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佛学的世俗化特征。另一方面，面对末法佛教与普世佛法之间的二难处境，又使明末居士佛教思想表现出基于儒佛互补且更为现实圆融的思想内容。明末居士佛教的儒佛互补在于儒佛互辨、儒佛共通，从而表现出学佛以知儒与学儒以知佛的完整性，由此晚明居士佛教转归关注佛法的本源性思想，注重返经明教的历史还原，强调佛魔之辨而驱邪扶正。虽然晚明居士佛教尚未能如近代居士佛教一样取得相对独立的思想地位，但这并不能抹煞晚明居士佛教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影响。在某种意义下，可以说离开了明末居士佛教对佛教经世的强烈关切，就不可能完整地认识晚明佛教经世思潮的现实取向。
结合晚明佛教居士的修行观念、佛教活动，晚明居士佛教主要体现出如下特点：
首先，护法情怀与救世理念相结合的现实取向。强烈的末世时代感与佛教末法意识，导致明末佛教居士或居士佛学充满了现实的拯世意识与救法意识。所谓拯世，体现出明末居士佛学的社会关切；而所谓救法，则表达了明末居士佛教的信仰关怀。救世出于救法，而救法则是为了现实拯世。晚明居士佛教理念所表现出挽末世、救末劫的双重担当，既是对儒学经世思想的幻灭，同时也是出于对佛法经世理念的信崇；既是对丛林佛教枯禅暗证之弊端的不满，更是对重新唤起对佛法正信的关注，“示末法之仪的，起众生之正信也。”。而晚明道学者的腐儒之学则无以担当此任。回应于晚明社会思潮中道德经世的思想转向，晚明居士佛教关注佛教的社会内容，藉此现实关切改变佛教的虚泛与狂荡之学风。正是佛教经世的现实取向，使明末佛教居士关注佛学本身的正法与正信问题，倡导内外学并举齐重，通过佛教经世来实现佛教救世之现实悲愿。
晚明居士佛教同样重视明太祖对佛教“暗助王纲、益世无穷”社会教化功能的肯认态度，充分意识到佛教兴衰系于国运之隆盛的互动关联，基于此一理念，护法居士钱谦益(1582－1664，号牧斋)与憨山德清都相信佛教法运与现实国运之间互为相关。这种相关性具体表现为二个方面：其一为关注佛法经世的现实理念；其二为藉政权振兴佛法的居士运作。正基于此，云栖、德清等丛林尊宿都极为重视宋濂(1310－1381)《宋文宪公护法录》对于末法法运的指导作用和现实效用，关注修道与治道、法道与王道、世道与出世之道之间的现实关联，并特别强调居士在护持正法与维持国运两方面举足轻重的独特功效，以此证明佛法经世并救世的现实理念，通过佛教居士藉政治权力护持法门振兴。憨山德清曾对钱谦益开示说：“方今世道浇漓法门寥落之秋，非大力量人出，谁为匡持？尝谓世道在正人心，护法门在正知见，然正人心，必以正知见为本。……”并明确提出：“藉世法以护持佛法，正要即世谛而证真谛”弘法利生的佛教理念，认为“佛若不经世，决不在世间教化众生。”而钱谦益亦每每追述宋濂之于明太祖、姚广孝之于明成祖“佐二祖以章明佛乘”的典范性，视之为佛教护法维教的“世之宪章”。钱谦益还深受憨山德清教示，不遗余力地倡导以教证法的重要性，强调经教开示的典范性与本源性，视佛法经教为现实度生的本源正信。如德清开示牧斋说：“不知《法华》，则不知如来救世之苦心；不知《楞严》，则不知修心迷悟之关键；不知《楞伽》，则不辨知见邪正之是非。”明确表达了晚明佛教居士以经证心、以经证修、以经证行的护法情怀。
紫柏等晚明佛教丛林尊宿重视刻藏事业，而居士们则鼎力相助全力支持，视之为护法护教的伟业。如晚明丛林护法钱谦益认为刻藏之举具有四善：一报佛恩，二拯末法，三挽劫运，四知时节。他明确认识到，“挽法运即以挽世运，报佛恩亦以报国恩”，法运与世运休戚相关，视法运为世运之中心；佛恩与国恩同体大悲，视佛恩为国恩之表达。这既是明末佛教居士社会责任感与宗教使命感，责任来自现实，而使命则既来自现实，同时也出于历史。对世间社会的具体认识，主张佛法与世法之间的相互贯通，使晚明居士佛教形成即佛即世、即世即佛的护法观念。更进一步说，出世佛学即是现世人学，而现世人学亦即是出世佛学，从而把出世成佛与即世成人切实关联起来，把宗教生命的自我成就与道德的自我完善结合起来。
