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本文上一頁佛學的世俗化特征。另一方面，面對末法佛教與普世佛法之間的二難處境，又使明末居士佛教思想表現出基于儒佛互補且更爲現實圓融的思想內容。明末居士佛教的儒佛互補在于儒佛互辨、儒佛共通，從而表現出學佛以知儒與學儒以知佛的完整性，由此晚明居士佛教轉歸關注佛法的本源性思想，注重返經明教的曆史還原，強調佛魔之辨而驅邪扶正。雖然晚明居士佛教尚未能如近代居士佛教一樣取得相對獨立的思想地位，但這並不能抹煞晚明居士佛教廣泛而深刻的社會影響。在某種意義下，可以說離開了明末居士佛教對佛教經世的強烈關切，就不可能完整地認識晚明佛教經世思潮的現實取向。
結合晚明佛教居士的修行觀念、佛教活動，晚明居士佛教主要體現出如下特點：
首先，護法情懷與救世理念相結合的現實取向。強烈的末世時代感與佛教末法意識，導致明末佛教居士或居士佛學充滿了現實的拯世意識與救法意識。所謂拯世，體現出明末居士佛學的社會關切；而所謂救法，則表達了明末居士佛教的信仰關懷。救世出于救法，而救法則是爲了現實拯世。晚明居士佛教理念所表現出挽末世、救末劫的雙重擔當，既是對儒學經世思想的幻滅，同時也是出于對佛法經世理念的信崇；既是對叢林佛教枯禅暗證之弊端的不滿，更是對重新喚起對佛法正信的關注，“示末法之儀的，起衆生之正信也。”。而晚明道學者的腐儒之學則無以擔當此任。回應于晚明社會思潮中道德經世的思想轉向，晚明居士佛教關注佛教的社會內容，藉此現實關切改變佛教的虛泛與狂蕩之學風。正是佛教經世的現實取向，使明末佛教居士關注佛學本身的正法與正信問題，倡導內外學並舉齊重，通過佛教經世來實現佛教救世之現實悲願。
晚明居士佛教同樣重視明太祖對佛教“暗助王綱、益世無窮”社會教化功能的肯認態度，充分意識到佛教興衰系于國運之隆盛的互動關聯，基于此一理念，護法居士錢謙益(1582－1664，號牧齋)與憨山德清都相信佛教法運與現實國運之間互爲相關。這種相關性具體表現爲二個方面：其一爲關注佛法經世的現實理念；其二爲藉政權振興佛法的居士運作。正基于此，雲棲、德清等叢林尊宿都極爲重視宋濂(1310－1381)《宋文憲公護法錄》對于末法法運的指導作用和現實效用，關注修道與治道、法道與王道、世道與出世之道之間的現實關聯，並特別強調居士在護持正法與維持國運兩方面舉足輕重的獨特功效，以此證明佛法經世並救世的現實理念，通過佛教居士藉政治權力護持法門振興。憨山德清曾對錢謙益開示說：“方今世道澆漓法門寥落之秋，非大力量人出，誰爲匡持？嘗謂世道在正人心，護法門在正知見，然正人心，必以正知見爲本。……”並明確提出：“藉世法以護持佛法，正要即世谛而證真谛”弘法利生的佛教理念，認爲“佛若不經世，決不在世間教化衆生。”而錢謙益亦每每追述宋濂之于明太祖、姚廣孝之于明成祖“佐二祖以章明佛乘”的典範性，視之爲佛教護法維教的“世之憲章”。錢謙益還深受憨山德清教示，不遺余力地倡導以教證法的重要性，強調經教開示的典範性與本源性，視佛法經教爲現實度生的本源正信。如德清開示牧齋說：“不知《法華》，則不知如來救世之苦心；不知《楞嚴》，則不知修心迷悟之關鍵；不知《楞伽》，則不辨知見邪正之是非。”明確表達了晚明佛教居士以經證心、以經證修、以經證行的護法情懷。
紫柏等晚明佛教叢林尊宿重視刻藏事業，而居士們則鼎力相助全力支持，視之爲護法護教的偉業。如晚明叢林護法錢謙益認爲刻藏之舉具有四善：一報佛恩，二拯末法，叁挽劫運，四知時節。他明確認識到，“挽法運即以挽世運，報佛恩亦以報國恩”，法運與世運休戚相關，視法運爲世運之中心；佛恩與國恩同體大悲，視佛恩爲國恩之表達。這既是明末佛教居士社會責任感與宗教使命感，責任來自現實，而使命則既來自現實，同時也出于曆史。對世間社會的具體認識，主張佛法與世法之間的相互貫通，使晚明居士佛教形成即佛即世、即世即佛的護法觀念。更進一步說，出世佛學即是現世人學，而現世人學亦即是出世佛學，從而把出世成佛與即世成人切實關聯起來，把宗教生命的自我成就與道德的自我完善結合起來。
