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此可知，兩晉之際，北方南渡的士人，由于不習當地水土而患“腳弱”之疾即腳氣病。是時有支法存、仰道人鑽研此疾治法，偏善斯術，以致東晉上層人士均賴此二公而獲全濟。宋、齊之間的釋門深師繼續研習並總結二公之術，並師從醫僧道洪，撰集有關有諸家舊方達叁十卷之巨，時人義爲《僧深方》一書中。可惜此書亦佚。其“精要之方被孫思邈《備千金要方》卷第七和王焘《外臺秘要》卷第十八、十九所收錄。日本名醫丹波康賴撰于公元984年的《醫心方》引述《僧深方》共140多處，散見于卷一、卷叁至卷八、卷二十至卷二十六、卷二十九等各卷中，內容不限于治療腳弱，還涉及其他疾病的防治，幾乎涵蓋臨床內外婦兒各科。治療腳弱之方，多用富含維生素乙的藥物，科學價值較高。直到當今，腳氣病仍爲江南水網地區的常見病和多發病。雖然此病的治法較之兩晉之際，已科學有效得多，但幾位醫僧的創始之功，是不可抹殺的。
(二)“解散”之方。
魏晉南朝之時，在士大夫和知識分子中興起服食五散之風。始作誦者乃爲何晏、王弼等“名士”，以後逐漸蔓延，直到隋唐才止息。據孫思邈《備急千金要方》卷二十四《解五石毒》所言：適當服石，有益人體。“人不服石，庶事不佳”，易患“惡瘡、疥癬”等疾患。“石在身中，萬事休泰”。大約這是服石之風所以興起的醫學根據。但石爲“大大猛毒，不可不慎也”，“多則殺人，甚于鸩毒”。故服石的禁忌很嚴。不僅五石的質、量大有講究，而且服石後還要及時、適當地解救散發之症。稍一不慎，非但無益，而且有大害。西晉著名針灸學家皇甫谧年輕時仿效名士服石，導致耳聾、肢痺，幾至喪生。既有服石之症及其後遺之患，就要求醫家有解救之術。此時有幾位醫僧對服石散發之證進行深入研究，探尋解救之方，並寫成專著。影響較大者有：釋道洪的《解寒石散對治法》一卷，釋智斌的《解寒石散方》二卷，釋慧義的《寒石解雜論》七卷，等。這些著作因其研究的對象早已不複存在而失去其現實意義，但在魏晉至隋唐的幾百年裏，確起實起過救死扶傷的重要作用。醫僧的這一曆史功績也是不應遺忘的。
(叁)正骨療傷。
漢末至隋唐之際，戰爭頻仍，習武之風遍及社會各個階層，僧人亦不例外。著名的嵩山少林寺，僧人更以武術相授受。既習武，難免受傷，骨折現象不時發生，這就要求醫家能夠正骨療傷。有的醫僧熱衷于此項研究，整理前人遺産，發明創造新的療法，並撰寫專著。其中最著名的當屬《仙授理傷續斷秘方》，此書一卷，現存。其無名氏之序稱：
“唐會昌(公元841——846年)間，有一頭陀，結草庵子(于)宜春之鍾村，貌甚古，年百四五十歲。買數畝(田)墾畲種粟以自給。村氓(民)有彭叟者，常往來其廬，顔情甚稔，助之耕。一日彭之子升木(樹)伐條，誤墜于地，折頸挫肱，呻吟不絕。彭訴于道人，道人請視之，命買數品藥，親製以餌。俄而痛定，數日已如平時。始知道人能醫，求者益衆。道人亦厭之。乃取方授彭，使自製以應求者，且誓之以無苟取，毋輕售，毋傳非人。由是言治損者，宗彭氏。彭叟之初識道叁十許，今老矣。然風采無異。前時問其姓名，曰長安人也。始道人不通人事，人亦少至。……後江西視察使行部至袁州，……得道人姓氏，遂遣人同彭叟到其廬邀之，至則行矣。惟瓢存焉。……有書數篇，所授者特其最後一卷雲。”
此序所說的結廬于江西宜春之鍾村的“頭陀”，實因唐武宗會昌滅佛時，被迫從長安逃出，隱居于此。所以他少與人交通。聞官將至，即不辭而行。他以自己的醫術救死扶傷，但又怕暴露身份。故授方于彭叟，以避免抛頭露面。從其所授的醫方來看，確有獨創性，被當代醫史家稱爲“我國現存的最早傷科專書，確實體現了我國唐代傷科已具有的較高水平”。該書根據臨床實際，總結出《醫沼整理補接次第口訣》：“一煎洗；二相度損處；叁拔伸；四或用力收入骨；五捺正；六用黑龍散通；七用風流散填瘡；八夾縛；九服藥；十再洗；十一用黑龍散通；十二或用風流散填瘡；十叁再縛；十四仍用前服藥治之。”這一治療程序，操作性極強，具有指導意義。該書記述了腦骨傷碎、肩甲骨出以用多種脫臼等的治療方法，內容十分豐富，至今仍有借鑒作用。此書之外，少林寺的治療骨傷術也十分有名，俨然自成體系。其特點是：以經絡穴位爲診斷依據，重視手法複位和點穴療法及功能鍛煉，並以接骨爲主。顯然是爲武術家正骨療傷服務的。其中的大部分內容當爲醫僧的發明創新，至今仍有廣泛的影響。
(四)瘴病防治。
瘴病上嶺南一帶的地方病。相傳有所謂“瘴氣”害人，不僅處地之人到此易受侵襲，即使當地居民也難以避免。其實，乃因此地氣候水土所致。嶺南屬熱帶，氣候炎熱，又瀕臨南海，土地潮濕，與中原大異，使人易患病。宋元間，有醫僧繼洪，憫此方蒼生之多艱，乃深入考察和探究瘴病的發生機製、規律用其防治方法，著成《嶺南衛生方》一書。此書共四卷，現存。其無名氏之序曰：
