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甚者，达观、德清等名禅师还步阳明心学之后，对程朱理学进行了尖锐的批评，宣扬朱熹的那一套只有五百年寿数，到这时该寿终正寝了。
禅宗对待儒学的态度，自然也得到儒家的回应。比如，王阳明原本是辟禅的，他指责禅学虚无不可用，自私自利，逃避现实。但后来，王阳明却扔掉了反佛辟禅的儒家原则。而是汲取禅学精神，创立了为后世从中汲取个性解放、挣脱禁锢等叛逆因子的“阳明禅”。是什么东西使得阳明如此呢
抛开其它的不谈，禅宗主动向儒家靠拢应是影响王阳明态度改变的一个大的因素。
一反“不立文字”的老规矩，重著述、重经刻，是明清之际禅宗发生的又一变异。尽管“教外别传，不立文字”是禅宗的宗旨，它也并不是真正的排斥经典，只是主张不拘泥于文字。然而又因为“不立文字”毕竟是禅宗的宗旨，所以流传下来的文字资料并不比佛教其他宗派更多。
到明清之际，禅宗一改旧容，各禅宗大师纷纷著述，表达自己的见解，创立自己的学说，这与禅宗初创时只有几部可资流传的经典的情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从明初的梵琦、昙噩、宗泐、道衍、绍琦、元贤、圆澄，到明中后期的“四大高僧”，乃至清代的道雄、道霈等都留下了洋洋大观的禅宗著述。除此而外，各派禅僧所撰的僧史，各派开堂说法宗师的机缘法语也都纷纷付版，当时续刻的《嘉兴藏》就以收录语录为多。
明清两代的刻藏事业也极为兴旺。明代的刻藏事业，前后共五次，即洪武年间初刻于南京的《南藏》，永乐年间再刻于南京的《南藏》和刻于北京的《北藏》，在这以后有刻于杭州的《武林藏》和万历年间开雕而完成于清初的《径山藏》。
清代的刻经事业也极兴旺，其中《龙藏》是巨作，辑录了不少禅宗语录。总之，明清禅宗著述与经刻的发达，超过了禅宗自创始以来的任何一个时期，这表明禅宗在巨大的社会震荡下立下了足，而且还有所发展，且给后世研究者留下了大量宝贵的文字资料。
居士禅学的兴起，是明清时期禅宗变异和发展的又一特点。这种情形，是和已形成风气的明清在家居士对佛学的研究分不开的。
在明代，宋濂、李贽、袁宏道、矍汝稷、王宇泰、焦、屠隆等，对于佛学都有相当理解，遗有许多有关佛学的著作。
清代，著名的居士宋文森、毕奇、周梦颜、彭绍升、杨文会、沈善登，以及罗有高、汪缙、钱伊庵、江玩、裕恩、张师诚等，也都是热心研究佛教的学者。
其中如李贽出入儒释之间，尤好禅宗，著有《文字禅》、《净土诀》、《华严合论简要》等书；矍汝稷博览内典，汇集禅门宗师语要，撰《指月录》三十二卷，盛行于世。
再如毕奇，习禅学，有《别传录》八卷行世；钱伊庵深入禅学，辑有《宗范》二卷，书中括引古德参禅方法，与戒显《禅门锻炼说》，为清代禅学名作。
如此等等，这些在家居士于佛学的深入研究，对于明清佛教包括禅宗的复兴是起了相当大的作用的。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居士佛学是连结古代佛教与近世佛教的一个枢纽，不但发扬光大了古代中国佛教的本色，而且也在思想上给了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章炳麟等一代硕儒以极大影响。
众所周知，中国近代哲学的直接背景是对程朱理学的反叛。程朱理学将本是孔孟以来儒学传统的天命论发展到极致，对中国人有极强的桎梏作用。所以中国近代史一揭开序幕，龚自珍就用“心力”来对抗天命：“天地，人所造，众人自造，非圣人所造……众人之峰，非道非报，自名曰我。”谭嗣同更是提出“心之力量虽天地不能比拟，虽天地之大可以由心成之、毁之、改之、造之，无不如意”。而其后的从梁启超的“破心奴”，章太炎的“依自不依他”，到鲁迅的“意力主义”，沿其余绪，都是对宿命论的否定。甚而到五四时代的陈独秀、李大钊，都是主张意志自由、个性解放、独立人格。要把人从传统的天命论、经学独断论和封建宗法制度下解放出来。
然而以上这些人，大都深受佛教影响。禅宗主张主体意志，主张破除权威，自尊无畏，独来独往，可以说是有形无形地、直接间接地导致了追求个性解放，反叛一切枷锁的时代思潮的产生。当然这并不是说，禅宗是破除迷信、强调个性的近代思潮的最重要的来源，但不可否认的是，它的确是相当重要的因素之一。
明清之际禅宗的变异与发展，除上所述外，其他还有许多，例如，明代临济宗的德宝(1512——1581)在修养上变禅宗的“参”禅为“念”禅，即要人出声地念佛，而且还要长久的念：
“当净心一志念道，念道即是念佛，念佛即是念自心，自心能成自己佛。所以，一切诸佛，皆成自心之佛，未曾有一佛能于自心外别有个佛可成者。”
这里的净心念佛就是一个新的提法。
再如圆悟(1566——1642)已进一步把“参”禅、“念”禅变为“看”禅，更是对禅宗的标新。
而法藏(1573——1635)则用理论讲述禅宗道理，对于禅、话头、禅机等以正面的解说将其义理化。
禅宗为何在明清之际会发生以上变异
考其究竟，除政治、经济等社会原因外，佛教自身发展的规律以及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亦是不可忽略的因素。
禅宗到后期之所以总与净土宗结合得那么紧密，是因为禅、净都具有简易性的特点，容易为大众所接受，禅宗的“见性成佛”，其简易性自不待说，而净土宗的简单易行正如 明初禅师在《净土十要·天如或问》中所说：
“初无艰难劳苦之行，又无违误差别之缘，但持阿弥陀佛四字名号，由此得离娑婆，往生极乐，得不退转。”
寥寥数语，就将净土法门的要义，差不多概括无遗了。
正因为具有这种共通的简易性，所以禅净双修并兼及其他宗派就成为明清两代佛教的主流，不但“明代四高僧”如此，清代的彻悟归禅师、明代的袁宏道居士等等，也都是如此。明清佛教的变异，确是佛教自身发展规律所致。
《试论禅宗在明清时的变异(唐大潮)》全文阅读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