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本文上一頁中當然包括宗教在內的各大社會團體。然而佛教卻恰在此時發展壯大起來，這不能不引起統治階級的高度重視和擔憂。于是到公元438年，也就是太武帝太延四年，拓跋焘考慮到“象教彌增矣，尋以沙門衆多”⑦乃于叁月庚辰下诏“罷年五十以下者”⑧雖然《魏書·釋老志》和《太武紀》中都沒有說明這五十歲以下的僧侶，被迫還俗以後到底是從事什麼工作，但是我們完全可以根據後來太武帝實施的一系列的策略中，窺測到這批年富力強，風華正茂的社會中堅最終的命運。也就是說自從太武帝下诏以後，當時政府各有關部門，很快就製定出了二套安置被罷爲民的方案，其一是根據《通鑒》注胡叁省的意見，認爲“以其強壯，罷使爲民，以從征役”⑨。意思是說在這一批被罷的僧侶之中，凡是身體健康，強壯有力者，皆應毫無條件應征入伍，服從兵役。這一觀點不僅符合北魏時期的曆史概況，而且也普遍得到近現代從事中國佛教史方面研究的國內外學者們的贊同。如任繼愈老先生主編現今已出版的叁冊本的《中國佛教史》，日本鐮田茂雄博士的《中國佛教通史》等，也都一致這樣認爲。另外一套安置的辦法則是，凡是不符合以上條件和要求的(體弱多病、年齡偏大)，則一律還俗爲民從事工、農、商等諸種行業的工作，以充實和擴大北魏時期遙役、賦稅乃至租調的隊伍，以期起到從多方面實現經濟增長的目的。爲富國強民、軍事建設服務。這樣做一方面即可以防止僧團隊伍因不斷擴大，可能引發的政治不安定問題，另一方面又能有效地調節北魏人口逐漸失衡的社會問題，以及納稅群衆不斷減少的經濟問題、同時也緩解了宗教與政府之間的矛盾激化。從根本上保證了征兵的來源。在當時來說無疑是北魏實現統治中原最有效的、無可爭議的方法之一。
(二)、佛教與道教的鬥爭
上面我們在論述太武帝滅佛的第一個原因時，已經提到過太武帝原本應該說是十分信仰叁寶，禮敬沙門的，這是因爲他不但多次“每引高德沙門，與共談論，”⑩而且還曾經聽聞“罽賓沙門昙摩忏，習諸經論……又曉術數，曆言他國安危，多所中驗……帝命蒙遜送谶詣京師”11同卷又說：“世祖初平赫連昌，得沙門惠始……世祖甚重之，每加禮敬”12所以，從上面的引證中我們發現至少到他即位初始，尚無加害沙門，毀滅佛教，乃至禁絕佛法流行的主觀意向。可是自從太武帝正式接觸道教，親近寇謙之後，出人意料的徹底改變自己對待佛教的態度，尤其是當致死不悔、終生信奉道教的朝中重臣、北魏時期相當依重的著名文士、同時也是赤膽忠心極力維護道教在社會中政治地位的司徒催浩屢盡讒言，數加毀謗之後，更是加重了太武帝對佛教的疑情，從而改弦更張最終放棄佛教信仰，轉而堅決痛下歸向道教並且不遺余力大闡其道的決心。