“嘗讀沈氏《良方·序》，謂治病有五難。……比到嶺南，見外方至者，病不虛曰，雖居民鮮有不病者。因思嶺以外號炎方，又瀕海，氣常燠而地多濕，與中州異。……每思有以濟之，而未得其術。一日獲《嶺南衛生方》讀之，曰：“此仁人之用心也。雖其外方投劑，在臨證審的之，然其論瘴病始末，誠有以握其要領矣。……讀是編者，誠知嶺外受病之由，與所以服藥之宜，而又能參以老少肥瘠貴賤之別及居養性狀，好惡、憂喜、勞逸之殊，庶幾順其宜，違其所不宜，握陰陽升降之機，而不敢爲山川風氣所侵，以各全其天年雲。”
此序的作者是儒醫，故將是書之作歸于“仁人之用心”。從儒醫的立場上看，此書的成就也是十分可觀的。其中多發前人所未發。瘴說、治瘴用藥七說、治瘴續說、蛇虺螯 諸方、集驗治蠱毒諸方等，均爲自撰，對于該地常見病瘴症的證治，論述尤詳。作爲防治地方病的專著，此書的價值是相當高的。
豐富多彩的理論著述
上述“腳弱”療法、“解散”之方、正骨療傷、瘴病防治四個方面，是醫僧在防治疑難奇症方面的獨特貢獻。不僅如此，曆史上的醫僧在中醫藥學的基本理論的臨床內、外、婦、兒各科用針灸、推拿、氣功、方藥等治療手段諸方面，均有較大的成就。他們在臨證治病的同時，總結經驗教訓，提升心得體會，撰成不少專著。有的雖然亡佚，但其主要內容被後人大致繼承下來；有的流傳至今，仍然發揮理論和實踐上的指導、借鑒作用。下面選取數種醫僧著作，略作評介。
氣功專著。
氣功作爲養性健體、祛病延年的手段和方法，由來已久。現今的人們多把氣功完全歸諸道家、道教的創造，殊不知它亦與佛教有關。所謂“止觀雙修”或“定慧雙修”的禅法，就包括氣功修煉。著名的南天竺僧人菩提達摩來華後在嵩山少林寺所傳之禅法，就是佛門氣功。北朝最著名的佛門氣功師是昙鸾。據《續高僧傳》卷七，昙鸾“調心練氣，對病識緣，名滿魏(北魏)都，用爲方軌。因出《調氣論》……又撰《安樂集》兩卷等，廣流于世”。昙鸾的《調氣論》無疑是佛門氣功專著。《舊唐書·經籍志》錄有《論氣方》叁卷，顯然是《調氣論》的異名。此書當時影響大，可惜後來亡佚，其具體內容不得而知。此外，據《隋唐·經籍志》，昙鸾學著有《療百病散》叁卷、《療百病雜丸方》叁卷等書。這些著作後世雖佚，但作者昙鸾在醫學史特別是氣功發展史上，應占有一定的地位。
昙鸾之後，佛門最著名的氣功理論家，是活動于陳、隋之際的天臺宗實際創始人智顗他綜合南義、北禅，主張止觀雙修、並對止觀過程進行理論和實踐探索，撰有《摩诃止觀》、《修習止觀坐禅法要》(又稱《童蒙止觀》、《小止觀》)、《六妙法門》等專著，其中包含比較豐富的具有醫學意義的氣功內容。
《摩诃止觀》共十卷，文繁義富，一般人難于理解和實行。智顗又撰寫一本簡明扼要之書即《童蒙止觀》或曰《小止觀》，實爲前書的節要、普用及本。此書亦有十章，對《摩诃止觀》的“十意”均有論述，文字比較通俗、流暢，初入佛門者乃至一般世人皆能理解。其中的《調和》第四和《治病》第九兩章，最具有醫學氣功的意義。《調和》提倡“善調五事”，即“調食”、“調睡眠”、“調身”、“調息”、“調心”，特別強調後叁調的不可分割：“此叁事的無前後，隨不調處而調適之，令一坐之中身、息用心叁事調適，無相乖違，和融不二，此則能除宿患，妨障不生，定道可剋。”此乃經驗之談，具有合理性。《治病章》認爲：“應當善識病源，善知坐中內心治病方法”。“治病之法乃有多途，舉要言之，不出止觀二種方便。”所謂“用止治病”，就是“安心止于病處，即能治病。”特別要止于“臍下一寸，名憂陀那(梵文udana)，此雲丹田，若能止心守此不散，經久即多有所治”；還要“常止于足下，莫問行住坐臥，即能治病”。此與道家的養生方法，具有異曲同工之妙。所謂“用觀治病”，就是“但觀心想”，用“一吹、二呼、叁嘻、四呵、五噓、六呬”這六種氣治病，或“善用觀想運作十二種息”治病，或“善用假想觀”，“如人患冷，想心中火起，即能治冷病”。可見，用止觀治病，即以意念、精神調節身心。若運用得當，無疑有助于防病愈疾。
《六妙法門》也是智顗一部重要的論述禅定的專著。所謂“六妙門”即指數、隨、止、觀、還、淨六種修習方法。情況不同，六種方法的運用也有區別，故有“十意”。其中與氣功有關的內容亦較多，諸如“調和氣息，不澀不滑”，“調心隨息，明照出入”等。
智顗的止觀專著，對後世僧、俗影響較大，唐宋注者甚多。如《止觀義例》、《摩诃止觀科義》、《刪定止觀》、《摩诃止觀義照》等。這些注釋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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