晚明佛教居士视灭欲存理的宋儒说教为穷途末日之说，转归对佛教的信仰皈依，或深究佛法义旨，或探明佛法本相，但终未免流露出现实的道德关切。晚明佛教世俗化进程是对佛教传统修证观念的变革，其主导内容即为由山林佛教变为人间佛教，并使人间佛教纳入晚明佛教世俗化的现实进程。然而，佛教涉世之难，隐含着明末佛教经世理念的内在难题，即如何认识传统山林佛教与人间佛教之间的界限。与此相关的一个敏感问题是，如何有效地处理或解决佛教与现实政治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对于晚明佛教丛林来说，也就是需要回答如何实现由传统的山林佛教转向人间佛教的现实问题。紫柏、憨山德清等丛林尊宿所关注的佛教应世、佛教经世，即是针对此一转向的现实思考。这里还涉及到小乘佛教的隐世苦行与大乘佛教的普世度生的观念转变问题，涉及到对中国佛教传统中出世佛教观念的某种突破或超越。晚明佛教居士特殊的社会构成，使其佛学思想不可避免地表现出一种现实化的取向，从而与丛林思想中佛教经世思潮形成互动关联。在此意义下可以说，晚明居士佛教乃是经世佛教的重要环节，同时也更可说明明末居士佛教的世间化、社会化内容。晚明居士佛教的世间化，更进一步说，其实也就是佛教经世思想的现实表达。通过神圣现实化、信仰人间化而成为晚明佛教人文取向的集中体现，并对近代人间佛教、人生佛教产生了深刻影响。
其次，既重佛教之行，亦重佛教之文的明末居士佛教，表现出注重学理探求的知性取向。这一知性化倾向不仅直接促进了晚明居士佛学的形成，而且亦是晚明居士佛教融贯世法与佛法的具体表现。晚明佛教居士一方面以虔敬之心信奉佛教，参禅念佛，持戒修行，如袁宏道兄弟等人；另一方面则潜心深究佛学内典，主张反经以明教，如钱谦益、王肯堂等人。晚明佛教居士们并不满足于“华梵交宣”的表面现状，而是提倡文士注经，以文士之笔代僧人之舌，试图进一步阐明佛教经典的通俗性与实用性。如焦竑对《楞严经》、《楞伽经》、《法华经》、《圆觉经》等等重要大乘经曾作“精解评林”；钱谦益晚年则致力于搜罗憨山大师的文集，并潜心撰述《首楞严蒙钞》；而王肯堂则专攻唯识不涉他宗，著《成唯识论证义》，基于唯识学立场诠解佛教法相唯识学典籍；又如瞿元立“上溯诸佛，下逮宗门，撮其语要为《指月录》，盛行于世。”举凡《金刚经》、《楞严经》、《心经》、及法相唯识诸论、禅林僧史等等，晚明佛教居士莫不涉及，都体现出晚明居士佛教的知性化取向，表达了信仰与智慧并重、知性与修行兼顾、护法与注经共举的思想理念。
晚明居士佛教的知性化取向，既可理解为护教式诠解，同时也体现了明末居士回归佛教经典的历史还原。融会贯通世学与佛法，其经典依据即出于大乘佛教本身。如《华严经·十地品》中说：“佛子！此菩萨摩诃萨为利益众生故，世间技艺，靡不该习。”《华严经》关注世间技艺和《法华经》涉俗利生的大乘旨趣，都为晚明佛教居士博通世学提供了经典依据。当其时，晚明丛林讲经解论风气盛行，这也较大地影响到亲近丛林佛教的居士的佛学取向。佛教居士的知识化取向扩展了佛教的思考视野，不仅体现出对“白衣说法而僧人听”之佛说的现实理解，而且更使晚明佛教居士关注对本源佛法的思考。依据《华严》、《法华》等大乘佛教经典，把把佛教性家无我的宇宙观及出世解脱的般若智慧融会贯通于世间学问之中，从而体现出世学与佛学并行的思想取向。
晚明佛教居士并没有局限于佛法义理的思想探究，而是出乎其中超乎其外，致力于对时代佛教的，积极参与丛林的现实活动，体现了学以致用的现实取向。如瞿元立不遗余力地为丛林方册藏鼓吹呼吁，与王宇泰、袁了凡等九居士倾力扶助径山藏的刻行。又如陶周望“晚而参云栖宏公，受菩萨戒”，并与诸善友创放生会，通过放生仪式宣扬佛教重生尊生的宇宙生命伦理，不仅使佛教成为广大民众易为接受的宗教信仰，而且为晚明居士佛教晚明佛教居士为旧寺募疏重建，为丛林僧人尊宿列传撰铭，不仅为后世保存并提供了许多明末佛教史料，而且充分表明了居士护法思想的多元取向，成为明末佛教复兴的重要组成部分。
据上所述，由知性与智慧并重的晚明居士佛学，对佛教实践智慧的强调而走向现实致用的佛教路线。如果离开了众多佛教居士的鼎力扶助，晚明丛林的佛教复兴乃是无法想象和不可能成为现实的。与明末佛教居士的世间身份相关，居士佛教的现实修行更加深化了世间关怀的社会内容，从而充实了晚明佛教经世思潮的现实内容。晚明丛林对经教言说的教化作用与功能的重视，在晚明佛教居士中产生了极大的思想影响，导致了晚明佛教居士注重经教，从而为居士护法理念与救世情怀相结合、注重实践修持功德提供了合理论证。
