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个家庭会有一到二个成员，或者全家老少携手共入佛门，披剃出家的现象再次出现。佛教应当考虑的则是，如何才能保持足够数量的、有一定佛学素养的出家僧侣，来维持佛法慧命流传不失的问题。因此我们必须及时转变一些不合时宜的传统观念，尤其是在究竟谁能够最好的把佛法传扬下去的固有理路上(这里是指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中)。如果我们一昧地抱着传统佛教认为的那样“能主持佛法者全在僧人”的观念坚决不放，佛教的发展势必会面临更加严峻的时代挑战。或许有人会问有谁敢断言，中国佛教在未来社会的发展中会出现像印度历史上的那样，没有一个出家僧侣出来主持正法的现象。可是，如果我们能够理性地比较一下佛教二众(出家僧众和在家信徒)人数上的比率，正在逐渐失衡的情况，恐怕就不在会有人对佛教重心正转移在在家信徒身上的言论持相反的意见了。更何况在印度佛教史上，就曾经上演过释迦世尊，主动派遣五百弟子前往居士修证代表维摩诘处虔诚求学问教的精彩一幕。
即使是我们不用历史的比照方法，来论证佛教开始由僧众主持转向在家信徒的理论的正确性，可是就是在现行的社会中，俯拾即是的都是能够证明佛教自然向居士逐渐过渡的事实。例如现代亚洲国家的新加坡、香港、菲律宾等国家中，居士弘法和信徒传教的情况十分普遍，就拿深受中国佛教影响的香港佛教来说，目前的僧众数量属于香港本地出家的人数，初步估计还不足一百人左右(当然现今香港的僧人数量远远不止上述的估计，但如果我们深入地考察一下，不难发现香港地区的出家僧众，大部分都是从台湾和大陆先后输入的)，就是在这不满一百人的出家僧众之中，究竟又有多少是在脚踏实地真心从事佛教教义传播和实践方法的指导工作呢？相反以居士为中心带动当地佛教深入发展的新加坡等地，却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而原本就属于基督教国家的菲律宾，那一些为数不多惨淡主持佛法的部分大德，因迫于无奈也不得不借用基督教当初传入中国内地时采取的投资创办基督教会学校的方法，期望在他们幼小的心灵中种下他们将来信奉三宝、护持正法的菩提善因，以达到佛法相沿不断、慧炬长明、传灯有续的目的。
而能够说明在家信徒弘传佛法的作用，在某些方面确实远远大过出家僧众的最好例证，就是中国佛教在近现代的发展中，呈现出的有别于以往任何一个历史时期的特殊不同形态。指的即是由居士为主导而蔚为大观于中国大江南北的居士佛学。毫不夸张地说，在近现代社会中如果没有以杨文会、欧阳竟无等为首的知识居士，自发地肩负起“高擎法幢、吹大法锣、击大法鼓”弘传佛法的重任(创办金陵刻经处、开设祗恒精舍、创立支那内学院等)，那么极有可能不会出现代现教界星罗棋布似的佛教院校、近代学界学理精湛的佛学大家乃至佛教经典的广泛流通和深入影响了。所以，在未来佛教发展中，能够对佛教的进程起决定性影响的少数主持僧众，必须重新调整寺庙所接受和教化的对象。就像现代部分佛教院校和研究机构，大胆冲破传统教制，孤明先发、广泛招收在家信徒，从事佛教文化研究和实践方法的探索那样，不妨选择和接受部分信仰虔诚，热诚护道的在家信徒，除了积极引导他(她)们从事必要的僧侣训练外，还应当给予他(她)们与出家僧众相同的各种待遇和地位。然后经过一段时间的培养，逐渐使其耳濡目染出为法献身的浓厚佛教精神。或者尽量多举办一些类似于台湾佛教界广为流行而中国部分寺庙已经开始走俏的诸如禅学夏令营、短期出家和各种形式的体验佛法、感悟人生的活动，籍此吸引更多的佛学爱好者，在具有启发性的指导和通过一定形式地实践，让他们在真情实感和探索总结中，领悟出若干佛法的真理。只有这样，才能逐步加强他们实践佛法的兴趣，并树立起牢固不破、坚定不移的佛法信念。
采用这种方法，即使我们不能令每一位参加活动的善男信女，都能意气风发地全身心投入到体验佛法真谛的洪流中来，但至少在今后的时日里，他们中将会有绝大部分的直接参与者，成为积极护持佛法、推动佛学发展和协助佛教开拓未来的一支强有力的外护军。同时，从这种活动中最终走向出家道路的佛门弟子，也决定会成为人们所期望的那样，是一个真正能够肩负起传扬“佛法慧命”继往开来的忠实弘道者。正如李向平博士所认为的那样“佛教事业如欲发展，非扩大启发在家学佛不为功”。34也恰好与明末清初推行佛法至为有功者，章太炎老先生的“自清之际、佛法不在缁衣而流入居士长者间”的论断不谋而合。由此可见，把未来佛教发展命脉的重大任务，预先密付到信仰逐渐成熟的在家居士身上，看来是符合历史发展的必然和切合时代要求的明智之举。
四、道教挑战已不复存在
