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中当然包括宗教在内的各大社会团体。然而佛教却恰在此时发展壮大起来，这不能不引起统治阶级的高度重视和担忧。于是到公元438年，也就是太武帝太延四年，拓跋焘考虑到“象教弥增矣，寻以沙门众多”⑦乃于三月庚辰下诏“罢年五十以下者”⑧虽然《魏书·释老志》和《太武纪》中都没有说明这五十岁以下的僧侣，被迫还俗以后到底是从事什么工作，但是我们完全可以根据后来太武帝实施的一系列的策略中，窥测到这批年富力强，风华正茂的社会中坚最终的命运。也就是说自从太武帝下诏以后，当时政府各有关部门，很快就制定出了二套安置被罢为民的方案，其一是根据《通鉴》注胡三省的意见，认为“以其强壮，罢使为民，以从征役”⑨。意思是说在这一批被罢的僧侣之中，凡是身体健康，强壮有力者，皆应毫无条件应征入伍，服从兵役。这一观点不仅符合北魏时期的历史概况，而且也普遍得到近现代从事中国佛教史方面研究的国内外学者们的赞同。如任继愈老先生主编现今已出版的三册本的《中国佛教史》，日本镰田茂雄博士的《中国佛教通史》等，也都一致这样认为。另外一套安置的办法则是，凡是不符合以上条件和要求的(体弱多病、年龄偏大)，则一律还俗为民从事工、农、商等诸种行业的工作，以充实和扩大北魏时期遥役、赋税乃至租调的队伍，以期起到从多方面实现经济增长的目的。为富国强民、军事建设服务。这样做一方面即可以防止僧团队伍因不断扩大，可能引发的政治不安定问题，另一方面又能有效地调节北魏人口逐渐失衡的社会问题，以及纳税群众不断减少的经济问题、同时也缓解了宗教与政府之间的矛盾激化。从根本上保证了征兵的来源。在当时来说无疑是北魏实现统治中原最有效的、无可争议的方法之一。
(二)、佛教与道教的斗争
上面我们在论述太武帝灭佛的第一个原因时，已经提到过太武帝原本应该说是十分信仰三宝，礼敬沙门的，这是因为他不但多次“每引高德沙门，与共谈论，”⑩而且还曾经听闻“罽宾沙门昙摩忏，习诸经论……又晓术数，历言他国安危，多所中验……帝命蒙逊送谶诣京师”11同卷又说：“世祖初平赫连昌，得沙门惠始……世祖甚重之，每加礼敬”12所以，从上面的引证中我们发现至少到他即位初始，尚无加害沙门，毁灭佛教，乃至禁绝佛法流行的主观意向。可是自从太武帝正式接触道教，亲近寇谦之后，出人意料的彻底改变自己对待佛教的态度，尤其是当致死不悔、终生信奉道教的朝中重臣、北魏时期相当依重的著名文士、同时也是赤胆忠心极力维护道教在社会中政治地位的司徒催浩屡尽谗言，数加毁谤之后，更是加重了太武帝对佛教的疑情，从而改弦更张最终放弃佛教信仰，转而坚决痛下归向道教并且不遗余力大阐其道的决心。
根据《魏书·释老志》中的记载，“及得寇谦之道，帝以清静无为，有仙化之证……遂信其术”13道教革新的领袖寇谦之从嵩山远道而来进入平城(治所山西大同)，大力弘通道术，张扬“修身炼药，学长生之术，即为真君种民”13的据称是直接从太上老君大神授予天师正神，并赐予不传于世的《云中音诵科之诫二十卷》的道教教义。开始时，太武帝对寇谦之并无太大好感，而且对于寇谦之自言，曾经禀承太上老君教命重新清整道教，除去三张伪法(租米、钱税及男女合气之术)脱胎换骨成大道清虚的新天师道教亦无兴趣，甚至于当寇谦之初次“奉其书而献之……时朝野闻之，若存若亡，未全信也”14而太武帝只好采取“止于张之所，供其实物敬而远之”冷淡处理与道教初次接触时的关系。面对此种境况司徒催浩心中十分着急，如果寇谦之所宣传的新天师道教，不能尽快争取到太武帝的支持和奉行，恐怕自己刚刚获得的机遇和来之不易的政治地位(催浩曾经被罢为民，赶出朝野过)，很快就会随着封建帝王擅变的性格再次失去。而且在他看来，能够最终拯救劳苦大众、脱离苦海的道教也将很难大行其道，晓喻百姓。于是他于公元424年，冒死向皇上上了一道疏，歌颂道教，赞扬寇谦之。书中曰：“臣闻圣王受命，则有大应，而《河图》、《洛书》皆寄言于虫兽之文，未若今日人神接对，手笔灿然，辞旨深妙，自古无比……今清德隐仙，不召自至，斯诚陛下---轩黄，应天之符也，岂可以世俗常谈，而忽上天之命。”15经过催浩一番别有用心的历史比照，和主观肆意夸大的横向联系后，太武帝终于欣然领受，“乃使揭者奉玉帛牲牢，祭嵩岳，迎致其余弟子在山中者，于是崇奉天师，显扬新法，宣布天下，道业大行”。16遂在其统辖的广大地区宣布道教在国家社会中的地位。
自此太武帝终其一生都没有放弃过道教信仰，不但在全国范围内“起天师道场、建静轮天宫、设道坛、受符箓、备法驾、旗帜尽青”，17而且还于公元440年改国号为太平真君，旗帜鲜明地的诏告天下百姓，我太武帝从今往后将以“真君御世”决无疑虑，只差没有把道教捧到国教的地位。而对佛教和当时的名流高僧则由原来的尊崇，一变开始渐渐疏远。
