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文化同样也是历朝历代普遍接受和最终认同的根本原由。像“决定出一生之域、投身入万死之地”的玄奘大师，如果不是他“声震五印、誉满天竺”，唐王朝的统治阶级们怎么会有可能对他礼遇有加、无比恩宠，并派遣当时学有所成，名重一时的文人学士协助玄奘大师从事佛教经典的翻译工作呢？如果不是他“明练三藏、博览六经”在佛教文化上取得了卓有成就的成绩(只是一个默默无闻、毫无建树、平凡普通的僧人)，那么真正又有多少佛门释子、时代精英，甘愿自贬身价，亦步亦趋对他奉若神灵，敬似菩萨呢？此外，中国佛教各大宗派的理论创始人及其集大成者，那一位不都是以他深不可测、精深幽远的文化学养和著作等身，学识渊博的光辉形象受到僧众的普遍敬仰和社会各界的广泛认同。像天台宗智者大师那震撼人天的三大部与五小部；贤首宗的智藏大师钩深致远、阐幽发微的大量论著；以及南山律宗道宣律师整理编撰至今仍在影响一代释子、越发弥足珍贵的律学宝典等等，无不皆是社会乃至人类接受的根本。正是由于在中国佛教的历史上出现了这样一批学富五车、才华横溢、学贯中西的佛门骄子，以他们叹为观止、震古烁今的深厚文化学理，才使佛教在大浪淘沙的历史洪流中繁衍不息，后继有人。所以人们常说的“佛教在过去是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现在是文明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在未来是解决人类精神问题的必由之路”38看来是不无道理的。而刑东风先生在分析“禅宗热”的结论中所总结出的一句话“禅宗热的事实表明，它已经不是佛教内部的事情，而是超出了宗教范围，涉及社会诸多领域和许多层面的社会文化现象”39正好给上面的理论作了最好的注脚。同时也是在暗示我们后现代社会能够接受和选择佛教的也只能是佛教文化的诸多方面。
因此曾被视为灭佛主因的道教攻讦、排斥、诽谤的历史，将会随着历史年轮的飞速发展被彻底捻得粉碎，而佛教文化的继往开来、创新发展和各种顺应时代要求的理性调整，将必然会承载起博大精深、浩瀚无比的圣道佛法扬帆起航，驶向未来。
五、多种方法优势互补
自打梁武帝制订出家僧众不得食肉的定制后，佛教僧侣素食，基本上成为社会和佛教界判断僧人所行是否如法的标准。而僧侣们的生活方式也力求与上面的要求保持一致，可是当佛教的发展脚步刚刚迈出梁朝的历史不久，僧团中就已经开始出现部分僧侣不太严格遵守相应规范的现象。其实，僧团里面触犯戒律、不守清规、行为失范的现象，若无庸讳言地讲，不但在北魏时期会骤然出现，即便是在释迦世尊住世的古代印度，也是不可否认的客观存在。当初在佛陀还未制订出相应的规范，僧众团体也没普遍形成重视审察沙门的行为时，原始时期常随佛陀的五百弟子中间，就已有少数僧人的所行，严重损害到世俗人群的生活和利益，从而引起俗人的非议和指责，也让僧团中的其他人员产生了困惑与不解。
