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行淫乱，武帝得知后，异常痛恨，忌其僧众不守人伦、违背佛理、触犯有法、罪不容赦，加之司徒催浩恰好随行，见此情形乘虚而入“因进其说”僧徒沙门，为害甚烈，若不令行禁止，则势必蠹害更重。
有鉴长安寺中僧人所行非法、不仅有辱圣教、影响极坏，而且社会民众反响也相当激烈，再加上司徒催浩又强力谏言力行惩诫。于是，太武帝就在盛怒之下下诏不论良莠穅稗、凡圣参差，凡是在长安城内所有沙门一律诛杀，不留活口。至于寺宇佛像尽皆捣毁。自此北魏灭佛初见端倪。寺观庙宇惨遭不幸，而长安沙门则大祸临头，招致无枉之灾。悲乎！无上道服却因一寺之窳，毁于尘俗，亮道之心皆由少数僧侣，屈乎人事；而圣洁教法根由一域腐败，几近绝响。武帝自此强劲的拉开了历史上自佛教传入以来的令人胆颤心寒，余悸寥寥的灭佛序幕，从而在历史上画上了由佛教僧格严重没落、道风败坏、乃至腐化堕落而最终引发的历史上最为惨痛的沉重一笔。
灭佛步骤和结果综述
太武帝灭佛是史无前例、无章可循的，关于灭佛时应该如何进行、采取那种手段以及运用何种方法等问题，几乎没有经过任何形式的讨论，全凭掌握国家大权、至高无上的太武帝个人依愿行之，虽然这里面不无臣下僚属之意见，但最终灭佛的程度，还是由太武帝自己拿捏轻重。所以我们根据太武帝崇信道教这一历史事实来看，灭佛的结果想来是极其惨重的。
我们根据上述三月下诏的内容来看，拓跋焘的灭佛行动实际上是严格地按照如下的三种步骤来进行的。一是对于已经建成的寺庙，规模不论大小、寺主不分官私、地处不管远近，一律予以拆除，全部夷为平地。至于佛像图形则均皆推倒击破，而那些不易砸粹之石雕、铜像，则斧斤锤炼或者遣命有司投入熔炉，改铸铜钱，不令有存。同时自此以后一经发现有敢违禁令私自泥塑、木雕铜铸佛像供奉者，不论男女老少、职务高低、贫溅富贵，其所有门人，皆遣送官曹毫不留情严令法办，一律判以死刑，若有甚者，将祸及同族。
二是针对北魏境内所有僧侣沙门年龄不问大小、有罪无罪，悉数坑埋，决不放走一个僧侣，若经发现“其有患逸者，皆遣人追捕，得必枭斩”。25
三是命令所有城镇刺史、京邑守军、乃至州郡牧守凡是能够见到的不管是何种版本的佛教经书，全部投诸水火，焚烧殆尽，不予留存并尽力搜索大小经论，务使无一遗漏、永决后患，断天下人学佛者之道，绝后世事胡神之根。根据《魏书·世祖纪》中的有关记载，太武帝三月下诏命“敕流台下四方，令一依长安行事”之时，正直他戎马倥偬驾幸长安，所以他为了能够早日实现取缔佛教的愿望，乃命留守平城代理天子、统揆百官、行使监国特权的太子拓跋晃(恭帝)务必按照诏中旨意毁灭佛法，但由于太子早岁曾经师事过沙门玄高，素敬佛道，颇有感情，当他接到特使飞报，或许是出于对佛教的维护，立即向远在长安的太武帝频繁上表，表明自己对灭佛旨意的看法。上表大意是说：“刑杀沙门之滥，又非图像之过，今罢其道，杜诸寺门，世不修奉，土木丹青，自然毁坏”。26意思是说对于这道上疏他自己并不反对，不过依他之见，上疏的目的只是在于灭绝佛法，不使流传，可是取缔佛法的方法却可以是多种多样，不一定非要通过惨绝人寰的杀戮手段才能达到灭佛的目的，乃至平息拓跋焘心中的一股怨气。建议只要在全国范围内发布绝对禁止奉事胡神，不许从事传布佛教活动的诏令就可以了。如果有人抗旨不遵，我行我素，一经发现，势必严惩。至于寺观庙宇，有形图像只要封闭门户，禁止进入并不予修缮，则经年累月，天长日久，风雨侵蚀之后，自然会坍塌毁坏，荒草凄迷，并不需要分遣军兵，烧杀寺舍的去劳神费力。但因为太武帝灭佛心意已决，虽经太子多次劝谏努力，终究未能改变佛教惨遭法难的沉重命运。于是太武帝在公元446年三月下诏曰：“承天绪、属当穷运之弊、欲除伪定真、复羲农之治、其一切荡除胡神、灭其踪迹、庶无谢于风氏矣、自今以后、敢有事胡神及造形像泥人、铜人者、门诛、虽言胡神、问今胡人、共云有无、皆是前世汉人无赖子弟刘元真、吕伯强之徒、接乞胡之诞言、用庄老之虚假、附而益之、皆非真实、致使王法废而不行、盖大奸之魁也、有非常之人、然后能行非常之事、非朕
能去此历代伪物，有司宣告征镇诸军，刺史、诸有佛图形像及胡经，尽皆击破焚烧、沙门无少长悉坑之。”27正式下达除伪定真、荡除胡神、灭其踪迹的命令，灭佛行动不久之后就如火如荼般的展开。
根据近代部分学者的分析认为，(如任继愈老先生的《中国佛教史》和日本镰田茂雄博士的《中国佛教通史》等)太子晃采取上表劝谏的方式，其目的是在有意拖延公布诏令的时间，使其统内僧尼闻风而动，创造沙门从容逃匿、免遭杀害的机会，同时也为经书、佛像的安全转移他国，提供了一个甚为关键的宝贵时间。这种观点不但得到学界的广泛认同，而且《释老志》中的一段重要记载：“恭宗言虽不用，然犹缓宣诏书，远近皆豫闻知，得各为计，四方沙门，多亡匿获免，在京邑者，亦蒙全济。”28又为持上述看法的学者，提供了一个强有力的证据。所以当诏令正式公布之日，凡是事先得知灭佛消息的僧尼，几乎已悄然逃离他国重新开创安身立命，继续传道解惑的新天地去了，而那些未能及时逃离或者根本不愿逃离，自愿杀身成仁，以死明志的仁人志士，则无一幸免。由此可见“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理论，至少在北魏时期的佛教界，尤其是遭此劫难时的当下应该说是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的。