本来对佛教的教义就“未存览经教，深求缘报之意”18的太武帝，根本未曾认清佛教在历史中的作用和现实中的重大意义。再经过寇谦之的一通蛊惑和煽动后，对佛教就更加不置轻信。尤其是当司徒催浩正式赢得太武帝的崇信之后，屡次向皇帝尽言曰：“释教甚是虚诞，为世费害，数加毁谤，帝颇信之。”19拓跋焘心中遂涌动着一股怨恨佛教的情绪。为了能够畅行无阻地在全国范围内推行道教，太武帝首先需要做的工作，就是尽力扫平可能阻遏道教通行的一切障碍，特别是在社会上始终与道教处于平等地位的佛教，自然就成为拓跋焘注意的对象。于是，到太平真君五年(公元444年)正月太武帝就下诏曰：“愚民无识，信惑妖邪……又沙门之徒，假西戎虚诞，生致妖孽，非所以壹齐政化，布淳德于天下也，自王公以下至于庶人，有私养沙门，师巫及金银工巧之人在其家，皆遣诣官曹，不得容匿，限今年二月十五日，过期不出者，师巫、沙门身死、主人门诛，明相宣告，咸使闻知。”20从这道诏的内容来看，到太平真君五年时，拓跋焘基本上已经把佛教与社会上泛滥成灾，惑乱人心乃至生致妖孽的师巫、图纬和谶记等等同视之，别无二致，而且在相当程度上把北魏时期之所以未能壹齐政化、淳德天下的过错(原因)，部分归属于假西戎虚诞而流行中原内地、张大一军的佛教身上。至此不难想象，尽管从文字而言，之所以会对私养沙门者处以极刑，这是作为纯一政化和广宣文教的对立面来处理的。但客观点看，也应该均与太武帝试图利用道教教义和依靠一些标榜具有奇异功能的一些道士来达到富国强民“思阐洪基、恢隆万世”21的目的，以及道教的信奉者司徒催浩煽风点火，排斥异己、屡尽谗言、数加毁谤是不无关系的。同时若从灭佛的综合因素来进行考察，可以说此次的政府行动，毫无疑问的理当被视为后来(公元446年)太武帝最终采取极端的大规模的灭佛策略的前奏，想来是毫不为过的。
(三)、佛教自身的窳败
本来对于佛教早已失去信心曾多次批驳“后汉荒君，信惑邪伪，妄假睡梦，事胡妖鬼，以乱天常”22的太武帝，为防止佛法大肆流行而抑制佛教迅猛发展、不许僧侣往来朝野、混迹尘俗、阡陌小巷游走传道的理由不够充分之时，却在公元446年率军前往杏城(今陕西黄陵西南)意图平定叛乱、途经古都长安，意外地发现让太武帝切齿痛恨、统治阶级十分敏感、出家僧侣力图回避的导致拓跋焘最后下定决心全面毁灭佛教的关键根源。
公元445年，也就是太平真君六年卢水胡盖吴在杏城揭竿而起。十月时陕、甘地区汉、卢水胡、屠各、氏、羌等族人民纷纷响应，《魏书·世祖纪》言到：“九月，卢水胡盖吴聚众反于杏城，冬十月戊子，长安镇副将元纥率众讨之，为吴所杀，吴党遂盛”。23尤其是当盖吴军队打过几次胜仗以后，声势逐渐壮大起来并在短期内完成了攻克李闰堡，掠临巴东，进逼长安的任务。这种星星之火可以辽原的阵势，不但点燃了深受苦难民众反对封建统治的希望之火，而且也迫使太武帝明确意识到，如果不迅速把这股反叛的势力镇压下去，势必对北魏政权构成极大地威胁。第二年(公元446年)太武帝在多次派遣将领率军讨伐均告失败后，亲自披挂上阵，战前督军，从北魏的政治中心平城来到长安，并大破盖吴于杏城，吴弃马遁走，慌忙逃窜，最后被判军刺杀于途中。至此起义军队星散溃走不成气候。战争结束以后，太武帝暂时留在古都长安而没有及时返回平城。
长安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且历代皇帝都建都于此，因此长安城内不但文化繁兴、宗派延流、寺观庙宇、鳞次栉比，而且文人学士多汇聚于此，僧侣道士也无远不至。同时，由于北魏政府在农业上推行的是一套鼓励民众农耕、百姓课桑的政策，所以，凡是居住在长安城内的人民，大多都以农为业，课桑为主。而长安城中的部分僧人，在这种时代背景下，也毫不例外的需要勤于耕种来维持生计。因此寺观庙宇中除了可以见到正常的殿堂之外，绿荫如菌、郁郁葱葱的麦苗谷糍也点缀其间。这就为北魏囤积在长安的大军，提供了一个不可多得的牧马场地。而太武帝闲暇无事于寺中观马时，发现寺中部分僧侣正在饮酒作乐，纵情歌舞。由是武帝很不高兴，命其随从官吏入室检查，又发现寺中有大量的弓矢矛盾藏匿其中，闻报后武帝大怒，激愤而言：“此非沙门所用，当与盖吴通谋，规害人耳。”24始命有关部门逮捕寺中一干人等，尽皆诛杀，并封其庙产，命其有司，点录入官，结果又从寺中搜出专门酿酒所用若干器具及当地州郡、牧守、富商之人寄托于寺中财物、宝珠等数以万计。同时寺中除了正规殿堂，礼佛场所之外，另有若干密室，有贵室王女藏匿其间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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