于是，佛陀一方面是出于防止佛教与社会产生不必要的矛盾、冲突考虑；另一方面是为了有益于出家僧众修学佛法的需要，才因地制宜，随方毗尼的逐步制定出较为完善的律法。正如南怀瑾先生所论断的那样“僧团戒律的发生，也就同后世社会的民主法纪一样，都是根据人们行为上的过错，才依据事实的案例，建立起防范的条文”。40从这个意义上讲，曾被北魏视为灭佛主因的僧人腐败现象，可以说既是一个颇为普遍的历史问题，又是一个不能回避的现实问题，不仅过去有、现在存在、就算是在遥远地将来也不可避免的会继续存在下去。所以，已故会长赵朴初先生在《中国佛教协会四十周年》一文中，经过冷静地观察过教界的现状后指出，“在改革开放，市场经济的大潮中，佛教界有相当一部分人信仰淡化、戒律松弛、道风败坏、结党营私、追逐名利、奢侈享乐乃至腐化堕落的情况相当严重，个别寺院的极少数僧人甚至有违法乱纪，刑事犯罪的行为”。41一针见血、直言不讳的道出教界内部存在的严重问题。只是，对于这一现象教内人士和教外人士分别给予不同的态度而有差别。
如果说统治阶级、当朝权贵本着象历史上绝大多数帝王那样，采取的是“谁出事、谁负责、谁受惩罚”的原则，或者是宽容大度、不予刻意追究，而是交还佛教运用宗教律法，自行解决的态度的话，那么这些历史上和现在曾经长期毒害佛教的不良现象，还不至于引发国家社会对佛教采取甚为极端的措施。当然，我们这里说僧团中存在的上述问题，不一定会给佛教带来灭顶之灾，并不等于说我们可以置之不理，视若罔闻。我们的目的是在说明这种现象究竟能够带给佛教多大负面影响的同时，力求探讨出若干行之有效的对治策略。实际上，对于佛教僧团中存在的腐化问题，不同时期的大德高僧们，都曾经不约而同的采取过较为一致的办法来处理对待。例如：被中国佛教史称为第一位传译的宣扬戒律经典和精神的昙柯迦罗，就是因为看到僧团中，存在许多不利佛教发展和生存的弊端，才费尽千辛万苦、广泛搜集、 多方寻找律学典籍，传译出首部规范僧众行为的《僧祗戒心》和相互举罪的《四分羯磨》戒法；而东晋时期长安地区的佛教领袖道安法师，由于深感健全和确立佛门戒规对全体佛教和所有僧众的重要性，始契应时机的制定出了“天下寺舍、遂则从之”的僧众日常生活方面的具体规范。特别是在道安大师亲自制订的三条规范中的最后一条内容“布萨、差使、悔过”，更是对僧众行事方面防患于未然的预先约束，体现了前辈遵宿，强烈要求僧界遵守戒律，自我约束的良好愿望；而近代倡导“人间佛教”的革新导师太虚大师，在他誓愿“志在整理僧伽制度、行在瑜伽菩萨戒本”的本愿定位中，即是首先通过自律端正自己所行，然后营造浓厚学律氛围，完成他律的过程，同时也是在启发当时和后来的佛门子弟，佛教的兴旺发达、融入世俗生活乃至同化社会，人人自觉遵守戒律清规，形成主动约束个人行为的共同意识，无疑是保证佛教纯正不衰的关键。
此外，西藏佛教在14世纪末和15世纪初的全面复兴，及其格鲁派黄教的迅速崛起，无不得益于宗喀巴大师的革新创发及其重视戒律、严格整肃僧团纪律的创世之举；而南传佛教系统中以斯里兰卡为代表的国家，虽然也曾经经历过类似中国佛教界因僧格严重没落、颓废败坏而导致的全面衰败的情况，但由于得到当时部分高僧大德及时地采取有力措施，制订出相应的处理和防范法规，不长的时间内又恢复到佛教初传锡兰时的纯真。凡此种种，都是历史上多数大德自觉承担“续佛慧命、荷担如来家叶”的时代重任，而作出的巨大贡献，同时也无可置疑的为我们防止佛教在现代发展和未来的走势中，出现前面谈到的诸多问题，和解决上述问题，提供了一条很有价值的历史参照。