自从太武帝下达的诏书正式生效以后，北魏境内便开始了大规模的灭佛行动，可谓是上下一心，郡州同唱。根据《续高僧传》中的有关记载说：“到伪太平七年，一境之内，无复沙门，始唯闭绝幽深，军兵所不能至”。29意思是说到伪太平七年的时候北魏境内几乎看不到一个沙门，除了那些居住在人迹罕至、深山大泽、偏僻幽远，官兵军队不易到达的地方，或许还有少数深闭固居，死守荒山者幸免于难。而《南齐书》中则说：“初，佛狸讨揭胡明于长安，杀道人且尽。”30道人在南北朝时是整个社会对出家人的称呼(有部分学者认为到南北朝时已有明确区分道士与和尚称呼的可能，)，杀道人且尽即是指长安城中的所有僧人被诛杀的一干二净。此外《魏书·释老志》也说：“土木宫塔，声教所及，莫不毕毁矣。”31这一段文字的记载，只是就当时寺庙被毁的情况作了一个极为简短地说明，其中没有给我们提供僧人被杀的任何信息，但我们也可以从殿堂院塔莫不毕毁的事实看出灭佛后的结果应该是极其惨重的。而于公元547年因公务来到洛阳的扬玄之看到先前“金刹与灵台比高、广殿共阿房等壮”32的佛教隆盛场面，如今已是“城廓崩毁、宫室倾覆、寺观尽烬、庙塔丘墟……京城表里凡有一千余寺、今日寥廓、钟声罕闻”。33秋月残阳凄惨荒凉的景象后撰写的《洛阳伽蓝记》，又为我们了解北魏灭佛后的真实情况，提供了一个不可多得的很有价值的参考资料。
三、佛教理应转变渡化对象
通过上面对太武帝灭佛原因、经过和结果的系统论述后，我们已经认清佛教在北魏时期之所以会如此面临骤然而来的外在打击的真实情况，认真总结出其中最为重要的几个系属佛教自身和封建社会、统治阶级无故施加的灭佛原因。可是，现在的问题是回顾过历史之后我们接下来该做的是什么？或者说我们需要解决的又是什么？回顾历史，其主要目的是在总结经验、吸取教训的同时，为把握现在与展望未来提供一些足以让人细细品味的东西和需要自觉生起觉醒历史过错和反思未来发展方向的意味。尤其应当思考的是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事件，是否会在未来佛教的发展中，重演历史、命运循环。当然更值得引起佛教界高度重视的是，导致太武帝毁灭佛教的几大主因，究竟还有哪些至今依旧如影随形，还在继续侵蚀原本甚为清静、纯洁、庄严的佛教。如果说其中有些因素由于时代条件的转变，而置换成全然不同的面貌出现，我们又该怎么办。同时面对其中有些不但让北魏社会深恶痛绝，即使是全人类都在想千方、设百计努力克服的不良伦理现象，我们佛教界到底该不该拿出相应的办法，来彻底清除附膻在佛教背后，阻碍佛教发展的痈疽与毒瘤。如果说是应该的话，那么，又该拿出什么样的务实方法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就是下面我们将要进行力所能及探讨的主要问题。
众所周知，北魏时期太武帝灭佛的第一个直接原因，是因为在北魏统治的地区，僧人数量不断激增，沙门队伍逐渐扩大，而引发的一场酝酿已久，旨在打击佛教势力过分强大和传统道教排斥异己的政治运动与宗教斗争。(关于僧人的数量我们在前面的回顾中已经详细地说明过，此不赘述)可是时至今日，北魏时期二百多万的僧人数量，不但可以肯定地说在本世纪内绝对不可能出现，而且就算是在下一个世纪的上半叶，僧团队伍也不会扩充到北朝时期的那种程度。且不说二三个省份的地区会出现二百多万的出家僧众，就算是在全国范围内(汉族地区)恐怕也不会达到这个曾经让拓跋焘异常头痛的数字。所以，未来佛教存在的一个关键的问题，已经不是人多为患、树大招风从而引起统治阶级忌讳的问题，而是很有可能将会面临后继无人、慧命如丝的新问题。因为现代社会由于存在普遍的人口危机，大多数国家都已经实行了控制人口增长的办法，而我国却早在几十年前就已经推行了计划生育的政策。因此未来社会中，僧侣出家的人数只会是越来越少，这不仅是因为受到社会家庭结构，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所决定的，(一个原来有5—6口之人家的结构，开始不断向2——3口的人家靠拢)而且科学技术、唯物理念的高度张扬，都在潜移默化中分化着出家僧侣的来源。所以未来佛教，不用过多指望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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