根據《魏書·釋老志》中的記載，“及得寇謙之道，帝以清靜無爲，有仙化之證……遂信其術”13道教革新的領袖寇謙之從嵩山遠道而來進入平城(治所山西大同)，大力弘通道術，張揚“修身煉藥，學長生之術，即爲真君種民”13的據稱是直接從太上老君大神授予天師正神，並賜予不傳于世的《雲中音誦科之誡二十卷》的道教教義。開始時，太武帝對寇謙之並無太大好感，而且對于寇謙之自言，曾經禀承太上老君教命重新清整道教，除去叁張僞法(租米、錢稅及男女合氣之術)脫胎換骨成大道清虛的新天師道教亦無興趣，甚至于當寇謙之初次“奉其書而獻之……時朝野聞之，若存若亡，未全信也”14而太武帝只好采取“止于張之所，供其實物敬而遠之”冷淡處理與道教初次接觸時的關系。面對此種境況司徒催浩心中十分著急，如果寇謙之所宣傳的新天師道教，不能盡快爭取到太武帝的支持和奉行，恐怕自己剛剛獲得的機遇和來之不易的政治地位(催浩曾經被罷爲民，趕出朝野過)，很快就會隨著封建帝王擅變的性格再次失去。而且在他看來，能夠最終拯救勞苦大衆、脫離苦海的道教也將很難大行其道，曉喻百姓。于是他于公元424年，冒死向皇上上了一道疏，歌頌道教，贊揚寇謙之。書中曰：“臣聞聖王受命，則有大應，而《河圖》、《洛書》皆寄言于蟲獸之文，未若今日人神接對，手筆燦然，辭旨深妙，自古無比……今清德隱仙，不召自至，斯誠陛下---軒黃，應天之符也，豈可以世俗常談，而忽上天之命。”15經過催浩一番別有用心的曆史比照，和主觀肆意誇大的橫向聯系後，太武帝終于欣然領受，“乃使揭者奉玉帛牲牢，祭嵩嶽，迎致其余弟子在山中者，于是崇奉天師，顯揚新法，宣布天下，道業大行”。16遂在其統轄的廣大地區宣布道教在國家社會中的地位。
自此太武帝終其一生都沒有放棄過道教信仰，不但在全國範圍內“起天師道場、建靜輪天宮、設道壇、受符箓、備法駕、旗幟盡青”，17而且還于公元440年改國號爲太平真君，旗幟鮮明地的诏告天下百姓，我太武帝從今往後將以“真君禦世”決無疑慮，只差沒有把道教捧到國教的地位。而對佛教和當時的名流高僧則由原來的尊崇，一變開始漸漸疏遠。
本來對佛教的教義就“未存覽經教，深求緣報之意”18的太武帝，根本未曾認清佛教在曆史中的作用和現實中的重大意義。再經過寇謙之的一通蠱惑和煽動後，對佛教就更加不置輕信。尤其是當司徒催浩正式贏得太武帝的崇信之後，屢次向皇帝盡言曰：“釋教甚是虛誕，爲世費害，數加毀謗，帝頗信之。”19拓跋焘心中遂湧動著一股怨恨佛教的情緒。爲了能夠暢行無阻地在全國範圍內推行道教，太武帝首先需要做的工作，就是盡力掃平可能阻遏道教通行的一切障礙，特別是在社會上始終與道教處于平等地位的佛教，自然就成爲拓跋焘注意的對象。于是，到太平真君五年(公元444年)正月太武帝就下诏曰：“愚民無識，信惑妖邪……又沙門之徒，假西戎虛誕，生致妖孽，非所以壹齊政化，布淳德于天下也，自王公以下至于庶人，有私養沙門，師巫及金銀工巧之人在其家，皆遣詣官曹，不得容匿，限今年二月十五日，過期不出者，師巫、沙門身死、主人門誅，明相宣告，鹹使聞知。”20從這道诏的內容來看，到太平真君五年時，拓跋焘基本上已經把佛教與社會上泛濫成災，惑亂人心乃至生致妖孽的師巫、圖緯和谶記等等同視之，別無二致，而且在相當程度上把北魏時期之所以未能壹齊政化、淳德天下的過錯(原因)，部分歸屬于假西戎虛誕而流行中原內地、張大一軍的佛教身上。至此不難想象，盡管從文字而言，之所以會對私養沙門者處以極刑，這是作爲純一政化和廣宣文教的對立面來處理的。但客觀點看，也應該均與太武帝試圖利用道教教義和依靠一些標榜具有奇異功能的一些道士來達到富國強民“思闡洪基、恢隆萬世”21的目的，以及道教的信奉者司徒催浩煽風點火，排斥異己、屢盡讒言、數加毀謗是不無關系的。同時若從滅佛的綜合因素來進行考察，可以說此次的政府行動，毫無疑問的理當被視爲後來(公元446年)太武帝最終采取極端的大規模的滅佛策略的前奏，想來是毫不爲過的。