第三，明末居士佛教注重实践修持的功德化与信仰化所表现出的实用取向，进一步强化了晚明佛教的经世思潮。明末佛教居士修行观所体现出关注现实功德的思想倾向，藉此回应于禅教归净的丛林思潮，不仅加强了晚明佛教从智慧走向信仰的思想转向，同时还转化为修性与修身相结合的现世修行。因此可以说，佛教信仰化乃是晚明居士佛教的一大社会效应。注重信仰与关注知性探究，可以说是晚明居士佛教的二大明显特点，也是明末居士佛教思想多元取向的重要表现。明末居士对佛教出世解脱因果信仰的强调，虽然被刘宗周指责为佛教自私自利的表现，但在客观上可救丛林参禅之失。鉴于参禅的时效性与阶段性，晚明居士进一步把参禅的生命解脱与现世的生命关怀结合起来，试图消解当时佛教丛林存在的各种禅病，以扩大佛教在广大民众中的地位与影响。
晚明佛教居士大都重视佛教因果解脱的信仰论思想，表现出把佛教的生死解脱智慧进一步信仰化的倾向，同时具有从智慧到信仰的思考进路。佛教心性智慧与佛教因果信仰结合的思想取向，一方面为处于晚明三教合流思潮下的佛教居士提供了思想依据，而且还为大乘佛教涉俗利生的普世思想作出了现实选择。如钱谦益曾引证佛典说：“应以善法扶助自心，应以法水润泽自心，应以境界净治自心，应以精进坚固自心，应以忍辱坦荡自心，应以智证洁白自心，应以智慧明利自心”，把佛教悟修实践引归自心之功德，或者说是自心功德之善，表明了世间有为功德与出世间解脱智慧之间的现实关联。此一思想观念，实为丛林所持。如憨山德清曾明确主张说：“依一心建立万行，以万行还证一心，”认为佛教六度万行出于一心，把佛教修行归于一心之修妄证真，“所言修证者，但以净除自心之三障，复还自心之本体，故名为证，非离修外别有之证也，”在现实修行中实证佛教唯心之旨。修证的心性化与现实功德相结合的思想取向，使明末居士的佛教修行观具体体现了晚明佛教的宗教化、信仰化倾向，并进一步导致了晚明佛教与民间信仰的合流。在此意义下，晚明居士佛教成为佛教下贯民间、渗透世俗生活的重要环节，并与明清之际中国民间宗教的盛行具有千丝万缕的思想关联。
基于对晚明末世时代的判断及末法佛教的切身感受，佛教居士们强调佛教的现实经世，关注个己道德的具体修行，把信仰落归为现实功德的转向，推动了晚明佛教修行的道德化进程。晚明佛教居士普遍接受云栖袾宏、闻谷广印等编撰的佛教化的功过格，把佛教的解脱修行与世俗的道德完善相结合，同时更受到袁了凡“阴骘录”的推波助澜，表达了佛教修行与儒家伦理、道教劝善说教相互会通的道德倾向，把佛教出世因果信仰与世间的道德实践结合起来，强调了以佛教解脱为其内容的德性修行。晚明居士修行上的德性化取向，正是佛教经世务实思想的具体表达。通过智慧功德化、修证道德化，使佛教日益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渗透到中国民众的心理生命情感与人格构成。而晚明居士佛学不仅表现出慧业文人诗文、绘画的性灵解脱，藉栖心禅悦而表达人生的审美感受与情怀体验，感悟虚灵空妙的生命境界，而且同时也使佛教居士由精神审美境界转归关注现实的道德修行，落归于现世的社会关切与人文理念。
晚明居士佛教人间化、经世化、社会化的实践特征，表现出多元而多层次的思想内容，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晚明丛林修行观念上的局限性，促进明末丛林佛教经世思潮的展开与落实，而且有效地消解了晚明时期儒佛相滥的狂禅现象对丛林佛教现象的侵害。晚明居士佛教护法情怀与现实救世相结合，关注佛法义理的知性探究，注重道德修养的自我完善与宗教宗教信仰的自我成就，可以说是晚明居士佛教的三大思想内容。尽管在晚明居士佛教中在对佛法的知性理解与佛教的信仰祈向之间表露出一种思想张力，在佛教出世解脱与世间关切之间体现出一种宗教二难，从而为后世佛教的思想演进留下了许多思考空间。但晚明居士佛教现实经世的人文导向，却成为近代佛教走向人间佛教、世间佛教的重要阶段。
《佛教经世与晚明佛教复兴的人文取向(陈永革)》全文阅读结束。