晚明佛教居士視滅欲存理的宋儒說教爲窮途末日之說，轉歸對佛教的信仰皈依，或深究佛法義旨，或探明佛法本相，但終未免流露出現實的道德關切。晚明佛教世俗化進程是對佛教傳統修證觀念的變革，其主導內容即爲由山林佛教變爲人間佛教，並使人間佛教納入晚明佛教世俗化的現實進程。然而，佛教涉世之難，隱含著明末佛教經世理念的內在難題，即如何認識傳統山林佛教與人間佛教之間的界限。與此相關的一個敏感問題是，如何有效地處理或解決佛教與現實政治之間的相互關系問題。對于晚明佛教叢林來說，也就是需要回答如何實現由傳統的山林佛教轉向人間佛教的現實問題。紫柏、憨山德清等叢林尊宿所關注的佛教應世、佛教經世，即是針對此一轉向的現實思考。這裏還涉及到小乘佛教的隱世苦行與大乘佛教的普世度生的觀念轉變問題，涉及到對中國佛教傳統中出世佛教觀念的某種突破或超越。晚明佛教居士特殊的社會構成，使其佛學思想不可避免地表現出一種現實化的取向，從而與叢林思想中佛教經世思潮形成互動關聯。在此意義下可以說，晚明居士佛教乃是經世佛教的重要環節，同時也更可說明明末居士佛教的世間化、社會化內容。晚明居士佛教的世間化，更進一步說，其實也就是佛教經世思想的現實表達。通過神聖現實化、信仰人間化而成爲晚明佛教人文取向的集中體現，並對近代人間佛教、人生佛教産生了深刻影響。
其次，既重佛教之行，亦重佛教之文的明末居士佛教，表現出注重學理探求的知性取向。這一知性化傾向不僅直接促進了晚明居士佛學的形成，而且亦是晚明居士佛教融貫世法與佛法的具體表現。晚明佛教居士一方面以虔敬之心信奉佛教，參禅念佛，持戒修行，如袁宏道兄弟等人；另一方面則潛心深究佛學內典，主張反經以明教，如錢謙益、王肯堂等人。晚明佛教居士們並不滿足于“華梵交宣”的表面現狀，而是提倡文士注經，以文士之筆代僧人之舌，試圖進一步闡明佛教經典的通俗性與實用性。如焦竑對《楞嚴經》、《楞伽經》、《法華經》、《圓覺經》等等重要大乘經曾作“精解評林”；錢謙益晚年則致力于搜羅憨山大師的文集，並潛心撰述《首楞嚴蒙鈔》；而王肯堂則專攻唯識不涉他宗，著《成唯識論證義》，基于唯識學立場诠解佛教法相唯識學典籍；又如瞿元立“上溯諸佛，下逮宗門，撮其語要爲《指月錄》，盛行于世。”舉凡《金剛經》、《楞嚴經》、《心經》、及法相唯識諸論、禅林僧史等等，晚明佛教居士莫不涉及，都體現出晚明居士佛教的知性化取向，表達了信仰與智慧並重、知性與修行兼顧、護法與注經共舉的思想理念。
晚明居士佛教的知性化取向，既可理解爲護教式诠解，同時也體現了明末居士回歸佛教經典的曆史還原。融會貫通世學與佛法，其經典依據即出于大乘佛教本身。如《華嚴經·十地品》中說：“佛子！此菩薩摩诃薩爲利益衆生故，世間技藝，靡不該習。”《華嚴經》關注世間技藝和《法華經》涉俗利生的大乘旨趣，都爲晚明佛教居士博通世學提供了經典依據。當其時，晚明叢林講經解論風氣盛行，這也較大地影響到親近叢林佛教的居士的佛學取向。佛教居士的知識化取向擴展了佛教的思考視野，不僅體現出對“白衣說法而僧人聽”之佛說的現實理解，而且更使晚明佛教居士關注對本源佛法的思考。依據《華嚴》、《法華》等大乘佛教經典，把把佛教性家無我的宇宙觀及出世解脫的般若智慧融會貫通于世間學問之中，從而體現出世學與佛學並行的思想取向。
晚明佛教居士並沒有局限于佛法義理的思想探究，而是出乎其中超乎其外，致力于對時代佛教的，積極參與叢林的現實活動，體現了學以致用的現實取向。如瞿元立不遺余力地爲叢林方冊藏鼓吹呼籲，與王宇泰、袁了凡等九居士傾力扶助徑山藏的刻行。又如陶周望“晚而參雲棲宏公，受菩薩戒”，並與諸善友創放生會，通過放生儀式宣揚佛教重生尊生的宇宙生命倫理，不僅使佛教成爲廣大民衆易爲接受的宗教信仰，而且爲晚明居士佛教晚明佛教居士爲舊寺募疏重建，爲叢林僧人尊宿列傳撰銘，不僅爲後世保存並提供了許多明末佛教史料，而且充分表明了居士護法思想的多元取向，成爲明末佛教複興的重要組成部分。
據上所述，由知性與智慧並重的晚明居士佛學，對佛教實踐智慧的強調而走向現實致用的佛教路線。如果離開了衆多佛教居士的鼎力扶助，晚明叢林的佛教複興乃是無法想象和不可能成爲現實的。與明末佛教居士的世間身份相關，居士佛教的現實修行更加深化了世間關懷的社會內容，從而充實了晚明佛教經世思潮的現實內容。晚明叢林對經教言說的教化作用與功能的重視，在晚明佛教居士中産生了極大的思想影響，導致了晚明佛教居士注重經教，從而爲居士護法理念與救世情懷相結合、注重實踐修持功德提供了合理論證。
