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为风尚。１９２２年，先后剃度门徒宏扬、宏西、宏识、宏船、宏宣、宏念、宏圆、宏聪等。１９２３年，依大师为度师归入佛门为在家佛弟子的有数以千计，还有清修女(闽南俗称菜姑、斋姑、素姑)百余人。大师德望日高，声誉远播至菲律宾岷尼拉、缅甸仰光、印尼棉兰及星洲和台湾等地。同年秋季、协助转道、圆瑛和转物三位老和尚重兴泉州古刹开元寺。
１９２４年，大师时年５１岁。适当时厦门南普陀寺住持转逢和尚，将其师徒传承世袭制的寺宇，改作十方选贤民主管理的道场。会泉大师深孚众望，被推选为该寺第一任方丈。
大师上任南普陀寺方丈后，即大显身手。除了改建天王殿、新建功德楼和修筑放生池外，还引进了江南名刹的丛林修持方法。冬天则举行禅七而自行主持其事。例如讲开示，催跑香、大声唱、吃放参、打静坐、饮姜茶等，有声有色。夏天则举办讲经法会，在其座下参学的有不少精英，如福州之竹山、竹如，台湾之真常、妙吉，晋江之广箴、广心等法师，皆曾在其座下学习佛法。大师讲经时声音宏亮，口若悬河，滔滔不绝，深入浅出，引喻阐理，妙趣横生，谆谆善诱，使听众聆法忘倦，耳闻心悟，再加其法相庄严，和蔼可亲的风度，确实令人五体投地。故听经闻法的信众日多，使寺务蒸蒸日上，为南普陀寺开创了新局面，使之成为海内外名刹。大师还于１９２５年于寺中创办闽南佛学院，这在下面“办僧教育”项下将详为交代，此处从略。
另外，还有值得一提的是：１９２４年，大师入主南普陀寺时，曾协助圆瑛法师与转道和尚等创立泉州开元寺慈儿院，收容无依的孤儿。
１９２７年，大师担任南普陀寺首届方丈三年任期满后，推荐太虚大师继任住持兼闽院院长。
１９２９年夏，大师赴南安石井慧月精舍宣讲《大乘起信论》。并著作《大乘起信论科注》一卷传世。１９３１年，应泉州承天寺住持转尘和尚之请，在寺中宣讲《楞严经》听众百余人。广义法师等于其时从大师学习佛法。同年十月十七日，泉州开元寺转道和尚传戒，大师应聘为教授阿阇黎，因转道和尚法体欠安，故请大师为代说戒阿阇黎，受戒弟子一千多人。盛况空前。１９３２年，大师嘱妙释寺住持善契法师于寺中每星期日开办念佛法会，参加法会的有一千多人，大师每期往领众念佛与讲开示，法缘殊胜。以上所述，是大师外出参学回来后在闽南传教的概况。此外，大师还于１９２７年冬与常惺赴福州弘法。海军上将萨镇冰题写“大觉世间”匾额，以赠大师。
四、办僧教育 培养人才
大师创办佛教教育(简称僧教育)事业，得从其在泉州入主承天寺启谈起。１９１７年，大师鉴于泉州佛教徒(含僧俗佛弟子)佛学素质偏低。有必要首先普及一般佛教常识，然后再提高其水平。为此，大师于承天寺中创办“优昙初级学林”，僧俗兼收。有学员４０多人参加学习。此为大师创办僧教育，以培养从才之肇始。然而大师创办僧教育事业，并取得伟大的成就，则是在其入主南普陀寺后创为闽南佛学陀。现就大师创为闽南佛学院的概况分述于下：
大师于１９２４年住持南普陀时，还认识到创为僧教育是振兴佛教唯一为法，因此，他于１９２５年与转逢和尚创为了闽院，自已兼任院长。并聘请当时佛教名教育家常惺法师为副院长，主持教务。佛学课除常惺法师担任外，尚有数位名法师担任“经”、“律”课程。哲学与文学，均聘请厦门大学教授担任，教师阵容壮大，学僧济济一常。有时还邀请学术界之知名人士作学术专题演讲，以充实学员知识，俾其学成之后，在弘法中得有多方资料可引用，以辅助佛法之推进。大师有暇亦为佛学院兼授经论课程，开示法要，寺务与院务，两相兼顾。南普陀寺自创为佛学陀之后，国内外四方纳子，莫不闻名而来求学，声誉日隆，各方善信檀越争相拥护，其所造就人才，几乎遍布海内外，使南普院寺成为闽南佛教中心，备受海内外佛教界的赞叹。
值得一提的是大师具有高瞻远瞩的锐利眼光，他认为要为好佛学院，必须依靠具有佛学造诣高深及戒律精严的大德，才能培养出胜任荷担如来家业的僧才。因此，大师不以已德为恃，而是虚怀若谷，广罗佛门教育界精英，主持闽院教务。例如：初办闽院时，即首聘全国佛教名教育家常惺法师来闽院任副院长兼专修科主讲，前后二年，讲授了《摄大乘论》、《辩中边论》、《因明入正理论》、《成唯识论》等。由于常惺法师精心为理教务。闽院规模宏大，足与当时的武昌佛学院相媲美，成为国内佛教两大学府。
会泉大师在南普陀寺担任首届方丈任期三年满后。于１９２７年决意让贤，推荐太虚大师为继任住持，自己即效东林遗风退隐虎溪岩寺。其间曾助常惺法师在漳州创为“南山佛化小学”，僧俗兼收，委觉法师主持校务，瑞今、广徵为监院。
