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本文上一頁爲風尚。１９２２年，先後剃度門徒宏揚、宏西、宏識、宏船、宏宣、宏念、宏圓、宏聰等。１９２３年，依大師爲度師歸入佛門爲在家佛弟子的有數以千計，還有清修女(閩南俗稱菜姑、齋姑、素姑)百余人。大師德望日高，聲譽遠播至菲律賓岷尼拉、緬甸仰光、印尼棉蘭及星洲和臺灣等地。同年秋季、協助轉道、圓瑛和轉物叁位老和尚重興泉州古刹開元寺。
１９２４年，大師時年５１歲。適當時廈門南普陀寺住持轉逢和尚，將其師徒傳承世襲製的寺宇，改作十方選賢民主管理的道場。會泉大師深孚衆望，被推選爲該寺第一任方丈。
大師上任南普陀寺方丈後，即大顯身手。除了改建天王殿、新建功德樓和修築放生池外，還引進了江南名刹的叢林修持方法。冬天則舉行禅七而自行主持其事。例如講開示，催跑香、大聲唱、吃放參、打靜坐、飲姜茶等，有聲有色。夏天則舉辦講經法會，在其座下參學的有不少精英，如福州之竹山、竹如，臺灣之真常、妙吉，晉江之廣箴、廣心等法師，皆曾在其座下學習佛法。大師講經時聲音宏亮，口若懸河，滔滔不絕，深入淺出，引喻闡理，妙趣橫生，諄諄善誘，使聽衆聆法忘倦，耳聞心悟，再加其法相莊嚴，和藹可親的風度，確實令人五體投地。故聽經聞法的信衆日多，使寺務蒸蒸日上，爲南普陀寺開創了新局面，使之成爲海內外名刹。大師還于１９２５年于寺中創辦閩南佛學院，這在下面“辦僧教育”項下將詳爲交代，此處從略。
另外，還有值得一提的是：１９２４年，大師入主南普陀寺時，曾協助圓瑛法師與轉道和尚等創立泉州開元寺慈兒院，收容無依的孤兒。
１９２７年，大師擔任南普陀寺首屆方丈叁年任期滿後，推薦太虛大師繼任住持兼閩院院長。
１９２９年夏，大師赴南安石井慧月精舍宣講《大乘起信論》。並著作《大乘起信論科注》一卷傳世。１９３１年，應泉州承天寺住持轉塵和尚之請，在寺中宣講《楞嚴經》聽衆百余人。廣義法師等于其時從大師學習佛法。同年十月十七日，泉州開元寺轉道和尚傳戒，大師應聘爲教授阿阇黎，因轉道和尚法體欠安，故請大師爲代說戒阿阇黎，受戒弟子一千多人。盛況空前。１９３２年，大師囑妙釋寺住持善契法師于寺中每星期日開辦念佛法會，參加法會的有一千多人，大師每期往領衆念佛與講開示，法緣殊勝。以上所述，是大師外出參學回來後在閩南傳教的概況。此外，大師還于１９２７年冬與常惺赴福州弘法。海軍上將薩鎮冰題寫“大覺世間”匾額，以贈大師。
四、辦僧教育 培養人才
大師創辦佛教教育(簡稱僧教育)事業，得從其在泉州入主承天寺啓談起。１９１７年，大師鑒于泉州佛教徒(含僧俗佛弟子)佛學素質偏低。有必要首先普及一般佛教常識，然後再提高其水平。爲此，大師于承天寺中創辦“優昙初級學林”，僧俗兼收。有學員４０多人參加學習。此爲大師創辦僧教育，以培養從才之肇始。然而大師創辦僧教育事業，並取得偉大的成就，則是在其入主南普陀寺後創爲閩南佛學陀。現就大師創爲閩南佛學院的概況分述于下：
