了藏文及《八种声明论》，并翻译了佛经数十部。唐景龙四年新继位的吐蕃王赤德祖赞迎娶唐朝的金城公主，夫妇俩更是全力促进吐蕃王室发起的佛教社会运动。
五明杂著等，共分为四大类，即赞颂类、咒释类、经释类、目录类。其中经释类又分为十二类，即中观、经疏、瑜伽、小乘、本生、杂撰、因明、声明、医明、巧明、世论、西藏撰述及补遗等。后世历代不断补编修订，使之藏文大藏经共收佛教书籍共四千五百六十九种，其中除佛教经律论外，尚有文法、诗歌、美术、逻辑、天文、历算、医药。工艺，及至音乐、舞蹈、戏剧等内容，均为研究藏传佛学及佛教戏剧文化的重要文献。
在藏文佛教典籍中与戏剧文化有关系的文献均在“丹珠尔”中，更集中存于此部“声明”类。在历史上，吐蕃王松赞干布专门派遣吞米·桑布扎前去印度学习梵文文法即“声明学”。后来又有萨迎派大师雄·多吉坚参将印度文人檀丁的诗歌戏剧论著《诗镜》介绍至西藏佛学界，并与班登西饶合作将印度国王戒日王的梵剧名著《龙喜记》改编为藏戏《云乘王子》。
檀丁所撰写的《诗镜》是公元七世纪的印度文艺理论名著，系与婆罗多牟尼《舞论》相提并论的古代印度同类文艺理论书籍中现存最早的两部之一。自译成藏文传入吐蕃后有“德本”、“藏本”与“原注”三种文本。笔者通过汉文译本内容来判断认定，此为当时印度音乐舞蹈与戏剧创作最有指导与代表性的理论专著。-
《诗镜》中写道:“诗的形体分别规定为三类:韵文体、散文体、混合体。”又写道:“，(诗文)混合体是正剧”。金克木先生注释云:“其戏剧分为:“正剧”、“副剧”两大类。此处“正剧”也是戏剧的总名，又是“正剧”的第一种。”并指出“正剧”“只能由主角叙述，而另一种故事则由主角或其他人叙述。”其后者明显指“副剧”。关于诗歌与戏剧语言要分为“雅语”、“俗语”、“土语”与“杂语”。“而正剧等(戏剧)则是用杂语的”。
关于古典乐舞，《诗镜》记载:“艺指有关欲、利的舞蹈音乐等，女舞、男舞、沙利耶舞”，于“藏本”中后者称之为“沙弥耶舞”。金克木先生在《诗镜》“译本序”中指出该书“其理论则显然是限于当时作诗人的实际，正如《舞论》限于当时演剧人的实际一样……若依感觉接受分类，则是供听的诗和供看的戏两种体裁”。其“《诗镜》总结前人，影响后代，代表早期这类理论著作，而且很早就传人我国，在西藏还有过相当影响，有其厥史意义”。①译者所述其，”诗人”无疑也包括剧作家，而檀丁的《诗镜》亦可译为“戏剧镜”，该书在西藏诗学界的影响同样也包容对藏传佛教戏剧文化之影响。
如前文所述，戒日王是古代印度的著名帝王，他不仅是一位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军事家，另外还是一位才华横溢的诗人与戏剧作家。他曾创作过《妙容传》、《理路传》与《龙喜记》等剧本，其代表作五幕梵剧《龙喜记》取材于佛经《持明本生》与《菩萨譬喻如意藤》，佛经描述了云乘菩萨与摩罗耶婆提恋爱结婚，后来又为了拯救龙王太子献身金翅鸟的动人故事，此佛经与“尸毗王割肉饲鹰”、“摩诃萨捶王子舍身饲虎”等传统佛教故事一脉相承，均是以艺术形象来宣传佛教舍身求法的教义为目的。
戒日王所创作的梵剧《龙喜记》其剧情为，持明国太子云乘将国家委托给大臣治理，自己则为给父母寻找隐居地而来到摩罗耶山。在深山密林的高利女神庙里，他邂逅到美貌动人的悉陀国公主摩罗耶婆提，两人一见钟情，经过一番误会与曲折，男女双方终于如愿以偿结为伉俪。婚后有一天，云乘去海边散步，发现山上堆积着一些龙骨，经了解方知，龙王为了避免龙族毁灭，每天都要主动送一条龙给金翅鸟吃，天长日久，龙骨残骸渐渐堆积如山。有一天，云乘亲眼目睹龙太子要作牺牲品，龙王后得知哀号协哭，母子难分难舍的场面使云乘心生怜悯，他毅然决然抢先上山，源主动代替龙王太子献身于金翅鸟。他在临终前教诲食用者，以后应行善积德，再别枉杀无辜，金翅鸟深受感化而决心痛改前非。云乘父母与摩罗耶婆公主见此情景悲痛欲绝，在即将举行火葬仪式时，法力无边的高利女神瞬间显现，并用仙水救活了云乘王子，同时帝释天也应金翅鸟之恳求，喜降甘霖，使殉难的群龙死而复生。
