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此可知，两晋之际，北方南渡的士人，由于不习当地水土而患“脚弱”之疾即脚气病。是时有支法存、仰道人钻研此疾治法，偏善斯术，以致东晋上层人士均赖此二公而获全济。宋、齐之间的释门深师继续研习并总结二公之术，并师从医僧道洪，撰集有关有诸家旧方达三十卷之巨，时人义为《僧深方》一书中。可惜此书亦佚。其“精要之方被孙思邈《备千金要方》卷第七和王焘《外台秘要》卷第十八、十九所收录。日本名医丹波康赖撰于公元984年的《医心方》引述《僧深方》共140多处，散见于卷一、卷三至卷八、卷二十至卷二十六、卷二十九等各卷中，内容不限于治疗脚弱，还涉及其他疾病的防治，几乎涵盖临床内外妇儿各科。治疗脚弱之方，多用富含维生素乙的药物，科学价值较高。直到当今，脚气病仍为江南水网地区的常见病和多发病。虽然此病的治法较之两晋之际，已科学有效得多，但几位医僧的创始之功，是不可抹杀的。
(二)“解散”之方。
魏晋南朝之时，在士大夫和知识分子中兴起服食五散之风。始作诵者乃为何晏、王弼等“名士”，以后逐渐蔓延，直到隋唐才止息。据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卷二十四《解五石毒》所言：适当服石，有益人体。“人不服石，庶事不佳”，易患“恶疮、疥癣”等疾患。“石在身中，万事休泰”。大约这是服石之风所以兴起的医学根据。但石为“大大猛毒，不可不慎也”，“多则杀人，甚于鸩毒”。故服石的禁忌很严。不仅五石的质、量大有讲究，而且服石后还要及时、适当地解救散发之症。稍一不慎，非但无益，而且有大害。西晋著名针灸学家皇甫谧年轻时仿效名士服石，导致耳聋、肢痺，几至丧生。既有服石之症及其后遗之患，就要求医家有解救之术。此时有几位医僧对服石散发之证进行深入研究，探寻解救之方，并写成专著。影响较大者有：释道洪的《解寒石散对治法》一卷，释智斌的《解寒石散方》二卷，释慧义的《寒石解杂论》七卷，等。这些著作因其研究的对象早已不复存在而失去其现实意义，但在魏晋至隋唐的几百年里，确起实起过救死扶伤的重要作用。医僧的这一历史功绩也是不应遗忘的。
(三)正骨疗伤。
汉末至隋唐之际，战争频仍，习武之风遍及社会各个阶层，僧人亦不例外。著名的嵩山少林寺，僧人更以武术相授受。既习武，难免受伤，骨折现象不时发生，这就要求医家能够正骨疗伤。有的医僧热衷于此项研究，整理前人遗产，发明创造新的疗法，并撰写专著。其中最著名的当属《仙授理伤续断秘方》，此书一卷，现存。其无名氏之序称：
“唐会昌(公元841——846年)间，有一头陀，结草庵子(于)宜春之钟村，貌甚古，年百四五十岁。买数亩(田)垦畲种粟以自给。村氓(民)有彭叟者，常往来其庐，颜情甚稔，助之耕。一日彭之子升木(树)伐条，误坠于地，折颈挫肱，呻吟不绝。彭诉于道人，道人请视之，命买数品药，亲制以饵。俄而痛定，数日已如平时。始知道人能医，求者益众。道人亦厌之。乃取方授彭，使自制以应求者，且誓之以无苟取，毋轻售，毋传非人。由是言治损者，宗彭氏。彭叟之初识道三十许，今老矣。然风采无异。前时问其姓名，曰长安人也。始道人不通人事，人亦少至。……后江西视察使行部至袁州，……得道人姓氏，遂遣人同彭叟到其庐邀之，至则行矣。惟瓢存焉。……有书数篇，所授者特其最后一卷云。”
此序所说的结庐于江西宜春之钟村的“头陀”，实因唐武宗会昌灭佛时，被迫从长安逃出，隐居于此。所以他少与人交通。闻官将至，即不辞而行。他以自己的医术救死扶伤，但又怕暴露身份。故授方于彭叟，以避免抛头露面。从其所授的医方来看，确有独创性，被当代医史家称为“我国现存的最早伤科专书，确实体现了我国唐代伤科已具有的较高水平”。该书根据临床实际，总结出《医沼整理补接次第口诀》：“一煎洗；二相度损处；三拔伸；四或用力收入骨；五捺正；六用黑龙散通；七用风流散填疮；八夹缚；九服药；十再洗；十一用黑龙散通；十二或用风流散填疮；十三再缚；十四仍用前服药治之。”这一治疗程序，操作性极强，具有指导意义。该书记述了脑骨伤碎、肩甲骨出以用多种脱臼等的治疗方法，内容十分丰富，至今仍有借鉴作用。此书之外，少林寺的治疗骨伤术也十分有名，俨然自成体系。其特点是：以经络穴位为诊断依据，重视手法复位和点穴疗法及功能锻炼，并以接骨为主。显然是为武术家正骨疗伤服务的。其中的大部分内容当为医僧的发明创新，至今仍有广泛的影响。
(四)瘴病防治。
瘴病上岭南一带的地方病。相传有所谓“瘴气”害人，不仅处地之人到此易受侵袭，即使当地居民也难以避免。其实，乃因此地气候水土所致。岭南属热带，气候炎热，又濒临南海，土地潮湿，与中原大异，使人易患病。宋元间，有医僧继洪，悯此方苍生之多艰，乃深入考察和探究瘴病的发生机制、规律用其防治方法，著成《岭南卫生方》一书。此书共四卷，现存。其无名氏之序曰：