(叁)、佛教自身的窳敗
本來對于佛教早已失去信心曾多次批駁“後漢荒君，信惑邪僞，妄假睡夢，事胡妖鬼，以亂天常”22的太武帝，爲防止佛法大肆流行而抑製佛教迅猛發展、不許僧侶往來朝野、混迹塵俗、阡陌小巷遊走傳道的理由不夠充分之時，卻在公元446年率軍前往杏城(今陝西黃陵西南)意圖平定叛亂、途經古都長安，意外地發現讓太武帝切齒痛恨、統治階級十分敏感、出家僧侶力圖回避的導致拓跋焘最後下定決心全面毀滅佛教的關鍵根源。
公元445年，也就是太平真君六年盧水胡蓋吳在杏城揭竿而起。十月時陝、甘地區漢、盧水胡、屠各、氏、羌等族人民紛紛響應，《魏書·世祖紀》言到：“九月，盧水胡蓋吳聚衆反于杏城，冬十月戊子，長安鎮副將元纥率衆討之，爲吳所殺，吳黨遂盛”。23尤其是當蓋吳軍隊打過幾次勝仗以後，聲勢逐漸壯大起來並在短期內完成了攻克李閏堡，掠臨巴東，進逼長安的任務。這種星星之火可以遼原的陣勢，不但點燃了深受苦難民衆反對封建統治的希望之火，而且也迫使太武帝明確意識到，如果不迅速把這股反叛的勢力鎮壓下去，勢必對北魏政權構成極大地威脅。第二年(公元446年)太武帝在多次派遣將領率軍討伐均告失敗後，親自披挂上陣，戰前督軍，從北魏的政治中心平城來到長安，並大破蓋吳于杏城，吳棄馬遁走，慌忙逃竄，最後被判軍刺殺于途中。至此起義軍隊星散潰走不成氣候。戰爭結束以後，太武帝暫時留在古都長安而沒有及時返回平城。
長安自古以來就是兵家必爭之地，且曆代皇帝都建都于此，因此長安城內不但文化繁興、宗派延流、寺觀廟宇、鱗次栉比，而且文人學士多彙聚于此，僧侶道士也無遠不至。同時，由于北魏政府在農業上推行的是一套鼓勵民衆農耕、百姓課桑的政策，所以，凡是居住在長安城內的人民，大多都以農爲業，課桑爲主。而長安城中的部分僧人，在這種時代背景下，也毫不例外的需要勤于耕種來維持生計。因此寺觀廟宇中除了可以見到正常的殿堂之外，綠蔭如菌、郁郁蔥蔥的麥苗谷糍也點綴其間。這就爲北魏囤積在長安的大軍，提供了一個不可多得的牧馬場地。而太武帝閑暇無事于寺中觀馬時，發現寺中部分僧侶正在飲酒作樂，縱情歌舞。由是武帝很不高興，命其隨從官吏入室檢查，又發現寺中有大量的弓矢矛盾藏匿其中，聞報後武帝大怒，激憤而言：“此非沙門所用，當與蓋吳通謀，規害人耳。”24始命有關部門逮捕寺中一幹人等，盡皆誅殺，並封其廟産，命其有司，點錄入官，結果又從寺中搜出專門釀酒所用若幹器具及當地州郡、牧守、富商之人寄托于寺中財物、寶珠等數以萬計。同時寺中除了正規殿堂，禮佛場所之外，另有若幹密室，有貴室王女藏匿其間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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