佛教和道教的斗争历史可谓是由来已久，源远流长。自从佛教传入中国的那一天开始，虽然曾经一度被视为神仙道术中的一种，受到信奉者的礼遇，但过后不久双方就已开始剑拔弩张、严阵以待。这种相互排斥、彼此攻讦、不相融摄的情况(尽管佛教和道教有其让人津津乐道的融合历史，但就早期的实际情况而言，更多的则是表现在双方的斗争上)，集中反映在分别代表佛教回应道士的《清静行法经》，和道士杜撰、伪造的老子西渡流沙后的《老子化胡经》上。尤其是在此后几次大的灭佛的具体形态中，(北周武帝、会昌法难、五代周世宗)更是非常典型地说明佛教这一外来宗教和道教这一中国传统信仰之间的矛盾。
其实，佛教与道教的斗争历史，不单单只是反映佛教与道教之间关于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差异问题，也不完全属于是双方为了争夺社会地位、赢得更多信徒以及获得更为广阔的生存空间的历史问题，从更为深层的意义来看，实际上佛道之间的斗争，本身就是在于说明二种不同的文化形态和传统宗教，究竟能够给予多少不同历史时期的统治阶级，何种至为关键的作用(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等多方面)。换一句话说，佛教之所以能够在各个历史时期，赢得绝大部分统治阶级信奉和社会各界人士广泛支持，凭借的是什么？依靠的又是什么？这恐怕不但是历史上前辈硕学自觉挖掘、努力开垦的事，而且也应当成为今后佛教值得探讨的关键课题。我们认为历史上，佛教曾经有过的灿烂辉煌和繁荣昌盛，从某种意义而言，完全是得益于神秘莫测的神通、道术，博大精深、浩瀚无比的佛教文化和历代高僧艰苦卓绝、栉风沐雨的独立特行换来的结果。
从佛教历史发展的观点来看，伴随着西域高僧不绝如缕、接踵而至来到中国进行传教的同时，佛教中的神通变化、奇异道术以及预言未来、占卜吉凶的早期内容，就早已在佛教初始的传播历史上由部分高僧大德有意的播扬下，发挥了奇异玄妙的巨大社会作用和深入推动佛教向纵深传播的关键效用。东晋时期的著名高僧，从西域远道而来“志弘大法，善诵神咒，能役使鬼物、以蔴油杂胭脂涂掌、千里外事，皆彻见掌中、如对面焉”35的佛图澄，眼见当时以凶残而闻名的石勒肆无忌惮地残害沙门，乃欲“以道化勒、于是仗策到军门、……澄知勒不达深理、正可以道术为征、……即取应器、盛水烧香咒之、须臾生青莲花，光色耀目，勒由此信服”。36这是典型地以道术取得石虎、石勒兄弟两人信任，并最终促使他们虔诚篤信佛教的明显表征。开创了佛教在十六国动荡年代的新局面。而于公元382年被前秦首领姚苌迎进长安，待以国师之礼的东晋名僧罗什大师，又有谁敢说他不是因“深解法相、善闲阴阳”和预言“此凶亡之地、不宜淹留，推运揆数，应速言归，中路必有富地可居”，37十分灵验的预测来吸引封建统治阶级顶礼膜拜、支持信任的呢。类似这样的事例在长达2000多年的佛教历史上，可谓是举不胜举。意思是说在佛教早期的传播历史上，神通道术的运用可谓是十分普遍，同时它也是封建帝王、文人学士、乃至平民百姓都无偿接受佛教的一个重要的原因之一。而大多数从西域而来的或者是本土出家的僧人，几乎都不同程度的利用道术化导世俗，吸引群众过。如《高僧传》中慧皎大师在总结前代僧人传教的方法时有说“或教授神道、或以异迹化人，或以神力求物”。可是时代发展到了今天，在历史上曾经扮演过重要角色的神通道术，已经不大可能再有使其生存的肥沃土壤和重显昔日辉煌的广阔空间，不用说近代社会中那些自诩神通广大、法力无边的邪门歪道、气功道法利用心理暗示、有意摧眠、浮夸蒙骗等伎俩毒害不明就里的大部分民众的虚假面目被彻底戳穿，就是我们佛教内部由神通而衍生出来的许多时代流弊(预言祸福、扑卦算命、推背未来等)，不但始终划分不清与外道之间的明确界限，而且也完全有可能把正统的佛教带入混沌不清的邪教泥沼中，杂柔团捏，最后在面目全非中导致自我毁灭(一夜之间爆发起来的*轮功，不就是利用了佛教某些方面的科学内涵，才使得国家政府在处理*轮功的问题时，连带佛教也受到无辜的牵连，这不能不引起时代僧众们的注意)。尤其是当今乃至后现代科学的日益昌明，基因工程的迅猛发展，微观领域的重大发现，都将撕破或揭开包括神异、方术在内的人为制造出的神秘幕纱。
所以在未来社会中，佛教应当自觉地摒弃早期僧众传教时曾经使用过的方法，努力探索出符合时代要求和民众心理需要的契机路向，同时必须克服佛教中固有的不利于发展的因子和障碍，发掘佛教中蕴藏着的多方面的资源，整理出佛教与人生、佛教与社会、佛教与国家的有益内容，并有意识地迅速建立起佛教与社会良好的互动关系，才是二十一世纪所有关心佛教发展命脉、思考佛教未来走向者，必须探讨的重大课题。同时它也是佛教在二十一世纪的社会中，能否保持强劲的发展势头和旺盛不衰继续流传的关键。
同时包罗万象、灿烂辉煌、博大精深的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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