“尝读沈氏《良方·序》，谓治病有五难。……比到岭南，见外方至者，病不虚曰，虽居民鲜有不病者。因思岭以外号炎方，又濒海，气常燠而地多湿，与中州异。……每思有以济之，而未得其术。一日获《岭南卫生方》读之，曰：“此仁人之用心也。虽其外方投剂，在临证审的之，然其论瘴病始末，诚有以握其要领矣。……读是编者，诚知岭外受病之由，与所以服药之宜，而又能参以老少肥瘠贵贱之别及居养性状，好恶、忧喜、劳逸之殊，庶几顺其宜，违其所不宜，握阴阳升降之机，而不敢为山川风气所侵，以各全其天年云。”
此序的作者是儒医，故将是书之作归于“仁人之用心”。从儒医的立场上看，此书的成就也是十分可观的。其中多发前人所未发。瘴说、治瘴用药七说、治瘴续说、蛇虺螯 诸方、集验治蛊毒诸方等，均为自撰，对于该地常见病瘴症的证治，论述尤详。作为防治地方病的专著，此书的价值是相当高的。
丰富多彩的理论著述
上述“脚弱”疗法、“解散”之方、正骨疗伤、瘴病防治四个方面，是医僧在防治疑难奇症方面的独特贡献。不仅如此，历史上的医僧在中医药学的基本理论的临床内、外、妇、儿各科用针灸、推拿、气功、方药等治疗手段诸方面，均有较大的成就。他们在临证治病的同时，总结经验教训，提升心得体会，撰成不少专著。有的虽然亡佚，但其主要内容被后人大致继承下来；有的流传至今，仍然发挥理论和实践上的指导、借鉴作用。下面选取数种医僧著作，略作评介。
气功专著。
气功作为养性健体、祛病延年的手段和方法，由来已久。现今的人们多把气功完全归诸道家、道教的创造，殊不知它亦与佛教有关。所谓“止观双修”或“定慧双修”的禅法，就包括气功修炼。著名的南天竺僧人菩提达摩来华后在嵩山少林寺所传之禅法，就是佛门气功。北朝最著名的佛门气功师是昙鸾。据《续高僧传》卷七，昙鸾“调心练气，对病识缘，名满魏(北魏)都，用为方轨。因出《调气论》……又撰《安乐集》两卷等，广流于世”。昙鸾的《调气论》无疑是佛门气功专著。《旧唐书·经籍志》录有《论气方》三卷，显然是《调气论》的异名。此书当时影响大，可惜后来亡佚，其具体内容不得而知。此外，据《隋唐·经籍志》，昙鸾学著有《疗百病散》三卷、《疗百病杂丸方》三卷等书。这些著作后世虽佚，但作者昙鸾在医学史特别是气功发展史上，应占有一定的地位。
昙鸾之后，佛门最著名的气功理论家，是活动于陈、隋之际的天台宗实际创始人智顗他综合南义、北禅，主张止观双修、并对止观过程进行理论和实践探索，撰有《摩诃止观》、《修习止观坐禅法要》(又称《童蒙止观》、《小止观》)、《六妙法门》等专著，其中包含比较丰富的具有医学意义的气功内容。
《摩诃止观》共十卷，文繁义富，一般人难于理解和实行。智顗又撰写一本简明扼要之书即《童蒙止观》或曰《小止观》，实为前书的节要、普用及本。此书亦有十章，对《摩诃止观》的“十意”均有论述，文字比较通俗、流畅，初入佛门者乃至一般世人皆能理解。其中的《调和》第四和《治病》第九两章，最具有医学气功的意义。《调和》提倡“善调五事”，即“调食”、“调睡眠”、“调身”、“调息”、“调心”，特别强调后三调的不可分割：“此三事的无前后，随不调处而调适之，令一坐之中身、息用心三事调适，无相乖违，和融不二，此则能除宿患，妨障不生，定道可剋。”此乃经验之谈，具有合理性。《治病章》认为：“应当善识病源，善知坐中内心治病方法”。“治病之法乃有多途，举要言之，不出止观二种方便。”所谓“用止治病”，就是“安心止于病处，即能治病。”特别要止于“脐下一寸，名忧陀那(梵文udana)，此云丹田，若能止心守此不散，经久即多有所治”；还要“常止于足下，莫问行住坐卧，即能治病”。此与道家的养生方法，具有异曲同工之妙。所谓“用观治病”，就是“但观心想”，用“一吹、二呼、三嘻、四呵、五嘘、六呬”这六种气治病，或“善用观想运作十二种息”治病，或“善用假想观”，“如人患冷，想心中火起，即能治冷病”。可见，用止观治病，即以意念、精神调节身心。若运用得当，无疑有助于防病愈疾。
《六妙法门》也是智顗一部重要的论述禅定的专著。所谓“六妙门”即指数、随、止、观、还、净六种修习方法。情况不同，六种方法的运用也有区别，故有“十意”。其中与气功有关的内容亦较多，诸如“调和气息，不涩不滑”，“调心随息，明照出入”等。
智顗的止观专著，对后世僧、俗影响较大，唐宋注者甚多。如《止观义例》、《摩诃止观科义》、《删定止观》、《摩诃止观义照》等。这些注释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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