第叁，明末居士佛教注重實踐修持的功德化與信仰化所表現出的實用取向，進一步強化了晚明佛教的經世思潮。明末佛教居士修行觀所體現出關注現實功德的思想傾向，藉此回應于禅教歸淨的叢林思潮，不僅加強了晚明佛教從智慧走向信仰的思想轉向，同時還轉化爲修性與修身相結合的現世修行。因此可以說，佛教信仰化乃是晚明居士佛教的一大社會效應。注重信仰與關注知性探究，可以說是晚明居士佛教的二大明顯特點，也是明末居士佛教思想多元取向的重要表現。明末居士對佛教出世解脫因果信仰的強調，雖然被劉宗周指責爲佛教自私自利的表現，但在客觀上可救叢林參禅之失。鑒于參禅的時效性與階段性，晚明居士進一步把參禅的生命解脫與現世的生命關懷結合起來，試圖消解當時佛教叢林存在的各種禅病，以擴大佛教在廣大民衆中的地位與影響。
晚明佛教居士大都重視佛教因果解脫的信仰論思想，表現出把佛教的生死解脫智慧進一步信仰化的傾向，同時具有從智慧到信仰的思考進路。佛教心性智慧與佛教因果信仰結合的思想取向，一方面爲處于晚明叁教合流思潮下的佛教居士提供了思想依據，而且還爲大乘佛教涉俗利生的普世思想作出了現實選擇。如錢謙益曾引證佛典說：“應以善法扶助自心，應以法水潤澤自心，應以境界淨治自心，應以精進堅固自心，應以忍辱坦蕩自心，應以智證潔白自心，應以智慧明利自心”，把佛教悟修實踐引歸自心之功德，或者說是自心功德之善，表明了世間有爲功德與出世間解脫智慧之間的現實關聯。此一思想觀念，實爲叢林所持。如憨山德清曾明確主張說：“依一心建立萬行，以萬行還證一心，”認爲佛教六度萬行出于一心，把佛教修行歸于一心之修妄證真，“所言修證者，但以淨除自心之叁障，複還自心之本體，故名爲證，非離修外別有之證也，”在現實修行中實證佛教唯心之旨。修證的心性化與現實功德相結合的思想取向，使明末居士的佛教修行觀具體體現了晚明佛教的宗教化、信仰化傾向，並進一步導致了晚明佛教與民間信仰的合流。在此意義下，晚明居士佛教成爲佛教下貫民間、滲透世俗生活的重要環節，並與明清之際中國民間宗教的盛行具有千絲萬縷的思想關聯。
基于對晚明末世時代的判斷及末法佛教的切身感受，佛教居士們強調佛教的現實經世，關注個己道德的具體修行，把信仰落歸爲現實功德的轉向，推動了晚明佛教修行的道德化進程。晚明佛教居士普遍接受雲棲袾宏、聞谷廣印等編撰的佛教化的功過格，把佛教的解脫修行與世俗的道德完善相結合，同時更受到袁了凡“陰骘錄”的推波助瀾，表達了佛教修行與儒家倫理、道教勸善說教相互會通的道德傾向，把佛教出世因果信仰與世間的道德實踐結合起來，強調了以佛教解脫爲其內容的德性修行。晚明居士修行上的德性化取向，正是佛教經世務實思想的具體表達。通過智慧功德化、修證道德化，使佛教日益成爲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滲透到中國民衆的心理生命情感與人格構成。而晚明居士佛學不僅表現出慧業文人詩文、繪畫的性靈解脫，藉棲心禅悅而表達人生的審美感受與情懷體驗，感悟虛靈空妙的生命境界，而且同時也使佛教居士由精神審美境界轉歸關注現實的道德修行，落歸于現世的社會關切與人文理念。
晚明居士佛教人間化、經世化、社會化的實踐特征，表現出多元而多層次的思想內容，不僅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晚明叢林修行觀念上的局限性，促進明末叢林佛教經世思潮的展開與落實，而且有效地消解了晚明時期儒佛相濫的狂禅現象對叢林佛教現象的侵害。晚明居士佛教護法情懷與現實救世相結合，關注佛法義理的知性探究，注重道德修養的自我完善與宗教宗教信仰的自我成就，可以說是晚明居士佛教的叁大思想內容。盡管在晚明居士佛教中在對佛法的知性理解與佛教的信仰祈向之間表露出一種思想張力，在佛教出世解脫與世間關切之間體現出一種宗教二難，從而爲後世佛教的思想演進留下了許多思考空間。但晚明居士佛教現實經世的人文導向，卻成爲近代佛教走向人間佛教、世間佛教的重要階段。
《佛教經世與晚明佛教複興的人文取向(陳永革)》全文閱讀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