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太武帝灭佛回顾与思考
编辑：常海
来源：闽南佛学
引 言
阿富汉境内(巴米扬地区)建于1500年以前，堪称为世界级的艺术珍品——巨型石雕佛像，随着阿富汉国家塔利班领导人奥马尔的一声令下，在几声由现代具有极强摧毁力的武器，构成的巨大爆炸声中，訇然倒塌，顿时变成了一堆废墟，标志着塔利班政府毁灭佛教的最终结果。虽然国际社会和有关机构出于不忍人类文化遗产、世界艺术瑰宝惨遭凌夷的考虑，曾经多次努力，但终究没能挽回阿富汉境内所有佛像被销毁的沉重厄运。这里我们姑且不论阿富汉实施灭佛的根本原因是什么，(针对这一问题阿富汉国家有阿富汉国家的解释，国际社会有国际社会的不同分析)因为据我们所了解，有关阿富汉国家实施灭佛行动的实际情况中，几乎没有涉及到佛教在阿富汉国家，对阿富汉人民造成任何消极影响，也就是说阿富汉国家无论是处于什么目的(社会政治、经济策略、宗教信仰)都与佛教自身的各种存在了无关系，纯属阿富汉国家中部分领导人自身存在的意识形态问题。可是不管怎样，阿富汉采取的这一让国际社会感到十分吃惊地灭佛行动，实际上确实已经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颇为广泛的影响，从而也引发了关于灭佛行为的各种讨论。
针对这一与佛教自身密切相关的重大问题，中国佛教界不但在其后的不长时间，积极地作出了较为谨慎地回应(2001年第三期中国佛教协会编的《法音》)而且各地佛教人士还自发地组织过有关人员进行多方面的探讨，但是我们觉得在诸多探讨之前，作一番必要的历史回顾，尤其是对中国历史上被称为“三武一宗”的法难过程作全面的回顾，就显得特别有现实意义。尽管我们不能绝对的承诺说，回顾过历史的某些片段之后，就一定会对佛教未来的发展大有裨益。但我们希望的是籍此因缘，只要能够激发教界对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某些尚有余悸的事件做一番深入细致地反思，也就实现了我们的最初愿望。基于此，我们在对中国佛教的历史进程进行检讨时，非常自然而且也是十分容易的梳理出中国佛教史上，被称为佛教传入中国后，第一次遭受到的与阿富汉灭佛行动若干相一致的沉重打击，以此为借鉴。
北魏太武帝灭佛原因分析
北魏是南北朝时期兴起于平城(治所山西大同)一带的鲜卑拓跋族部落，于公元386年建立起的一个相对独立的封建统治政权，占据今山西、河北、河南等黄河流域广大中北地区。北魏的第一个皇帝是历史上被称为“有高天下之志，兴复洪业，光扬祖宗者，必此主也”①的拓跋圭，自从道武帝正式建立统一的北魏政权以后，即治力于富国强民、拓展疆域的治国方针。尔后其长子拓跋词即位，继续推行由道武帝所制定的一系列的治国安帮政策，为北魏太武帝拓跋焘顺利承接皇位创造了多方面的有利条件。太武帝拓跋焘继承皇位的时间是在公元423年，由于有前面的二位先帝无论是在政治上、经济上、亦或是在文化上等多方面为太武帝拓跋焘最终统一黄河流域，奠定了无比丰厚的物质条件和相当深厚的思想基础。所以到公元423年的时候，太武帝拓跋焘利用北魏相对较为强大的军事力量，先后消灭了地方势力极强的匈奴夏赫连氏、北燕冯氏和卢水胡北粮沮渠氏，最终完成了北魏政权统治今河北、河南、陕西甘肃等地方的历史任务。同时又为北魏最后能够进军中原，占领更广阔的领域，积极地作着各个方面的充分准备。自从太武帝拓跋焘于公元423年继承帝位至公元452年被太监杀死，前后差不多二十八年的当政生涯中，太武帝拓跋焘在军事一直是纵横捭阖、驰骋沙场、征战异帮；在文化上则是采用融合贯通、三教(儒、释、道)并用的政策，力图在三种各自不同的文化传统相异的形态中，探讨出有益于巩固其封建统治，富国强民和迅速繁荣拓跋民族的文化、政治、军事等各方面的事业。
(一)、佛道与王道的冲突
根据有关的文献资料记载，太武帝拓跋焘在尚未继承帝位之前，曾经广泛地接纳过佛教方面的著名人士，并时常主动前往寺观庙宇礼敬沙门，奉事三宝，即使是正式登上政治舞台之后，也在一定的程度上和相当范围内推行过繁荣佛教、广修庙宇的有利政策。《魏书·释老志》中曰：“世祖初即位，亦遵太祖，太宗之业，每引高德沙门，与共谈论，于四月八日，舆诸佛像，行于广衢，帝亲御门楼，临观散花，以致礼敬”②。除了上述正史中较为忠实的记载了太武帝这一崇信佛教的铁的事实外，佛教内部的有关文献中在谈到北朝时期诸帝王与佛教的关系时，也提到过太武帝“回向一乘，归依三宝，复伽蓝之胜地，创招提之净宫，乃于邺城造宗正寺”。③既归依三宝又恢复重建寺庙的情况。可是耐人寻味的是，就是这么一位原本对佛教颇有好感，且相当程度上信奉佛法的北魏第三任皇帝，为什么会在他继承皇位二十几年以后，而不是在继承帝位以后的几年，乃至于十几年的时间后才一反常态，甚至有悖先前道武帝、明元帝明确支持佛教，并好黄老的文化传统，断然实施了彻底毁灭佛法的严酷政令？道武帝支持佛教的事实在《魏书·释老志》中有记载，如言：“太祖平中山，经燕、赵、所经郡国佛寺，见诸沙门、道士，皆致精敬，禁军旅无有所犯，帝好皇老，颇览佛经”。④而明元帝继位后也是“遵太祖之业，亦好黄老，又崇佛法，京邑四方，建立图像，仍令沙门敷导民俗”。
