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本文上一頁文化同樣也是曆朝曆代普遍接受和最終認同的根本原由。像“決定出一生之域、投身入萬死之地”的玄奘大師，如果不是他“聲震五印、譽滿天竺”，唐王朝的統治階級們怎麼會有可能對他禮遇有加、無比恩寵，並派遣當時學有所成，名重一時的文人學士協助玄奘大師從事佛教經典的翻譯工作呢？如果不是他“明練叁藏、博覽六經”在佛教文化上取得了卓有成就的成績(只是一個默默無聞、毫無建樹、平凡普通的僧人)，那麼真正又有多少佛門釋子、時代精英，甘願自貶身價，亦步亦趨對他奉若神靈，敬似菩薩呢？此外，中國佛教各大宗派的理論創始人及其集大成者，那一位不都是以他深不可測、精深幽遠的文化學養和著作等身，學識淵博的光輝形象受到僧衆的普遍敬仰和社會各界的廣泛認同。像天臺宗智者大師那震撼人天的叁大部與五小部；賢首宗的智藏大師鈎深致遠、闡幽發微的大量論著；以及南山律宗道宣律師整理編撰至今仍在影響一代釋子、越發彌足珍貴的律學寶典等等，無不皆是社會乃至人類接受的根本。正是由于在中國佛教的曆史上出現了這樣一批學富五車、才華橫溢、學貫中西的佛門驕子，以他們歎爲觀止、震古爍今的深厚文化學理，才使佛教在大浪淘沙的曆史洪流中繁衍不息，後繼有人。所以人們常說的“佛教在過去是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在現在是文明建設的一個重要方面，在未來是解決人類精神問題的必由之路”38看來是不無道理的。而刑東風先生在分析“禅宗熱”的結論中所總結出的一句話“禅宗熱的事實表明，它已經不是佛教內部的事情，而是超出了宗教範圍，涉及社會諸多領域和許多層面的社會文化現象”39正好給上面的理論作了最好的注腳。同時也是在暗示我們後現代社會能夠接受和選擇佛教的也只能是佛教文化的諸多方面。
因此曾被視爲滅佛主因的道教攻讦、排斥、誹謗的曆史，將會隨著曆史年輪的飛速發展被徹底撚得粉碎，而佛教文化的繼往開來、創新發展和各種順應時代要求的理性調整，將必然會承載起博大精深、浩瀚無比的聖道佛法揚帆起航，駛向未來。
五、多種方法優勢互補
自打梁武帝製訂出家僧衆不得食肉的定製後，佛教僧侶素食，基本上成爲社會和佛教界判斷僧人所行是否如法的標准。而僧侶們的生活方式也力求與上面的要求保持一致，可是當佛教的發展腳步剛剛邁出梁朝的曆史不久，僧團中就已經開始出現部分僧侶不太嚴格遵守相應規範的現象。其實，僧團裏面觸犯戒律、不守清規、行爲失範的現象，若無庸諱言地講，不但在北魏時期會驟然出現，即便是在釋迦世尊住世的古代印度，也是不可否認的客觀存在。當初在佛陀還未製訂出相應的規範，僧衆團體也沒普遍形成重視審察沙門的行爲時，原始時期常隨佛陀的五百弟子中間，就已有少數僧人的所行，嚴重損害到世俗人群的生活和利益，從而引起俗人的非議和指責，也讓僧團中的其他人員産生了困惑與不解。
