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本文上一頁甚者，達觀、德清等名禅師還步陽明心學之後，對程朱理學進行了尖銳的批評，宣揚朱熹的那一套只有五百年壽數，到這時該壽終正寢了。
禅宗對待儒學的態度，自然也得到儒家的回應。比如，王陽明原本是辟禅的，他指責禅學虛無不可用，自私自利，逃避現實。但後來，王陽明卻扔掉了反佛辟禅的儒家原則。而是汲取禅學精神，創立了爲後世從中汲取個性解放、掙脫禁锢等叛逆因子的“陽明禅”。是什麼東西使得陽明如此呢
抛開其它的不談，禅宗主動向儒家靠攏應是影響王陽明態度改變的一個大的因素。
一反“不立文字”的老規矩，重著述、重經刻，是明清之際禅宗發生的又一變異。盡管“教外別傳，不立文字”是禅宗的宗旨，它也並不是真正的排斥經典，只是主張不拘泥于文字。然而又因爲“不立文字”畢竟是禅宗的宗旨，所以流傳下來的文字資料並不比佛教其他宗派更多。
到明清之際，禅宗一改舊容，各禅宗大師紛紛著述，表達自己的見解，創立自己的學說，這與禅宗初創時只有幾部可資流傳的經典的情形成了鮮明的對照。
從明初的梵琦、昙噩、宗泐、道衍、紹琦、元賢、圓澄，到明中後期的“四大高僧”，乃至清代的道雄、道霈等都留下了洋洋大觀的禅宗著述。除此而外，各派禅僧所撰的僧史，各派開堂說法宗師的機緣法語也都紛紛付版，當時續刻的《嘉興藏》就以收錄語錄爲多。
明清兩代的刻藏事業也極爲興旺。明代的刻藏事業，前後共五次，即洪武年間初刻于南京的《南藏》，永樂年間再刻于南京的《南藏》和刻于北京的《北藏》，在這以後有刻于杭州的《武林藏》和萬曆年間開雕而完成于清初的《徑山藏》。
清代的刻經事業也極興旺，其中《龍藏》是巨作，輯錄了不少禅宗語錄。總之，明清禅宗著述與經刻的發達，超過了禅宗自創始以來的任何一個時期，這表明禅宗在巨大的社會震蕩下立下了足，而且還有所發展，且給後世研究者留下了大量寶貴的文字資料。
居士禅學的興起，是明清時期禅宗變異和發展的又一特點。這種情形，是和已形成風氣的明清在家居士對佛學的研究分不開的。
在明代，宋濂、李贽、袁宏道、矍汝稷、王宇泰、焦、屠隆等，對于佛學都有相當理解，遺有許多有關佛學的著作。
清代，著名的居士宋文森、畢奇、周夢顔、彭紹升、楊文會、沈善登，以及羅有高、汪缙、錢伊庵、江玩、裕恩、張師誠等，也都是熱心研究佛教的學者。
其中如李贽出入儒釋之間，尤好禅宗，著有《文字禅》、《淨土訣》、《華嚴合論簡要》等書；矍汝稷博覽內典，彙集禅門宗師語要，撰《指月錄》叁十二卷，盛行于世。
再如畢奇，習禅學，有《別傳錄》八卷行世；錢伊庵深入禅學，輯有《宗範》二卷，書中括引古德參禅方法，與戒顯《禅門鍛煉說》，爲清代禅學名作。
如此等等，這些在家居士于佛學的深入研究，對于明清佛教包括禅宗的複興是起了相當大的作用的。可以毫不誇張地說，居士佛學是連結古代佛教與近世佛教的一個樞紐，不但發揚光大了古代中國佛教的本色，而且也在思想上給了康有爲、梁啓超、譚嗣同、章炳麟等一代碩儒以極大影響。
衆所周知，中國近代哲學的直接背景是對程朱理學的反叛。程朱理學將本是孔孟以來儒學傳統的天命論發展到極致，對中國人有極強的桎梏作用。所以中國近代史一揭開序幕，龔自珍就用“心力”來對抗天命：“天地，人所造，衆人自造，非聖人所造……衆人之峰，非道非報，自名曰我。”譚嗣同更是提出“心之力量雖天地不能比擬，雖天地之大可以由心成之、毀之、改之、造之，無不如意”。而其後的從梁啓超的“破心奴”，章太炎的“依自不依他”，到魯迅的“意力主義”，沿其余緒，都是對宿命論的否定。甚而到五四時代的陳獨秀、李大钊，都是主張意志自由、個性解放、獨立人格。要把人從傳統的天命論、經學獨斷論和封建宗法製度下解放出來。
然而以上這些人，大都深受佛教影響。禅宗主張主體意志，主張破除權威，自尊無畏，獨來獨往，可以說是有形無形地、直接間接地導致了追求個性解放，反叛一切枷鎖的時代思潮的産生。當然這並不是說，禅宗是破除迷信、強調個性的近代思潮的最重要的來源，但不可否認的是，它的確是相當重要的因素之一。
明清之際禅宗的變異與發展，除上所述外，其他還有許多，例如，明代臨濟宗的德寶(1512——1581)在修養上變禅宗的“參”禅爲“念”禅，即要人出聲地念佛，而且還要長久的念：
“當淨心一志念道，念道即是念佛，念佛即是念自心，自心能成自己佛。所以，一切諸佛，皆成自心之佛，未曾有一佛能于自心外別有個佛可成者。”
這裏的淨心念佛就是一個新的提法。
再如圓悟(1566——1642)已進一步把“參”禅、“念”禅變爲“看”禅，更是對禅宗的標新。
而法藏(1573——1635)則用理論講述禅宗道理，對于禅、話頭、禅機等以正面的解說將其義理化。
禅宗爲何在明清之際會發生以上變異
考其究竟，除政治、經濟等社會原因外，佛教自身發展的規律以及中國傳統文化的影響亦是不可忽略的因素。
禅宗到後期之所以總與淨土宗結合得那麼緊密，是因爲禅、淨都具有簡易性的特點，容易爲大衆所接受，禅宗的“見性成佛”，其簡易性自不待說，而淨土宗的簡單易行正如 明初禅師在《淨土十要·天如或問》中所說：
“初無艱難勞苦之行，又無違誤差別之緣，但持阿彌陀佛四字名號，由此得離娑婆，往生極樂，得不退轉。”
寥寥數語，就將淨土法門的要義，差不多概括無遺了。
正因爲具有這種共通的簡易性，所以禅淨雙修並兼及其他宗派就成爲明清兩代佛教的主流，不但“明代四高僧”如此，清代的徹悟歸禅師、明代的袁宏道居士等等，也都是如此。明清佛教的變異，確是佛教自身發展規律所致。
《試論禅宗在明清時的變異(唐大潮)》全文閱讀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