１９３２年，大师于虎溪岩寺设立楞严学会，从学者四十多人。当时有位世时居士闻法欢喜，发心皈依，并捐助数千元银圆修葺万石莲寺，大师派监院宏聪修整寺之雨华堂(即现今的念佛堂)１９３３年，大师时年６０岁，于万石莲寺开办“万石佛学研究社”，参加学习的有闽南、台湾及潮州、汕头等地的僧尼计６０多人。１９３４年，大师于佛学研究社讲授《楞严经》、《金刚经》、《普门品》、《阿弥陀经》、《大乘起信论》和《百法明门论》及唯识学等经论，以《楞严经》为主要科目。而在大师教授下成为佛门龙象者不乏其人，如后来赴南弘法的常凯和广义等名僧，皆为当时大师座下听经闻法的学员。
五、赴台讲经 传授仪轨
大师虽生长于大陆而大部分时间弘化于闽南与南洋。但大师亦曾鉴于台湾伽僧佛学水平落后，佛法衰微不振。故不辞劳苦，逢民国元年至民国二十三年(１９１２—１９３４)，曾先后七次应台湾佛教界人士的邀请，赴台湾基隆、高雄和台南等地开展弘法活动，其间或宣讲经论，或为僧尼教授佛教仪轨，或举为水陆法会，或传授在家二众戒法。为便于说明问题，现将大师历次赴台弘法经过情况归纳概述于下：
(一)民国元年(１９１２)冬，大师应台湾基隆月眉灵泉寺开山祖师善慧老和尚的邀请，首次赴台湾弘法。大师在善慧和尚举为的佛教研习会上宣讲《般若波罗密多心经》、《金刚经》听众多是当时文化第一流的人物，也有清末的秀才和举人。因此，大师多利用儒教的道理来诠释佛教的教理。且所用的课本是无垢了的注本。注解内容也是博引中国古代的学术。所以极受听众的欢迎。随大师赴台湾的还有其师弟会机法师。
(二)民国九年(１９２０)农历三月间，台湾高雄县大岗山龙湖庵住持永定法师亲至福建泉州承天寺迎请大师赴台湾弘法。大师率侍者宏亮(原文为宏隆，又注称宏良，但打个问号？经考证改为宏亮。因隆、良、亮三字的闽南言皆谐音——本文折者注)在永定法师的陪同下第二次赴台湾，驻锡龙湖庵宣讲《金刚经》，之后，移锡超峰寺讲解儒书《大学》听众都有一百多人。
(三)大约是民国十一、二年(１９２２、１９２３)之间，大师第三次赴台湾仍驻锡龙湖庵，宣讲唯识学、《心经》、《地藏经》，听众比前次更多，此次随大师赴台湾的还有会机法师。
(四)民国十七年(１９２８)，大师第四次赴台湾传教，初驻锡台南关仔岭大仙寺宣讲经论，后移锡龙湖庵宣讲《金刚经》、《地藏经》、《弥陀经》、《大乘起信论》等经论。此次因时间较长，听众除了本山住众外，四方闻讯前往听讲的甚多，可称法缘鼎盛。
(五)民国二十二年(１９３３)二、三月间，大师率其高足宏船法师第五次赴台湾高雄传教，驻锡大岗山超峰寺讲解《大乘起信论》、《金刚经》。并为寺中住众教授举为做水陆法会、拜万佛常识及念佛仪规等待。
(六)民国二十二年(１９３３)农历十月间，大师第六次赴台湾弘法，驻锡龙湖庵宣讲《地藏经》，并在该庵正式举为台湾第一次超度水陆亡灵大法会，并为在家二众传授“三皈五戒”，受戒的有６０多人。
(七)民国二十三、四年(１９３４、１９３５)，大师第七次东渡台湾，首先驻锡龙湖庵举办超度水陆亡灵大法会，法缘殊胜。之后，移锡台南县学甲法源寺，为寺中住众教授超度水陆亡灵法会仪规常识。
此外，还有值得一提的是，台湾高僧贤顿法师年青时，曾于１９２５年到闽南佛学院求学，时大师为闽南佛学院院长，对贤顿诸多关心。贤顿预科毕业后曾随大师弘法深受器重。他于１９２８年要回台湾临行前，大师曾对他说与其有深厚的法缘。事先告诉他今后要传一支法脉给他在台湾流传后世。但由于种种原因，以致长期以来未能实现大师的愿望。一直拖到１９６３年，贤顿法师因参加台湾佛教访问团到东南亚各国访问佛教界，而在访问新加坡佛教界时，得到宏船法师的接待，贤顿才有机会将大师预为告知之事提出与宏老商讨。宏老闻悉之后，喜不自胜，认为这段法缘，心须促其完成，否则，机会一失，将永留遗憾。最后约定于１９６４年请宏老到台湾，代大师举行传法仪式。后因宏老寺务、法务以及各项事务太忙，不能分身赴台，经商得广义法师同意，改请广义法师于１９６４年３月间，赍奉大师的法卷、衣钵，飞赴台湾，并商请印顺法师与白圣法师于同年４月５日，在台北临济寺大雄宝殿举行的传法会上，代表大师将传临济４８世的“正法眼藏”传付给贤顿法师，使贤顿法师成为中国佛教禅宗支系临济宗第４９世的法脉传人，仪式极为隆重，有僧俗各界来宾七八百人参加观礼，颇极一时之盛。因此，大师的法脉遂得在台湾传衍，与台湾佛教界结下不解之缘。此事直至目前，还在海峡两岸与新加坡佛教界传为佳话。
从上所述，可知大师关心台湾佛教的振兴，应请到过台湾北部的基隆月眉山灵泉寺和南部的高雄大岗山龙湖庵、超峰寺，以及台南大仙寺、法源寺等五座道场传教。其间到…
《甘露滋闽台 法雨润南洋——会泉大师生平述评(陈全忠)》全文未完，请进入下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