于是，佛陀一方面是出于防止佛教與社會産生不必要的矛盾、沖突考慮；另一方面是爲了有益于出家僧衆修學佛法的需要，才因地製宜，隨方毗尼的逐步製定出較爲完善的律法。正如南懷瑾先生所論斷的那樣“僧團戒律的發生，也就同後世社會的民主法紀一樣，都是根據人們行爲上的過錯，才依據事實的案例，建立起防範的條文”。40從這個意義上講，曾被北魏視爲滅佛主因的僧人腐敗現象，可以說既是一個頗爲普遍的曆史問題，又是一個不能回避的現實問題，不僅過去有、現在存在、就算是在遙遠地將來也不可避免的會繼續存在下去。所以，已故會長趙樸初先生在《中國佛教協會四十周年》一文中，經過冷靜地觀察過教界的現狀後指出，“在改革開放，市場經濟的大潮中，佛教界有相當一部分人信仰淡化、戒律松弛、道風敗壞、結黨營私、追逐名利、奢侈享樂乃至腐化墮落的情況相當嚴重，個別寺院的極少數僧人甚至有違法亂紀，刑事犯罪的行爲”。41一針見血、直言不諱的道出教界內部存在的嚴重問題。只是，對于這一現象教內人士和教外人士分別給予不同的態度而有差別。
如果說統治階級、當朝權貴本著象曆史上絕大多數帝王那樣，采取的是“誰出事、誰負責、誰受懲罰”的原則，或者是寬容大度、不予刻意追究，而是交還佛教運用宗教律法，自行解決的態度的話，那麼這些曆史上和現在曾經長期毒害佛教的不良現象，還不至于引發國家社會對佛教采取甚爲極端的措施。當然，我們這裏說僧團中存在的上述問題，不一定會給佛教帶來滅頂之災，並不等于說我們可以置之不理，視若罔聞。我們的目的是在說明這種現象究竟能夠帶給佛教多大負面影響的同時，力求探討出若幹行之有效的對治策略。實際上，對于佛教僧團中存在的腐化問題，不同時期的大德高僧們，都曾經不約而同的采取過較爲一致的辦法來處理對待。例如：被中國佛教史稱爲第一位傳譯的宣揚戒律經典和精神的昙柯迦羅，就是因爲看到僧團中，存在許多不利佛教發展和生存的弊端，才費盡千辛萬苦、廣泛搜集、 多方尋找律學典籍，傳譯出首部規範僧衆行爲的《僧祗戒心》和相互舉罪的《四分羯磨》戒法；而東晉時期長安地區的佛教領袖道安法師，由于深感健全和確立佛門戒規對全體佛教和所有僧衆的重要性，始契應時機的製定出了“天下寺舍、遂則從之”的僧衆日常生活方面的具體規範。特別是在道安大師親自製訂的叁條規範中的最後一條內容“布薩、差使、悔過”，更是對僧衆行事方面防患于未然的預先約束，體現了前輩遵宿，強烈要求僧界遵守戒律，自我約束的良好願望；而近代倡導“人間佛教”的革新導師太虛大師，在他誓願“志在整理僧伽製度、行在瑜伽菩薩戒本”的本願定位中，即是首先通過自律端正自己所行，然後營造濃厚學律氛圍，完成他律的過程，同時也是在啓發當時和後來的佛門子弟，佛教的興旺發達、融入世俗生活乃至同化社會，人人自覺遵守戒律清規，形成主動約束個人行爲的共同意識，無疑是保證佛教純正不衰的關鍵。
此外，西藏佛教在14世紀末和15世紀初的全面複興，及其格魯派黃教的迅速崛起，無不得益于宗喀巴大師的革新創發及其重視戒律、嚴格整肅僧團紀律的創世之舉；而南傳佛教系統中以斯裏蘭卡爲代表的國家，雖然也曾經經曆過類似中國佛教界因僧格嚴重沒落、頹廢敗壞而導致的全面衰敗的情況，但由于得到當時部分高僧大德及時地采取有力措施，製訂出相應的處理和防範法規，不長的時間內又恢複到佛教初傳錫蘭時的純真。凡此種種，都是曆史上多數大德自覺承擔“續佛慧命、荷擔如來家葉”的時代重任，而作出的巨大貢獻，同時也無可置疑的爲我們防止佛教在現代發展和未來的走勢中，出現前面談到的諸多問題，和解決上述問題，提供了一條很有價值的曆史參照。
