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太武帝滅佛回顧與思考
編輯：常海
來源：閩南佛學
引 言
阿富漢境內(巴米揚地區)建于1500年以前，堪稱爲世界級的藝術珍品——巨型石雕佛像，隨著阿富漢國家塔利班領導人奧馬爾的一聲令下，在幾聲由現代具有極強摧毀力的武器，構成的巨大爆炸聲中，訇然倒塌，頓時變成了一堆廢墟，標志著塔利班政府毀滅佛教的最終結果。雖然國際社會和有關機構出于不忍人類文化遺産、世界藝術瑰寶慘遭淩夷的考慮，曾經多次努力，但終究沒能挽回阿富漢境內所有佛像被銷毀的沈重厄運。這裏我們姑且不論阿富漢實施滅佛的根本原因是什麼，(針對這一問題阿富漢國家有阿富漢國家的解釋，國際社會有國際社會的不同分析)因爲據我們所了解，有關阿富漢國家實施滅佛行動的實際情況中，幾乎沒有涉及到佛教在阿富漢國家，對阿富漢人民造成任何消極影響，也就是說阿富漢國家無論是處于什麼目的(社會政治、經濟策略、宗教信仰)都與佛教自身的各種存在了無關系，純屬阿富漢國家中部分領導人自身存在的意識形態問題。可是不管怎樣，阿富漢采取的這一讓國際社會感到十分吃驚地滅佛行動，實際上確實已經在世界範圍內引起了頗爲廣泛的影響，從而也引發了關于滅佛行爲的各種討論。
針對這一與佛教自身密切相關的重大問題，中國佛教界不但在其後的不長時間，積極地作出了較爲謹慎地回應(2001年第叁期中國佛教協會編的《法音》)而且各地佛教人士還自發地組織過有關人員進行多方面的探討，但是我們覺得在諸多探討之前，作一番必要的曆史回顧，尤其是對中國曆史上被稱爲“叁武一宗”的法難過程作全面的回顧，就顯得特別有現實意義。盡管我們不能絕對的承諾說，回顧過曆史的某些片段之後，就一定會對佛教未來的發展大有裨益。但我們希望的是籍此因緣，只要能夠激發教界對曆史上曾經發生過的某些尚有余悸的事件做一番深入細致地反思，也就實現了我們的最初願望。基于此，我們在對中國佛教的曆史進程進行檢討時，非常自然而且也是十分容易的梳理出中國佛教史上，被稱爲佛教傳入中國後，第一次遭受到的與阿富漢滅佛行動若幹相一致的沈重打擊，以此爲借鑒。
北魏太武帝滅佛原因分析
北魏是南北朝時期興起于平城(治所山西大同)一帶的鮮卑拓跋族部落，于公元386年建立起的一個相對獨立的封建統治政權，占據今山西、河北、河南等黃河流域廣大中北地區。北魏的第一個皇帝是曆史上被稱爲“有高天下之志，興複洪業，光揚祖宗者，必此主也”①的拓跋圭，自從道武帝正式建立統一的北魏政權以後，即治力于富國強民、拓展疆域的治國方針。爾後其長子拓跋詞即位，繼續推行由道武帝所製定的一系列的治國安幫政策，爲北魏太武帝拓跋焘順利承接皇位創造了多方面的有利條件。太武帝拓跋焘繼承皇位的時間是在公元423年，由于有前面的二位先帝無論是在政治上、經濟上、亦或是在文化上等多方面爲太武帝拓跋焘最終統一黃河流域，奠定了無比豐厚的物質條件和相當深厚的思想基礎。所以到公元423年的時候，太武帝拓跋焘利用北魏相對較爲強大的軍事力量，先後消滅了地方勢力極強的匈奴夏赫連氏、北燕馮氏和盧水胡北糧沮渠氏，最終完成了北魏政權統治今河北、河南、陝西甘肅等地方的曆史任務。同時又爲北魏最後能夠進軍中原，占領更廣闊的領域，積極地作著各個方面的充分准備。自從太武帝拓跋焘于公元423年繼承帝位至公元452年被太監殺死，前後差不多二十八年的當政生涯中，太武帝拓跋焘在軍事一直是縱橫捭阖、馳騁沙場、征戰異幫；在文化上則是采用融合貫通、叁教(儒、釋、道)並用的政策，力圖在叁種各自不同的文化傳統相異的形態中，探討出有益于鞏固其封建統治，富國強民和迅速繁榮拓跋民族的文化、政治、軍事等各方面的事業。
(一)、佛道與王道的沖突
根據有關的文獻資料記載，太武帝拓跋焘在尚未繼承帝位之前，曾經廣泛地接納過佛教方面的著名人士，並時常主動前往寺觀廟宇禮敬沙門，奉事叁寶，即使是正式登上政治舞臺之後，也在一定的程度上和相當範圍內推行過繁榮佛教、廣修廟宇的有利政策。《魏書·釋老志》中曰：“世祖初即位，亦遵太祖，太宗之業，每引高德沙門，與共談論，于四月八日，輿諸佛像，行于廣衢，帝親禦門樓，臨觀散花，以致禮敬”②。除了上述正史中較爲忠實的記載了太武帝這一崇信佛教的鐵的事實外，佛教內部的有關文獻中在談到北朝時期諸帝王與佛教的關系時，也提到過太武帝“回向一乘，歸依叁寶，複伽藍之勝地，創招提之淨宮，乃于邺城造宗正寺”。③既歸依叁寶又恢複重建寺廟的情況。可是耐人尋味的是，就是這麼一位原本對佛教頗有好感，且相當程度上信奉佛法的北魏第叁任皇帝，爲什麼會在他繼承皇位二十幾年以後，而不是在繼承帝位以後的幾年，乃至于十幾年的時間後才一反常態，甚至有悖先前道武帝、明元帝明確支持佛教，並好黃老的文化傳統，斷然實施了徹底毀滅佛法的嚴酷政令？道武帝支持佛教的事實在《魏書·釋老志》中有記載，如言：“太祖平中山，經燕、趙、所經郡國佛寺，見諸沙門、道士，皆致精敬，禁軍旅無有所犯，帝好皇老，頗覽佛經”。④而明元帝繼位後也是“遵太祖之業，亦好黃老，又崇佛法，京邑四方，建立圖像，仍令沙門敷導民俗”。