据古代西藏佛教大师布顿于公元1322年统计的“西藏所译出的佛经和论典目录”中所知，西藏佛教界曾翻译并流传的佛教经典文学中有“嘎尾拉(欢喜天)著、多杰绛称(金刚幢)译《诸龙喜曲云乘菩萨本生史剧》若干卷”。此为印度梵剧《龙喜记》另一种藏文戏剧《云乘王子》的改编本。此亦可视之为历史最早，形式与内容较为完善的藏戏，或称吐蕃戏剧本。
可与《云乘王子》互为印证的还有布顿记载的另一部剧作:“真扎峨弥(月宫)著，扎巴绛称(名称幢)译《一切世间所悦舞曲顶宝童子史剧”。②此剧的问世亦可进一步证实古代印度戏剧输入西藏之历史事实。另外在布顿大师的《佛教史大宝藏论》中还记载着一批与戏剧文化有关联的佛教文献如《本生如意树》、《字缘二十颂释》、《诗鉴》、《大黑天女赞》《金刚歌舞》、《摩诃摩耶难义释具幻化论》、《菩萨本生正法键褪音论》等以及印度梵语诗人与剧作家“阿阁黎达央(马鸣)著，比丘洛卓嘉补(智王)译，《佛所行赞》若干卷”。③
既然印度著名佛教诗人与梵剧作家马鸣的佛教长诗《佛所行赞》已传入西藏，那么他的佛教戏剧剧作是否也输人此地，这是一个有待于我们进一步学术考察与解决的重要学术课题，据中国藏戏文化研究专家刘志群考证;“西藏宗教前弘期、后弘期的形成，都与印度传入大量佛教经藏有关。随着印度文化的流传，印度古典戏剧也影响了藏族戏剧，使藏戏故事多数来源于印度。在藏戏艺术形式和风格上，也有印度古典梵剧中“宗教宣传剧”、概念人物戏夕的影响”。④
刘志群先生在另一篇论文中还明确指出藏戏“受到印度古典梵剧中“宗教宣传剧”如马鸣菩萨的《舍利弗》的影响，以及还有一种与此并存的戏剧发展程度更高的梵剧“概念人物戏”的影响”。⑤由此可见藏戏受其印度马鸣式“宗教宣传剧”与“概念人物戏”影响确为历史的现实与情理中的事。
关于藏传佛教戏剧的起源，有人认为始自公元八世纪印度佛学大师莲花生在西藏桑耶寺依照“瑜伽部金刚舞”所组织的“跳神法会”。据《莲花生传》载:“译经师在桑耶寺“慈氏洲”译经完后，由长者持译经绕“务孜夕殿三周，排成行列，戴上假面具，击鼓跳舞，为所译经典开光”。⑥对此中国藏族学者赤烈曲扎发表观点认为“关于藏戏的起源问题，有人竟与八世纪时莲花生在桑耶寺开创的“跳神夕联系在一起，其实这两者是风马牛不相及的”。⑦
笔者认为此种持否定态度的学术结论未免有些绝对而失之偏颇。实际上戏剧起源与形成并非同一概念，另外藏戏也并不可截然与佛教仪式表演与跳神乐舞相分离。根据有关古典文献资料所获悉，莲花生在主持桑耶寺开光典礼仪式中，有机地揉合佛教人物与故事与跳神乐舞浑然一体，其崭新的表演艺术形式实为印度古典梵剧之艺术流变，以及藏传佛教戏剧雏型文化之分支。
莲花生之所以能在西藏立住脚，并得以在异土邻国发展其印度佛教，其重要的一点是他接受了先驱者的经验，积极吸收当地原始苯教的合理文化成分，同时在中印音乐舞蹈与戏剧艺术兼容上也采取了同样明智的态度。对此刘志群先生富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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