只是，如果我們把探討戒律意義的視角放大到曆史的框架內進行分析，僅憑製定儀規、倡導戒律、呼喊自覺警策的做法，還是遠遠不夠的。因爲雖然曆史上有爲數不少的遵宿、耆老確實通過上述的辦法，有效地扭轉過當時教界頹廢的局面，但那種影響也只是局限在有限的區域和少數意志堅決的僧衆，相對于幅員遼闊、廣袤無垠的華夏大地上，燦如繁星般的芸芸沙門，和星散各地、獨霸一方、各自爲政的佛門釋子來說，並未能起到以儆效尤、群起響應的良好效用。而且從實際情況來看，雖然大多數的長老們製訂出的儀規，也確實純潔了部分地區原本相當腐化的佛教，但是如果我們仔細地考察一下，將不難發現，實際上真正能夠發揮和起到規範僧衆行爲作用的，從某種意義上講，恰恰是高風亮節的個人人格魅力和高僧大德嚴謹毗尼的崇高形象，在感染、攝服和總持一定範圍內的出家僧衆。這種影響畢竟有其一定的時代局限。當時代的楷模、理想的僧格、衆人的典範一旦圓寂以後，他們所倡導、製訂和回歸的戒律精神，便很快就會在綱紀廢馳、百病叢生中逐漸淡出意義重大的曆史舞臺，並最終隨風飄逝。
由此可見，單單在口頭上呼籲全體僧衆，自覺遵守戒律或者是高揚清規對超脫生死的作用，乃至部分地區少數僧衆嚴謹毗尼，勤苦奉持，仍然不能最終解決懸置在我們佛教面前的重大問題。當然如果僅僅依靠少數個人，孤軍奮戰在試圖探討出較爲完善且非常實用的道路上，誠非易事。但迎難而上、勇于探索的精神自古以來就是我們華夏民族的傳統品格。所以驅邪扶正、純淨信仰、謹防變質恐怕始終都是每一位信仰虔誠、續佛慧命、志弘大法者必須肩負的曆史重任。因此，既然刻意劃定的單一模式，和反複使用過的具體方法一旦未能進一步湊效之時，那麼嘗試其它的辦法以求解決上述的難題，應該是值得我們必須去思考的方面。大而言之，就是當我們已經確立以戒律作爲防非止惡爲根本性的主旨後，還必須附加與之相應的其它輔助辦法，因爲任何一種單一的方式，均不足以涵蓋問題的全部，尤其是相對于我們佛教這種不注重外在形式，強調只依靠個人內在覺悟的特殊存在，戒律精神的張揚和回歸，以及製定某些規式，看來是不大可能完全解決包括腐化墮落在內的其它諸多方面弊端。如果說強調戒律在個人修持和整體佛教中的重要作用，可以部分解決僧團中存在的古老問題的話，那麼探討戒律以外的其它方式和內容，何嘗不具有與戒律作用相等的功能。諸如：加強僧衆反省內證、自奉極簡、修身唯勤的道德品位；清除教界中有些誤導僧衆産生邪見的各種形態；肯定少一份入世情懷、多一份出離心態在現實中的實際意義；鼓勵淡薄名利、蔑視榮華、鞭笞過分結交權貴、熱衷連姻政治、刻意追求世態等等。這些都有可能是積極引導僧團大衆走上佛法正途的增上緣，同時也無庸質疑的將是僧侶們端正心態、克服誘惑、對應外在以及避免腐化墮落的有效法門。《六祖壇經》裏面有言“心平何勞持戒、行直無用修禅”。這一句偈語，雖然從字面上看，它確實是有明顯肯定只要做到心平，就已等同持戒，而行持上能夠符合“斂心入定、如蛇行入筒”的內涵，就無需刻意參禅打坐的意思。但同時它也隱藏著另外一個鮮爲人知的道理，那就是對于大多數的信仰者來說，要想使其做到“心平”、“行直”，單方面一開始就要求每一個修行者在“心地”上必須達到上述的境界，未免有點不合情理般的苛求，實際上對于剛剛跨入佛法大門或者是那些根機並不純利的衆生而言，他們需要更多的則是“清靜的環境、修道的助緣、和未經汙染的莊嚴道場”。所以，當我們在本世紀初考量如何才能開辟佛教曆史的新紀元時，上述談到的內容理應引起我們的注意。因爲，不管是哪一種方式，只要是能夠在與戒律精神同步行進的過程中，起到相得益彰、互補、充實作用的，都應當成爲我們對治不良現象，繼續惡性循環的善巧方便。對此我們滿懷信心。
《北魏太武帝滅佛回顧與思考(常海)》全文閱讀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