大師于１９２４年住持南普陀時，還認識到創爲僧教育是振興佛教唯一爲法，因此，他于１９２５年與轉逢和尚創爲了閩院，自已兼任院長。並聘請當時佛教名教育家常惺法師爲副院長，主持教務。佛學課除常惺法師擔任外，尚有數位名法師擔任“經”、“律”課程。哲學與文學，均聘請廈門大學教授擔任，教師陣容壯大，學僧濟濟一常。有時還邀請學術界之知名人士作學術專題演講，以充實學員知識，俾其學成之後，在弘法中得有多方資料可引用，以輔助佛法之推進。大師有暇亦爲佛學院兼授經論課程，開示法要，寺務與院務，兩相兼顧。南普陀寺自創爲佛學陀之後，國內外四方納子，莫不聞名而來求學，聲譽日隆，各方善信檀越爭相擁護，其所造就人才，幾乎遍布海內外，使南普院寺成爲閩南佛教中心，備受海內外佛教界的贊歎。
值得一提的是大師具有高瞻遠矚的銳利眼光，他認爲要爲好佛學院，必須依靠具有佛學造詣高深及戒律精嚴的大德，才能培養出勝任荷擔如來家業的僧才。因此，大師不以已德爲恃，而是虛懷若谷，廣羅佛門教育界精英，主持閩院教務。例如：初辦閩院時，即首聘全國佛教名教育家常惺法師來閩院任副院長兼專修科主講，前後二年，講授了《攝大乘論》、《辯中邊論》、《因明入正理論》、《成唯識論》等。由于常惺法師精心爲理教務。閩院規模宏大，足與當時的武昌佛學院相媲美，成爲國內佛教兩大學府。
會泉大師在南普陀寺擔任首屆方丈任期叁年滿後。于１９２７年決意讓賢，推薦太虛大師爲繼任住持，自己即效東林遺風退隱虎溪岩寺。其間曾助常惺法師在漳州創爲“南山佛化小學”，僧俗兼收，委覺法師主持校務，瑞今、廣徵爲監院。
１９３２年，大師于虎溪岩寺設立楞嚴學會，從學者四十多人。當時有位世時居士聞法歡喜，發心皈依，並捐助數千元銀圓修葺萬石蓮寺，大師派監院宏聰修整寺之雨華堂(即現今的念佛堂)１９３３年，大師時年６０歲，于萬石蓮寺開辦“萬石佛學研究社”，參加學習的有閩南、臺灣及潮州、汕頭等地的僧尼計６０多人。１９３４年，大師于佛學研究社講授《楞嚴經》、《金剛經》、《普門品》、《阿彌陀經》、《大乘起信論》和《百法明門論》及唯識學等經論，以《楞嚴經》爲主要科目。而在大師教授下成爲佛門龍象者不乏其人，如後來赴南弘法的常凱和廣義等名僧，皆爲當時大師座下聽經聞法的學員。
五、赴臺講經 傳授儀軌
大師雖生長于大陸而大部分時間弘化于閩南與南洋。但大師亦曾鑒于臺灣伽僧佛學水平落後，佛法衰微不振。故不辭勞苦，逢民國元年至民國二十叁年(１９１２—１９３４)，曾先後七次應臺灣佛教界人士的邀請，赴臺灣基隆、高雄和臺南等地開展弘法活動，其間或宣講經論，或爲僧尼教授佛教儀軌，或舉爲水陸法會，或傳授在家二衆戒法。爲便于說明問題，現將大師曆次赴臺弘法經過情況歸納概述于下：
(一)民國元年(１９１２)冬，大師應臺灣基隆月眉靈泉寺開山祖師善慧老和尚的邀請，首次赴臺灣弘法。大師在善慧和尚舉爲的佛教研習會上宣講《般若波羅密多心經》、《金剛經》聽衆多是當時文化第一流的人物，也有清末的秀才和舉人。因此，大師多利用儒教的道理來诠釋佛教的教理。且所用的課本是無垢了的注本。注解內容也是博引中國古代的學術。所以極受聽衆的歡迎。隨大師赴臺灣的還有其師弟會機法師。