只是，如果我们把探讨戒律意义的视角放大到历史的框架内进行分析，仅凭制定仪规、倡导戒律、呼喊自觉警策的做法，还是远远不够的。因为虽然历史上有为数不少的遵宿、耆老确实通过上述的办法，有效地扭转过当时教界颓废的局面，但那种影响也只是局限在有限的区域和少数意志坚决的僧众，相对于幅员辽阔、广袤无垠的华夏大地上，灿如繁星般的芸芸沙门，和星散各地、独霸一方、各自为政的佛门释子来说，并未能起到以儆效尤、群起响应的良好效用。而且从实际情况来看，虽然大多数的长老们制订出的仪规，也确实纯洁了部分地区原本相当腐化的佛教，但是如果我们仔细地考察一下，将不难发现，实际上真正能够发挥和起到规范僧众行为作用的，从某种意义上讲，恰恰是高风亮节的个人人格魅力和高僧大德严谨毗尼的崇高形象，在感染、摄服和总持一定范围内的出家僧众。这种影响毕竟有其一定的时代局限。当时代的楷模、理想的僧格、众人的典范一旦圆寂以后，他们所倡导、制订和回归的戒律精神，便很快就会在纲纪废驰、百病丛生中逐渐淡出意义重大的历史舞台，并最终随风飘逝。
由此可见，单单在口头上呼吁全体僧众，自觉遵守戒律或者是高扬清规对超脱生死的作用，乃至部分地区少数僧众严谨毗尼，勤苦奉持，仍然不能最终解决悬置在我们佛教面前的重大问题。当然如果仅仅依靠少数个人，孤军奋战在试图探讨出较为完善且非常实用的道路上，诚非易事。但迎难而上、勇于探索的精神自古以来就是我们华夏民族的传统品格。所以驱邪扶正、纯净信仰、谨防变质恐怕始终都是每一位信仰虔诚、续佛慧命、志弘大法者必须肩负的历史重任。因此，既然刻意划定的单一模式，和反复使用过的具体方法一旦未能进一步凑效之时，那么尝试其它的办法以求解决上述的难题，应该是值得我们必须去思考的方面。大而言之，就是当我们已经确立以戒律作为防非止恶为根本性的主旨后，还必须附加与之相应的其它辅助办法，因为任何一种单一的方式，均不足以涵盖问题的全部，尤其是相对于我们佛教这种不注重外在形式，强调只依靠个人内在觉悟的特殊存在，戒律精神的张扬和回归，以及制定某些规式，看来是不大可能完全解决包括腐化堕落在内的其它诸多方面弊端。如果说强调戒律在个人修持和整体佛教中的重要作用，可以部分解决僧团中存在的古老问题的话，那么探讨戒律以外的其它方式和内容，何尝不具有与戒律作用相等的功能。诸如：加强僧众反省内证、自奉极简、修身唯勤的道德品位；清除教界中有些误导僧众产生邪见的各种形态；肯定少一份入世情怀、多一份出离心态在现实中的实际意义；鼓励淡薄名利、蔑视荣华、鞭笞过分结交权贵、热衷连姻政治、刻意追求世态等等。这些都有可能是积极引导僧团大众走上佛法正途的增上缘，同时也无庸质疑的将是僧侣们端正心态、克服诱惑、对应外在以及避免腐化堕落的有效法门。《六祖坛经》里面有言“心平何劳持戒、行直无用修禅”。这一句偈语，虽然从字面上看，它确实是有明显肯定只要做到心平，就已等同持戒，而行持上能够符合“敛心入定、如蛇行入筒”的内涵，就无需刻意参禅打坐的意思。但同时它也隐藏着另外一个鲜为人知的道理，那就是对于大多数的信仰者来说，要想使其做到“心平”、“行直”，单方面一开始就要求每一个修行者在“心地”上必须达到上述的境界，未免有点不合情理般的苛求，实际上对于刚刚跨入佛法大门或者是那些根机并不纯利的众生而言，他们需要更多的则是“清静的环境、修道的助缘、和未经污染的庄严道场”。所以，当我们在本世纪初考量如何才能开辟佛教历史的新纪元时，上述谈到的内容理应引起我们的注意。因为，不管是哪一种方式，只要是能够在与戒律精神同步行进的过程中，起到相得益彰、互补、充实作用的，都应当成为我们对治不良现象，继续恶性循环的善巧方便。对此我们满怀信心。
《北魏太武帝灭佛回顾与思考(常海)》全文阅读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