針對這一中國佛教史上首次出現的重大曆史事件，隋唐以降的許多曆史學家、佛教史家和佛教思想史家都在這一方面作出了許多有益的探討，基本上厘清了武帝滅佛的原因、方法、過程以及結果的原始形態，但由于他們大都是把太武帝滅佛，當作一個純粹的曆史事件來進行研究，因而在橫向的比較上展開的還是不夠，從而使太武帝滅佛的整個事件的政治面貌，一直掩映于一片煙雨叢茏之中。但總的來說，我們也完全可以從近現代以來，長期從事佛教史研究和佛教文化探索工作者的有關著作，以及經過他們系統分析之後的結論中認識到，促成太武帝禁絕佛教的根本原因大致不出叁點理由。下面我們將結合有關史書中的記載，首先探討一下佛教發展到南北朝時，與統治階級貫徹實施的政治綱領，無形中形成的矛盾，而誘發太武帝禁止佛教的生存的原因。
北魏事件的第一個原因是佛教自從西漢傳入中國內地，一直到南北朝分裂時期，從時間上來說差不多將近有四五百年的時間，在這五百多年的曆史發展中，雖然早期由于部分朝代的統治階級和封建皇帝對佛教缺乏應有的了解，推行的是一套不許漢人出家，視爲夷狄之教的相對比較封閉、自我保護的政策。可是隨著時間的不斷推移和曆史合乎邏輯的發展，佛教的文化意義、實踐內涵及其獨特的思維模式，不但逐漸贏得了越來越多的封建統治階級和文人士大夫的認同與揄揚，而且在更大的範圍內得到了越加廣泛的推廣與弘通。尤其是到南北朝時，佛教不但在地域遍地開花“率土之濱莫不有寺、名山頂上何處無僧”而且在度化漢族信徒的數量上出現了驚人的數字。《魏書·釋老志》說：“正光已後，天下多虞，王役尤甚，于是所在編民相與入道，假幕沙門，實避調役……自中國之有佛法，未之有也，略而計之，僧尼大衆二百多萬矣，其寺叁萬有余，流弊不歸，一至于此”。⑤此外道宣律師撰寫的《續高僧傳》(卷二四總論)中有這麼一組數字：“釋侶阗幫，寺塔充國，二百多萬衆，綱猷上統之言，四十千寺，鹹列釋門之刹”。⑥而被稱之爲是真實記錄北魏佛教狀況的、相當可靠的楊玄之的《洛陽伽藍記》中也有提到過，北魏境內實際的僧尼人數將二百萬左右；同時唐法琳的《辯正論》、唐道世的《法苑珠林》中也有類似的說明。盡管近現代一些專門研究南北朝佛教曆史的學者們，曾經對于上述資料中關于人數的記載，提出過不同的意見，以爲北魏時期二百多萬的僧尼數量並不可靠，可是由于他們始終拿不出足夠的資料以資佐證，因此，曆代以來也只能把他們的審慎懷疑，當作是曆史上的一種不同聲音存而不論。而上述史書中的有關說明，就被理所當然的公認爲是北魏時期大致不錯的統計。
如此龐大的僧尼隊伍無論是對哪個朝代、哪個國家、亦或是哪個社會來說，都意味著在政治上、經濟上或者是軍事上，皆是一種不言自明的潛在威脅，即使是在當今擁有十二億柒仟萬人口的偌大中國，(確切地人口數量正在統計當中)如果在一個相對較小的省份，出現將近百萬的民衆竟相入道、削發爲僧的情況，也是完全有可能會被視爲一種政治的對立面，而嚴加審視的，就更不用說早在一千多年以前只占有少量土地、統治有限民衆和始終處于風雨飄搖，隨時滅亡的北魏政權了。因爲北魏統治階級和封建皇帝要想謀求國家的長治久安，以保證北魏政權在諸多權力角逐，相互傾紮和風雲突變的政治鬥爭中屹立不倒，相沿不斷，必須在各個方面加強自身建設。尤其是如果能夠在短時期內，軍事建設遙遙領先于其它乘勢而起的氏族部落，則無疑是北魏拓跋氏族獨占鳌頭、稱霸社會、統一華夏的一種保證。然而軍事上的強盛決不只是單靠有無戰爭經驗、武器裝備是否精良以及領導作戰人員才能高低來決定的，很大程度上卻是需要有雄厚的經濟基礎作爲後援，即常言所謂“兵馬未動，糧草先行”的樸素軍事認知和足夠的人民群衆，尤其是年富力強、體格少壯、叁十而立的青年積極響應軍備需要，應征入伍壯大軍威來支撐的。
太武帝既然是北魏政權的第叁任繼承者(雖然在他前面確有幾位繼任者，但由于他們大多都是掌握實權者的傀儡)，而且又經常征戰沙場，揚威異幫，當然十分清楚這一簡單的道理，無論是出于維護北魏政權的穩定也好，或是出于拓展疆域領土也好，亦或是最終完成統一中原也好，他都有理由必須嚴密防範民間各種組織的迅速膨脹和不同勢力的異軍突起。這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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