针对这一中国佛教史上首次出现的重大历史事件，隋唐以降的许多历史学家、佛教史家和佛教思想史家都在这一方面作出了许多有益的探讨，基本上厘清了武帝灭佛的原因、方法、过程以及结果的原始形态，但由于他们大都是把太武帝灭佛，当作一个纯粹的历史事件来进行研究，因而在横向的比较上展开的还是不够，从而使太武帝灭佛的整个事件的政治面貌，一直掩映于一片烟雨丛茏之中。但总的来说，我们也完全可以从近现代以来，长期从事佛教史研究和佛教文化探索工作者的有关著作，以及经过他们系统分析之后的结论中认识到，促成太武帝禁绝佛教的根本原因大致不出三点理由。下面我们将结合有关史书中的记载，首先探讨一下佛教发展到南北朝时，与统治阶级贯彻实施的政治纲领，无形中形成的矛盾，而诱发太武帝禁止佛教的生存的原因。
北魏事件的第一个原因是佛教自从西汉传入中国内地，一直到南北朝分裂时期，从时间上来说差不多将近有四五百年的时间，在这五百多年的历史发展中，虽然早期由于部分朝代的统治阶级和封建皇帝对佛教缺乏应有的了解，推行的是一套不许汉人出家，视为夷狄之教的相对比较封闭、自我保护的政策。可是随着时间的不断推移和历史合乎逻辑的发展，佛教的文化意义、实践内涵及其独特的思维模式，不但逐渐赢得了越来越多的封建统治阶级和文人士大夫的认同与揄扬，而且在更大的范围内得到了越加广泛的推广与弘通。尤其是到南北朝时，佛教不但在地域遍地开花“率土之滨莫不有寺、名山顶上何处无僧”而且在度化汉族信徒的数量上出现了惊人的数字。《魏书·释老志》说：“正光已后，天下多虞，王役尤甚，于是所在编民相与入道，假幕沙门，实避调役……自中国之有佛法，未之有也，略而计之，僧尼大众二百多万矣，其寺三万有余，流弊不归，一至于此”。⑤此外道宣律师撰写的《续高僧传》(卷二四总论)中有这么一组数字：“释侣阗帮，寺塔充国，二百多万众，纲猷上统之言，四十千寺，咸列释门之刹”。⑥而被称之为是真实记录北魏佛教状况的、相当可靠的杨玄之的《洛阳伽蓝记》中也有提到过，北魏境内实际的僧尼人数将二百万左右；同时唐法琳的《辩正论》、唐道世的《法苑珠林》中也有类似的说明。尽管近现代一些专门研究南北朝佛教历史的学者们，曾经对于上述资料中关于人数的记载，提出过不同的意见，以为北魏时期二百多万的僧尼数量并不可靠，可是由于他们始终拿不出足够的资料以资佐证，因此，历代以来也只能把他们的审慎怀疑，当作是历史上的一种不同声音存而不论。而上述史书中的有关说明，就被理所当然的公认为是北魏时期大致不错的统计。
如此庞大的僧尼队伍无论是对哪个朝代、哪个国家、亦或是哪个社会来说，都意味着在政治上、经济上或者是军事上，皆是一种不言自明的潜在威胁，即使是在当今拥有十二亿柒仟万人口的偌大中国，(确切地人口数量正在统计当中)如果在一个相对较小的省份，出现将近百万的民众竟相入道、削发为僧的情况，也是完全有可能会被视为一种政治的对立面，而严加审视的，就更不用说早在一千多年以前只占有少量土地、统治有限民众和始终处于风雨飘摇，随时灭亡的北魏政权了。因为北魏统治阶级和封建皇帝要想谋求国家的长治久安，以保证北魏政权在诸多权力角逐，相互倾扎和风云突变的政治斗争中屹立不倒，相沿不断，必须在各个方面加强自身建设。尤其是如果能够在短时期内，军事建设遥遥领先于其它乘势而起的氏族部落，则无疑是北魏拓跋氏族独占鳌头、称霸社会、统一华夏的一种保证。然而军事上的强盛决不只是单靠有无战争经验、武器装备是否精良以及领导作战人员才能高低来决定的，很大程度上却是需要有雄厚的经济基础作为后援，即常言所谓“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的朴素军事认知和足够的人民群众，尤其是年富力强、体格少壮、三十而立的青年积极响应军备需要，应征入伍壮大军威来支撑的。
太武帝既然是北魏政权的第三任继承者(虽然在他前面确有几位继任者，但由于他们大多都是掌握实权者的傀儡)，而且又经常征战沙场，扬威异帮，当然十分清楚这一简单的道理，无论是出于维护北魏政权的稳定也好，或是出于拓展疆域领土也好，亦或是最终完成统一中原也好，他都有理由必须严密防范民间各种组织的迅速膨胀和不同势力的异军突起。这其…
《北魏太武帝灭佛回顾与思考(常海)》全文未完，请进入下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