(二)民國九年(１９２０)農曆叁月間，臺灣高雄縣大崗山龍湖庵住持永定法師親至福建泉州承天寺迎請大師赴臺灣弘法。大師率侍者宏亮(原文爲宏隆，又注稱宏良，但打個問號？經考證改爲宏亮。因隆、良、亮叁字的閩南言皆諧音——本文折者注)在永定法師的陪同下第二次赴臺灣，駐錫龍湖庵宣講《金剛經》，之後，移錫超峰寺講解儒書《大學》聽衆都有一百多人。
(叁)大約是民國十一、二年(１９２２、１９２３)之間，大師第叁次赴臺灣仍駐錫龍湖庵，宣講唯識學、《心經》、《地藏經》，聽衆比前次更多，此次隨大師赴臺灣的還有會機法師。
(四)民國十七年(１９２８)，大師第四次赴臺灣傳教，初駐錫臺南關仔嶺大仙寺宣講經論，後移錫龍湖庵宣講《金剛經》、《地藏經》、《彌陀經》、《大乘起信論》等經論。此次因時間較長，聽衆除了本山住衆外，四方聞訊前往聽講的甚多，可稱法緣鼎盛。
(五)民國二十二年(１９３３)二、叁月間，大師率其高足宏船法師第五次赴臺灣高雄傳教，駐錫大崗山超峰寺講解《大乘起信論》、《金剛經》。並爲寺中住衆教授舉爲做水陸法會、拜萬佛常識及念佛儀規等待。
(六)民國二十二年(１９３３)農曆十月間，大師第六次赴臺灣弘法，駐錫龍湖庵宣講《地藏經》，並在該庵正式舉爲臺灣第一次超度水陸亡靈大法會，並爲在家二衆傳授“叁皈五戒”，受戒的有６０多人。
(七)民國二十叁、四年(１９３４、１９３５)，大師第七次東渡臺灣，首先駐錫龍湖庵舉辦超度水陸亡靈大法會，法緣殊勝。之後，移錫臺南縣學甲法源寺，爲寺中住衆教授超度水陸亡靈法會儀規常識。
此外，還有值得一提的是，臺灣高僧賢頓法師年青時，曾于１９２５年到閩南佛學院求學，時大師爲閩南佛學院院長，對賢頓諸多關心。賢頓預科畢業後曾隨大師弘法深受器重。他于１９２８年要回臺灣臨行前，大師曾對他說與其有深厚的法緣。事先告訴他今後要傳一支法脈給他在臺灣流傳後世。但由于種種原因，以致長期以來未能實現大師的願望。一直拖到１９６３年，賢頓法師因參加臺灣佛教訪問團到東南亞各國訪問佛教界，而在訪問新加坡佛教界時，得到宏船法師的接待，賢頓才有機會將大師預爲告知之事提出與宏老商討。宏老聞悉之後，喜不自勝，認爲這段法緣，心須促其完成，否則，機會一失，將永留遺憾。最後約定于１９６４年請宏老到臺灣，代大師舉行傳法儀式。後因宏老寺務、法務以及各項事務太忙，不能分身赴臺，經商得廣義法師同意，改請廣義法師于１９６４年３月間，赍奉大師的法卷、衣缽，飛赴臺灣，並商請印順法師與白聖法師于同年４月５日，在臺北臨濟寺大雄寶殿舉行的傳法會上，代表大師將傳臨濟４８世的“正法眼藏”傳付給賢頓法師，使賢頓法師成爲中國佛教禅宗支系臨濟宗第４９世的法脈傳人，儀式極爲隆重，有僧俗各界來賓七八百人參加觀禮，頗極一時之盛。因此，大師的法脈遂得在臺灣傳衍，與臺灣佛教界結下不解之緣。此事直至目前，還在海峽兩岸與新加坡佛教界傳爲佳話。
從上所述，可知大師關心臺灣佛教的振興，應請到過臺灣北部的基隆月眉山靈泉寺和南部的高雄大崗山龍湖庵、超峰寺，以及臺南大仙寺、法源寺等五座道場傳教。其間到…
《甘露滋閩臺 法雨潤南洋——會泉大師生平述評(陳全忠)》全文未完，請進入下頁繼續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